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对错误根源的检讨中还说：“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万里长征中所受到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对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足。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以发展……因此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尽管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但检讨时依旧遮遮掩掩，只触及皮毛，希图应付过关。
二月二十七日，凯丰写了一篇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以层层剥笋的文法，以犀利的笔调，以三万字的篇幅列出十三个问题，系统总结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历数了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合这一过程中的种种错误，以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这十三个问题是：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二、军事战略问题；
三、南下北上的问题；
四、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
五、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六、根据地问题；
七、肃反政策问题；
八、党的建设问题；
九、民族问题；
十、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十一、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十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十三、党的统一问题。
这十三个问题，无疑是打向张国焘的十三发重磅炸弹，给张国焘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以致命一击。
凯丰以大河截流的方式，在列举十三个问题后戛然顿笔，写道：“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是中国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同志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自己的错误。他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凯丰深挖了国焘路线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明确地说：“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一、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二、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一、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二、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与他的狭隘经验论相联系；三、与他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凯丰在文章中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张国焘，应该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党和红军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
尽管凯丰当时对张国焘的批评言辞激烈、态度严厉，但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这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张国焘问题的结论完全一致。
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五十六人。
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批。
面对会场上的全体人员，久经岁月沧桑的张国焘迎着大家关注的目光，背靠在木椅子上，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工作。之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讨。他说：关于我的错误，前次在《从现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里已经讲过，但觉得不够。我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中央的错误。在鄂豫皖工作期间，路线是正确的，但错误也不少，没有巩固政权的观念，因此发生了失败的后果，开始在肃反中发生“左”的错误。在反第四次“围剿”中，以为国民党军队是“偏师”，发生“左”的观念，影响到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肃反错误是进一步发展，一直到陕北。在川陕苏区时期，一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在城市政策中，发生“左”的现象，肃反错误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党内形成家长统治。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由于对民族运动估计过低，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怀疑北上方针，发生向西退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由于军阀主义等的错误，发生反抗中央的表示，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以后就南下，南下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党、反中央，而且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发生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张国焘虽然笼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确凿事实上，却又为自己进行辩解。
彭德怀、贺龙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他们从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问题、肃反政策、群众运动等方面，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长期受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部分四方面军干部，说到自身受到的迫害时，有的人声泪俱下。
在批判张国焘时，贺龙的表现最突出。他不时用握着烟斗的右手敲着桌子，指着张国焘猛批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物？”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言认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西安事变我们接到捉到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有战略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看不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做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就会打起来的。
三月三十一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对革命估计不足，以为反动时期又到来了，夸大敌人的力量。他的军阀土匪主义首先表现于在军队中个人的独裁制度，因此反对他而忠于党的同志就被“肃”掉了。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不同，是为保障个人统治的。其次他是标准的“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与他会合时，他一看到我们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的手段和阴谋就都来了。后来发展到公开要书记当，要总政委当。可见他是军权超出了一切。
