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协助领导整风运动
一九四○年十一月，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凯丰和秦邦宪回延安。
凯丰离开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一职由董必武继任，秦邦宪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孔原继任。
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五里处的山沟里。山沟的北坡上，从里到外挖了不少窑洞，南面是延河。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职工、妇女、青年等工作委员会都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在这些窑洞里作息。凯丰和家人住在新挖的两孔窑洞里，离毛泽东所住的三孔窑洞很近。窑洞中的的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双人木板床和桌椅板凳。
一九四一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张闻天），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凯丰兼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
王明在党内右倾或“左”倾的统治的结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定，为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扫清了障碍。
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张闻天曾多次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仍然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张闻天很知趣，从那时开始，便渐渐地将总负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凡是重大的事，都让毛泽东拍板。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他也有意地安排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张闻天让政治局成员众星拱月一样趋向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已经确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在全党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百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七月和八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项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和秦邦宪等作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李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加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惨重。这是因为他们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望了眼会场，心里充满喜悦，因为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听他报告。
毛泽东就希望看到这个效果。因为这次会议上，他要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定一个基调，否则，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会对自己的问题轻描淡写、遮遮掩掩。
毛泽东把脉看病一样，有理有据地分析主观主义的遗毒，认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在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毛泽东在指出问题的要害之后，立即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他说，首先要在理论上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一套彻底打碎；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要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任务，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业务；在延安要召开一个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最后说：“两个主义要打倒，但是要把犯过错误的人留下。”
张闻天在毛泽东的报告后第一个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报告。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我党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导致我党的损失与失败是非常惨重的。作为共产国际派回的中央领导，遵义会议之前我虽然没有负主要责任，但开始时我是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的真心拥戴者，唯他的马首是瞻。我要承担很重要的责任……”
秦邦宪也走上台去，作了检讨，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个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遵义会议前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跟稼祥、王明同志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对的，只不过我们是洋教条，李立三是土教条。我们是洋教条反土教条。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回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之后，我才真正感到我在这个时期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会议记录记载，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秦邦宪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还在作着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是怎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也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到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了一推：‘请别的同志担任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在谈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时，秦邦宪说：“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了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秦邦宪很坦率地讲到个人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他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的最后一次。”
王稼祥、李维汉、任弼时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尽管不少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但在涉及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时，与会者的认识不统一，比较多的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它。
特别是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中央握有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实际“一把手”，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反而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上发言时，他振振有词地说：“……六届四中全会有错吗？简直笑话！那次会议至少反掉了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严重路线错误，这功劳还小吗？不反掉立三路线，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我看要检讨错误，应该检讨抗战以来中央路线的错误，这段时间来的路线才是错误的……”
毛泽东见王明顽固不化，就问：“王明同志，你说抗战以来的路线有错，请你说说它错在哪里？”
张闻天看不惯王明这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做派说：“对，王明同志，你说错在哪里？”
王明看了眼张闻天，不屑一顾地说：“我在这里说话方便吗？不方便！要说我们到共产国际去说，去斯大林同志那里去说。打官司就得到莫斯科去打！”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王明同志，你以为现在去共产国际打官司你还会赢？你这种态度非常有问题！”
“问题？”王明“嘁”的一笑说，“我看你老毛才有问题！听一些同志讲，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要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到会的人是怎么表态的？多数人表示，同意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这结论就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你毛泽东那时难道没有表态？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位子坐稳了，要翻过去的老案？”
经王明这么一提，当年参加了沙窝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军事路线错误的同志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明，认为王明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毛泽东没有想到王明会来这一手，会以这种手段吸引与会者的目光。
是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曾经发言，要彻底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错误。可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承认，刘少奇当时提出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可见刘少奇确是个洞若观火的中央领导。可刘少奇刚从白区回来，对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注意到。毛泽东认为，在长征路上清算王明路线为时过早，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去触及决策中心的敏感问题，势必波及相当部分人，搞不好会闹出大乱子。在那时，只能谈军事路线，因为军事路线就涉及“三人团”里的三个人，而“三人团”还就是李德最顽固。提“三人团”的错误，大多数与会者都好接受。而解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也正是当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否则，中央主力红军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触及政治路线，只说军事路线是错的。至于在沙窝会议上，为什么不同意张国焘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同意张国焘所认为的中央政治路线失败了，那么，从江西来的人都有责任，“败军之将何言勇？”“成者王侯败者寇！”那样一来，中央领导就得拱手让位，就得让握有八万虎狼之师的“胜利者”张国焘来执掌中央最高领导权。
一句话，那时如果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错误，张国焘就是看着鹬蚌相争的渔翁！
现在，张国焘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六届四中全会的遗毒还在，正是清算的大好时机。王明这时以沙窝会议多数人形成的共识来做文章，不但暴露他对所犯错误不承担责任的恶劣态度，而且还暴露了他企望将一些跟他犯过同样错误的同志拉到他身边去的小伎俩。
毛泽东感到，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整风运动将成“鸭背上泼水”的态势。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王明同志，现在看，不帮你把错误的严重性认识清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建议，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时间要延长，不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决不收场！”
王明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有病，我要去医院治病，少陪！”说完，一扯衣摆，大摇大摆地向窑洞口走去。
张闻天大声提醒说：“王明同志，你别错上加错！”
王明很是不满地瞪了眼张闻天，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十一、提出整顿“三风”
一九四二年一月，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担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带队前往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张闻天这时的请求，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因此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的神符、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几十个村子，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调查工作之细微，到了对牲口拉出的粪便的组成成分都进行了细致分析的程度。
张闻天的离开是明智的。
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工作的侧重点一直在党的理论宣传方面。王明倒台后，张闻天在党内，就依旧存在共产国际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洋理论方面的影响，他不走，不利于毛泽东放手领导整风运动。张闻天曾听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过人。毛泽东说，一切听任共产国际的就是洋教条；“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连肥田都肥不了”。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想通过整风运动，把党的思想统一在他的“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做法是正确的。
张闻天走后，凯丰代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能在张闻天走后担任宣传部部长，这与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深刻、宣传工作经验丰富、文化教育行家里手有关。而更主要的是，遵义会议之后，他在参与一系列党的重大决策时，都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践行了自己在遵义会议后威信会议上“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的承诺和誓言。
漫长的冬天已经快走到尽头。
但黄土高原上延安城的山顶、洼地，依旧残留着冰碴和雪团。寒冷的风从西北方刮过来，直灌人的领口和袖管，冷得叫人直打寒噤。
凯丰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走上刚刚建成还没来得及粉刷的中央大会堂的舞台上。
舞台上立着一个讲台，讲台刚做好，还没来得及油漆，非常白。
作为会议主持人，凯丰望了眼整个会场。
会场坐满了人，呈现一片灰蓝色，与会者全穿着八路军军服。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坐在最前排。他们的左右和背后，簇拥着延安所有的军队、地方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