有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发的，她在老家邻省一家上市公司实习。她的工作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签完三方协议，假期直接过去边培训边上班的。她说那边公司人事跟他谈话，说原本应聘的岗位人员已经满了，他要是能接受调岗就重新分配岗位，要是不能接受调岗就解除三方协议。那家公司是一家很早就成立的制造业上市公司，10月份就在学校开宣讲会，待遇很优厚，去的人也很多，400多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还有很多在门口旁听的，我同学就是那个时候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终于拿到的offer。
现在她在那边差不多呆了一个月，却被告知要调换岗位，而且换的岗位跟她专业一点不相干，也是一个很边缘的岗位。她当然不愿意，但是公司也很强硬，不服从调换就要走人；给学校招生办的老师反映情况，那些酒囊饭袋要么推脱，要么告诉自己的学生妥协，甚至还说说：不要得罪那家企业，不要把学校和企业的关系搞僵。学校给的补偿就是多给一份三方协议！这种擦屁股都嫌纸硬、装包里还占地方的狗屁协议要它何用！
因为那家企业是跟学校合作好几年的老伙伴，每年为学校解决几十个就业名额。现在她一个人身在外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求助谁，病急乱投医找我帮忙。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学校为了就业率，如此的不负责任、如此厚颜无耻。遇到这样的学校和领导，就像离巢的鸟儿被猎人打伤却又遇上野狗一样。
我打电话过去，第一次没人接听，我立刻开始紧张，第二遍响了很久她终于接了。她的声音低沉，许是刚哭过许是正在哭。一个人背进离乡，又遇到那样的事情，任是哪个尚未走出校门的人都会哭。我能给她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安慰和鼓励，电话里她说想先回家，我建议她先找当地的劳动局调解一下。我们聊了很久，告诉她我在广州，但是没告诉她我刚来广州那段兵荒马乱的经历。她说：我很佩服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
我只能站在心底苦笑，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学的专业虽然也是省重点专业，但是地处内陆深处，外贸公司少之又少，狼多肉少，哪里能轮到我呢？我们都是平常家庭的孩子，一直照着书里说的发奋学习，考上好大学，在学校里品学兼优、爱护集体、帮助他人，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敢犯一点错，不敢有丝毫怠慢。生怕由于自己的懒惰或是疏忽影响以后的工作。我们所求不多，只想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再让父母操心，可即便这样的愿望，也是奢侈。
后来她联合了另外的三个同学，一起去劳动局交了材料，然后被告知等消息。闹到这样的地步，再回去上班是不大可能了，他们想能报销来回的车费就知足了。损失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算是交学费了。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我们都是受过一整套优质教育的大学生，我还在大学辅修了法律课程，参加了司法考试，可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如何跟这些手握权力的阶层较量；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想着她每学期都是拿一等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却受到这样的待遇；原来的学校、老师是我们的后盾，所以只凭着有学校盖章的一张纸，我们便喜滋滋的任由人领走。可是临到头，学校却采取这样的态度，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人倒打一耙一样。我知道安慰是多么苍白，可是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力的事情。
刚走出校门的我们，要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要么在职场的勾心斗角里从不知所措。每句话都要思考再三才敢说，甚至有时候完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而人家只是心领神会的对着我笑笑，不解释，不介意，不在意。这样的环境里，每天上班都觉得疲于应付。秘书小妹讲的很多八卦之类都是无关痛痒闲话，不过是让我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不那么尴尬。真正关乎利益的东西，我们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她不说，我不问，免得两个人都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