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乘坐大卡车来南岗火车站接人。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孩子，凯丰格外激动。尤其是看到王茜怀里的何亮，他一把抱过，不停地亲吻着。凯丰离开延安时，何亮还没有出生，想想自己离开延安后王茜所受的苦累，凯丰十分内疚地说：“别怪我没有关照好你。”
王茜鼻子一酸，心里一热，眼泪就流了出来。她能听到凯丰说出这种话，很是难得。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凯丰不肯随便开口，更不肯轻意向人吐露心声，包括他的亲人在内。有这句话，王茜养育儿女的一切艰辛和烦恼也就被抛到脑后去了。
凯丰与吴德明等一一握手后，抱着何明、何亮，亲切地招呼着女儿说：“明清，走吧，我们回家去。”
凯丰住在哈尔滨南岗区的龙江街上。这条街实际上是一条大一点的胡同。这里驻扎着东北局的大部分机关。林彪夫妇、陈云夫妇、李富春夫妇、张闻天夫妇、罗荣桓夫妇、林枫夫妇、高岗夫妇、后来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夫妇也住在这条街上，并在这里办公。
凯丰和家人所住的这户人家的户主姓傅，是马家沟比较富裕的人家，有很多房屋出租。他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在市政府工作。
吴德明、韩玉霞和警卫员李顺清依旧分配在凯丰身边工作。
吴德明到了东北后，为什么还能留在凯丰身边，不再要求去前线？吴德明说：“一是那时东北局势很严峻，敌特暗杀、破坏经常发生，首长安全保卫必须加强。二是那时我很单纯，跟凯丰同志久了感情太深。刘少奇同志当时虽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大领导，但因跟他时间不久，不熟悉领导的生活习惯，只想跟在老领导身边。”
吴德明说：“凯丰同志宽宏大量，从不对同事和下级发火。在延安，刚到凯丰身边工作时，有一次为他倒洗澡水，木盆没把水装住，结果把窑洞的地面都打湿了，让凯丰洗不成澡，办不了公。因为窑洞既是凯丰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我吓得不敢见他的面。凯丰同志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笑着对我说：‘你年纪小，没做过家务，如果这时你还在家里，还是母亲给你倒洗澡水呢。不要紧，实践出真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样倒洗澡水的。我告诉你，木盆里的水为什么会漏掉呢？现在是夏天，干燥的气温早把木盆烤裂了，水放进去，还不是烂篓子装泥鳅一样，走的走溜的溜吗？你应该在没倒洗澡水之前，先将木盆放在水里浸泡一会，让木板膨胀起来，将木盆的缝隙挤紧，这样才能让热水规规矩矩待在木盆里。’我听了他的指教，以后就照他教的法子做了。一九四七年春天，苏联给了我们一批苏式吉普车，分给每位首长一台。我对开车很感兴趣，就悄悄学了起来。就像小孩刚刚学会爬就想走一样，有一天，我开车去松花江边兜风，结果把一个工人师傅撞倒了，差点撞进江里。师傅住到卫戍区医院后，凯丰同志没有批评我，专门到医院看望师傅，向师傅赔礼道歉，还给了师傅慰问金。一九四七年冬，凯丰同志的小车由吉普车换成卧车。一次，我开他的车进库，因为方向没把准，撞到墙上，把汽车的油箱撞坏了。汽车一时修不好，害得他只能坐大卡车去开会。我爱人韩玉霞埋怨我，说我耽误了首长的工作。我以为这一次凯丰同志一定不会原谅我。当我写好检讨，送到他手里，请求处分时，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了下我的检讨说：‘学车就像学走路一样，跌了一跤，用不着这么严肃对待这事。就怪苏联老大哥的油箱钢板太薄了，不然汽车是不会开不动的。你说是吗？’凯丰的大度和幽默大出我的意料。凯丰同志说：‘学开车是好事，将来在战场上，在建设中，肯定能派上大用场。只是驾驶时要小心谨慎，尤其在大城市，人多车多，开不好就会出大事……’”
吴德明对凯丰体谅和关怀下级的评说，秘书董连璧也给予了认同。
二○○七年董连璧七十九岁，离任时为辽宁省体委主任，退休后住在沈阳干休所。他说：“凯丰同志牙齿不好，用不得硬毛牙刷。有一次，他叫管理员为他买一只软毛牙刷。可交代好几天，也不见管理员把牙刷买回来。那天我正准备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却焦急万分跑到我这里，问我沈阳市哪有羊毛牙刷。我这才知道，管理员还在为凯丰同志找牙刷呢。我想，再软的牙刷也不至于用羊毛做，就问管理员是不是把话听错了。管理员满头大汗说没有听错，凯丰同志要的就是羊毛牙刷。我去问凯丰同志。凯丰同志听了‘扑’的一笑说，不是羊毛牙刷，是软毛牙刷，是管理员听错了。其实管理员真没听错，是凯丰同志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加上镶有假牙，把‘软’说成‘羊’了。管理员敬畏领导，当时不敢多问，因此耽误了采购时间。凯丰同志知道原因后，没有批评管理员，而是作着自我批评说：‘看来我的萍乡普通话跟张国焘一样，说不好，这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仗的时候，如果传错话，那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连璧同志，你和管理员是北方人，今后要多多给我纠错，不用怕。’”