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历数了张国焘九大错误，决定暂时保留其党籍，给张国焘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批评张国焘期间，凯丰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章，并积极地参加了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
为了发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的错误，凯丰多次主持小会议，作启发式发言，引导与会人员对张国焘进行批判。
那些不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听了凯丰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介绍，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纷纷诘问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你们乱杀过人吗？”
“私自打过土豪吗？”
…………
在诘问者看来，张国焘既然犯有军阀、土匪主义的错误，所带领的军队自然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忍无可忍，他们认为，这是对四方面军干部的侮辱。有人拍案而起，对凯丰提出抗议说：
“凯丰，你如果再召开这样的会议，我就离开会场！”
“我们决不受这窝囊气！”
…………
会场内出现了严重的争辩局面。
“啪！”凯丰一掌拍在桌子上，问：“怎么，拒绝接受批判教育是不是？告诉你们，没有同张国焘划清界限，就得接受批判！”
会场鸦雀无声了。
原四方面军第四军的政治委员王建安，对凯丰把他跟张国焘划在一起想不通，散会之后，悄悄来见生病卧床的许世友，将开会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许世友一听，怒眼圆瞪，他没想到中央会这样看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于是把被子一掀，跃下炕来，在房子里像困虎样走动。
许世友是第四军军长，跟王建安是老搭档，长期在张国焘手下带兵打仗。张国焘十分赏识和偏爱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里，一般官兵不能进张国焘的卧室，而许世友例外。张国焘那里有打胜仗缴来的烟酒，经常招许世友来对饮。许世友还经常在张国焘那里挑选好烟好酒拿走。行军打仗时，张国焘允许许世友的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担酒、战马驮酒。许世友打了胜仗，张国焘亲自上门看望慰问。许世友发脾气，张国焘从不计较。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赞扬许世友，为他扬名。因此，许世友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特别关注。最近，许世友确实感到延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不利于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担心这样下去自己的脑袋还能不能长在自己脖子上。
“娘的，欺人太甚！”许世友对王建安说，“走投无路我们还有四川。去，把几个老兄弟叫过来！”
经过预谋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五名军级、六名师级、二十多名团级、两名营级干部和二十几名武装警卫员，准备悄悄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去。
可就要离开延安时，王建安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认为这样做太过火了，中央既然已把张国焘问题定为党内矛盾，就完全可以在党内解决，没有必要把矛盾进一步激化。许世友气得瞪圆了眼，要把王建安捆起来强行带走。在此状况下，作为抗日军政大学保卫处处长的王建安，就不得不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谢富治。
毛泽东听到消息大吃一惊，赶紧招来张闻天、朱德、林彪，进行紧急磋商。磋商之后，抗日军政大学的刘亚楼、傅钟、莫文华、邓富连、谢富治等负责人在林彪的部署下，迅速行动，将准备离开延安的干部全部逮捕起来。
对被关押的干部，毛泽东像对待一座即将爆炸的火药库一样，非常慎重地做着排险工作。
在部署分头做工作的同时，毛泽东把许世友当做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来对待。
他先是派许世友的老上级徐向前去做许世友工作。徐向前刚从惨败的西路军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回到延安。当徐向前走进关禁闭的房内时，老战友相见，许世友抱着徐向前失声痛哭起来。
徐向前也禁不住地眼泪长流。他刚刚揩干从西征路上带回的血迹，打心眼里不希望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再发生不测，他们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都是我党革命力量的中坚啊。
徐向前对许世友说：“张国焘同志过去确实犯过严重错误，中央对他的批评帮助是对的。我们这些跟过他的高层领导，应当从中吸取教训。遇事不要太冲动，要好好想一想……”在徐向前的劝说下，许世友渐渐平静下来。
毛泽东见许世友心态有所变化，便去监牢跟许世友交心。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将许世友等人与张国焘区分开来，说：“张国焘的错误是他自身造成的，你们这些下级受到株连是不公道的。当然喽，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你们这些下级也不应该生气、上火、出走……你许世友少林寺出身，重感情，讲义气，这是优点，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感情、意气用事……你许世友打过许多仗，吃过许多苦，对此我毛泽东非常敬佩……”
毛泽东最后说：“在揭批国焘同志的会议上，我们少数同志对你们说了些过激的话，对此请你们谅解。”说完，竟脱下帽子，向许世友鞠了三个躬。
许世友站了起来，呆成一座石雕像。
许世友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会这样宽容。于是，张国焘刚愎自用、不服从中央决定、执意率四方面军南下的种种表现，也像过电影一样在许世友脑海中出现。
许世友再也忍不住了，冲到毛泽东面前，单腿一跪，仰面大声说：“毛主席，许世友服了你。”
剑拔弩张的局面被平息下去了。
对张国焘的批判引起的麻烦，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因此，毛泽东对引发许世友等人“出走事件”非常生气，把问题的起因归结在组织批评的同志身上。那天，他把组织者之一的凯丰叫到自己的窑洞，批评说：“凯丰同志，怎么搞的嘛，弄得这么多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
凯丰对毛泽东的批评感到非常委屈，辩解说：“泽东同志，我们可是按照中央意图进行的。”
毛泽东说：“主持批评会的是你们，能说你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吗？”
凯丰还要争辩：“泽东同志……”
毛泽东抬手止住了凯丰，站了起来。毛泽东背过身去，将烟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抽着。抽了一会儿，高大宽实的背部渐渐平静下来。他转过身来，脸色好看了许多。
毛泽东咳了一下，声音柔和了许多说：“凯丰啦，出现这样的问题，看来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经验不足吧。看来对张国焘个人严重错误的批判，严厉一些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其他人，更不能过火，过了火，就会把人逼上梁山！你和我的家乡不是流传一句话，叫‘大火煮粥，细火炆肉’吗？粥稠了才好吃，粥稠就得靠火力不停地拱动。红烧肉要熟透才可口，肉要熟透，就得耐着性子，从外到里用细火慢慢去炆。火大了，就会造成外面的烂了里面的还没熟的问题。好吧，我们就从对张国焘的挽救中学会‘煮粥、炆肉’吧。”
毛泽东态度的改变，所作的自我反思，使凯丰的委屈一下子消除了。毛泽东的服众之处，就在他能及时发现别人和自身的错误，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不放过对自己的反省。
凯丰感到，自己在主持四方面军干部对张国焘问题的批判时，确实说话过了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和中央及时妥善处置，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于是，凯丰说：“泽东同志，等下我去许世友等同志那里，向他们赔个礼、道个歉。”
毛泽东非常赞赏凯丰这种爽快作风，满脸笑容地说：“好，很好。在我们共产党里，秀才遇到兵，没有什么说不清的道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