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延安，还是东北，对中央领导的称呼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笔者认为他们有些古板，因为在记述他们的原话时，作者要增写好多文字。看看当今，有几个人对上级不是以“书记”、“部长”、“省长”、“市长”相称？副职通通不带“副”字，一律以正职相称，唯恐不恭冒犯了领导。有的甚至将领导称做“老大”、“老板”、“头”……可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名字后面加“同志”的称呼，是那个时代的严格要求。你若称他们的职务，他们会批评你。工作人员说：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他们还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现在能继续这样称呼首长，相信首长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忘记首长当年的教导啊。
三十八、拂晓中的哈尔滨
逃进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和潜伏在城市里的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时，开始在解放区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暗杀。
哈尔滨的形势最为严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在一次赴约中，误入国民党特务窝点，喝了女特务孙恪龄的茶水后中毒，被三名手持短刀的特务连刺七刀，当场死亡。
林枫的警卫员陪同林枫去南岗铁道俱乐部看戏回来，被特务的子弹击中右臂。
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花江地区，先后有一百五十四名干部被杀害。
整排的苏联红军战士被打死。
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特务开膛剖腹，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
敌人的疯狂进攻一时间搅得人心惶惶。
为了安全起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局机关家属一度搬到总部后方的佳木斯市，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回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因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指挥部队，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林海雪原中深入剿匪，在夜幕下的哈尔滨里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凯丰，与东北局其他领导一道，在调查摸底清楚后，指挥部队迅速出击，处决了作恶一方的张作霖时代的大汉奸、恶霸姚锡九、李九鹏，捕获了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和大特务李明信，平息了八月二十日准备在哈尔滨进行的大暴动。这些行动为稳定东北局势，震慑敌对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凯丰经常去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次去北安省调查时，在火车上，他被一双有劲的臂膊抱住。
凯丰一看，抱他的竟是何长工！凯丰为在东北见到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激动得跳了起来。
凯丰与何长工分别很长时间，知道他现在任职军政大学校长。一阵寒暄过后，凯丰就说：“长工同志，东北要干部，将来全国解放更需要干部，你的任务很重啊。”
何长工说：“是啊，百废待兴，纲举目张，干部是决定因素。凯丰同志，你是宣传部部长、大理论家，有时间给我的学员讲讲课怎么样？”
凯丰说：“就怕难当此任啊。”
何长工说：“宣传部部长都讲不好课，你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什么？”
“这……哈！”凯丰和何长工都笑了。
凯丰欣然应何长工之请，去军政大学讲了课。
直到今天，那些听了凯丰报告的学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依旧流露出对凯丰醍醐灌顶似的报告的敬佩。凯丰以《学习贯彻（七七决议）》为题，结合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以及在东北农村调研的成果，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当他以《七七决议》最后一段话作为报告结束语结束演讲时，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凯丰高亢地说：“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就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董连璧回忆说：在当时，能请凯丰作一次报告，真是莫大的荣幸。
王茜是位胆小而又文弱的女性。进哈尔滨之前，她经常听到和见到土匪对革命干部的极端残忍行为。因此凯丰每次外出，她不但要反复叮嘱小心，而且亲自检查警卫员的枪支子弹上膛了没有。每天夜里，凯丰不回到家，她绝不上床睡觉。
韩玉霞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冬天一个冰雪夜晚，凯丰从乡下回来，又去督促有关单位给群众供暖，直到凌晨还没有回家。王茜由韩玉霞陪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屋外，焦急不安地等凯丰回来。等到后来实在放心不下，她带上全副武装的吴德明，在城里四处寻找。天将破晓，当看到凯丰正在工人中间嘘寒问暖时，走了好几个小时的王茜终于瘫倒在雪地里。
回到家里，凯丰一边脱棉大衣，一边埋怨王茜说：“为什么要这样玩命？”
王茜接过大衣，挂往墙上说：“你才玩命呢！下了一天乡，连晚上都不回家。”
凯丰说：“十年军阀混战、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现在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啊。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你看看，林彪、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林枫等同志，哪个不是枕戈待旦、夜以继日地战斗着、工作着？”
王茜接过吴德明端来的一盆热水，蹲下地去，为凯丰脱下满带雪水的靴子，将他的双脚放进热水盆里，说：“你总是有理由，如果以后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我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外面太乱，我要为你挡一挡敌人从暗地里射来的子弹。”
凯丰一愣，睁大了眼睛望着王茜。
如果说盆里的水烫热了凯丰的双腿，那么王茜的话语更温暖了凯丰的心窝。
凯丰伸出手，为王茜扫着头上的积雪。当他的手抚到她柳叶眉下的伤疤时，停住了。
王茜抬起头，知道凯丰又在内疚自己和廖似光之间发生的那场不愉快的婚变，于是说：“不知道廖大姐现在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样？”
凯丰的手在王茜的伤疤上轻轻地摩挲着，没有说话。
王茜说：“我对不起她。在白区，在长征路上，她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我不知道以后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凯丰叹了口气说：“都成往事了，别提它，我们只要好好地工作。”
王茜说：“我一定照顾好你，不使廖大姐失望。我要让廖大姐在全国解放后，再看到你时，你没有失去一根头发，全身的病全都治好了。”
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可愿望要得到实现，需要经过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测的曲折过程。有的愿望，往往就破灭在实现愿望的中途上。王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四七年七月，凯丰带着李士彬、吴德明，由李顺清领着一个警卫班警卫着，前往北安省（现在齐齐哈尔东南）调查土地改革情况。王茜要跟着去。
凯丰吩咐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好孩子。”
王茜要争辩，凯丰没让她开口。
王茜只能忧郁地望着凯丰走出家门，登上火车。
下乡不到半个月，凯丰接到紧急电话。电话说，王茜因为担心凯丰会遭土匪袭击，心情过于紧张，突发精神病，现在谁也控制不了她，她说她一定要亲眼看到凯丰安全回来。
在王茜的家族中，上三辈没人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匪患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由此可见，王茜对凯丰爱有多深，情有多重。
王茜患精神病后，经哈尔滨、沈阳等各大医院治疗都没能治好，恢复不了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何明、何亮去医院看她时，她把兄弟俩锁进柜子里，并持水果刀，指着吴德明等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带走，说土匪要杀害老革命的后代。韩玉霞带着两个孩子睡觉，常常深更半夜被王茜吵醒，说特务来了，叫她赶紧带孩子转移。
韩玉霞说：“凯丰忙工作时，王茜经常去楼上办公室，为凯丰当‘警卫’。有时突然叫凯丰赶快走，说敌人马上就到，吵得凯丰无法工作。久而久之，两人发生了争执。有一次，凯丰不小心还把王茜从楼梯上推滚到了楼下。”
东北局领导见凯丰无法静心工作，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让王茜长期住在沈阳医院，由辽宁省委派专人护理。
王茜的疾病在东北治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治好，一九七三年病逝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