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明去苏联以后，苏区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会议在项英和任弼时的主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立三路线。”
这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不点名的批评。
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规定了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称。
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地位。
但是，王明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留有余地。因为在赣南苏区，党内和军内很多大事还离不开毛泽东。赣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二年底和三三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上海党、团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党、团中央局在上海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干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西也遭逮捕。秦邦宪和中央临时中央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党、团中央机关迁入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期间，上海团中央除部分同志陆续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外，余者被捕的被捕，入狱的入狱，被杀的被杀。
作为团中央最后一名坚守者的凯丰，他和廖似光等突破层层封锁线，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从上海坐船到达汕头，住在上海中法药店汕头分店秘密联络站。两天之后，坐轮船到达三河坝，又乘小船到粤北大浦。后经福建上杭、汀州，来到江西瑞金。从闽西到瑞金，担任组织领导护送任务的，是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保卫局局长是邓发，执行局局长为李一氓，具体工作由中央秘密交通站“奉星社”完成。负责护送凯丰一行的是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卓雄能双手使枪，一支精干的护送队由他调遣。由于夜行晓宿，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凯丰等得以安全到达瑞金。
到中央苏区不久，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调任党的领导岗位。凯丰出任团中央局书记。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由刘英接替。刘英是长沙人，一九二九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后由毛泽东介绍，成为张闻天的妻子。张闻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当过刘英的老师。
党的中央局到达江西后，王明教条主义力量进一步扩大，为了推行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错误地批判。原因是，这些人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的主张。他们名义上批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批毛泽东，对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进行削减，以达到从上海来的留苏人员掌控整个党的中央局和中央红军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以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以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因为执行王明的教条主义，尽管英勇作战，但没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于当年底经由陕西进入四川北部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组织十万兵力，对洪湖根据地发动攻击。由于从苏联归来的、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教条主义主张，使洪湖根据地丧失，红三军只能转至湘鄂川边。
蒋介石在两处“围剿”得手后，于一九三三春，组织五十万大军，企图一举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面对第四次“围剿”的大兵压境，周恩来和朱德回瑞金时，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请教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略。
那天，秦邦宪和凯丰正好在场。作为两个进入苏区已有一段时间了的“大城市人”，他俩是以党、团最高领导的身份来看望“井冈山人”毛泽东的。
这是秦邦宪、凯丰跟毛泽东在苏区的第一次见面。
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对秦邦宪、凯丰的到来不冷不热，公事公办地寒暄了一番后，“东边日出西边雨”、“柴米油盐酱醋茶”地说着别话。这倒不是因为秦邦宪、凯丰年纪太轻，毛泽东小看他们。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知道年轻后生很是可畏。儿子辈的陆逊，不就打败过皇叔辈的刘玄德吗？他只是希望两个朝气蓬勃来到江西的年轻人，别以为有共产国际和王明做后盾，自身职位高本领就大，能力就强。“是骡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毛泽东很赞成北方人这种鉴人的说法。
留着乌黑长胡须的周恩来侧着身子，面对坐在他与朱德中间的毛泽东说：“泽东同志，蒋介石这位老兄又给我们出难题来了。你看，我们该怎么迎接他呢？”
毛泽东将整个身子斜躺在松木椅子里，对着屋顶吐了一串烟雾后，将布鞋脱下，全然不顾旁人的存在，侧着在凳脚上拍打起来，一时间，拍得满屋子都是灰尘。他说：“对不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朱德知道，毛泽东这是对周恩来有看法。
尽管接替他书记之职的周恩来给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苏区后方领导对恢复毛泽东军队职务非常不满，认为毛泽东抵制王明遥控指挥红军攻打赣州是“右倾危险”。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再次提出撤销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负战争总责，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在那次会议上，王稼祥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军职，王稼祥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当然有他的来由。刚进入苏区时，王稼祥因为跟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同过学，喝过苏联的洋墨水，受过马列的所谓正统教育，便先入为主地把毛泽东这个“山大王”当另类看待。但从一九三一年四月随任弼时、顾作霖来苏区后，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使王稼祥发现，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毛泽东的战法完全是从实战中学到的，符合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他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和决策也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已经被中央根据地广大红军指战员接受、拥戴，如果这时把毛泽东的军职撤销，对整个中央红军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我来负指挥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或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是中央局最后决定，调毛泽东去“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由此，毛泽东被架空，没有了半点军权。加上毛泽东曾在“宁都会议”上，遭到周恩来的批评。尽管批评是温和委婉的，但叫毛泽东无法接受。他俩的隔阂就此产生。
井冈山朱毛会师，两位战友并肩作战多年，朱德摸透了毛泽东的脾气。这时，朱德要站出来替周恩来说话：“老毛啊，蒋介石大军压境，恩来百里之外来你这里，还不是把你当负指挥战争全责的领导看吗？怎么能一副不理不答的样子呢？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前，你就在乎那么一点名义上的东西吗？”
朱德的话使毛泽东的眉头动了一下。井冈岁月，赣南风云，他俩尽管也有过意见上的不一致，甚至引起分歧和争吵，但从来没有分开过。所谓“朱毛朱毛”，就是对他俩关系密切最简明扼要的赞扬，毛泽东非常尊重这位朱德大哥。毛泽东望了朱德一眼，感觉大敌当前，确实不能把个人间的意见看得太重，自己即使能驳周恩来的面子，也不能驳朱德的面子啊！为此，他长叹了一声，欠起了身子，坐正了一些。
朱德说：“老毛啊，黑云压城，山雨将至，打好这一仗再说。出水还看两腿泥嘛。等反‘围剿’胜利了，再跟那些争夺军权的人‘打官司’也不迟嘛。”
朱德的话把毛泽东说舒服了些，毛泽东就喜欢听这种话，特别喜欢听朱德老大哥说这种话。于是他的眉头舒展开来了。
但朱德的话却让坐在一边的凯丰惊愕了。凯丰瞥了眼这位衣着破旧的朱德，心想：“这位中革军委主席话中有话啊。”特别是看到朱德和周恩来众星拱月一样簇拥着毛泽东，凯丰认为，这不正常，既然共产国际已经确定秦邦宪为中共支部局的负总责，中共就该以秦邦宪为中心，不能又多个中心啊。
秦邦宪的脸色更是不好看。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根本没把他当中央负总责看待。在赣南，中央红军在朱毛的纵容下，一直把他看做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身边两位党、团总负责人的表情变化，把喇叭烟“啪”地扔到地下，站了起来。他稳步走到土墙边，将一个斗笠和一挂蓑衣取下。
于是，像变魔法一样，藏在衣帽下的地图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周恩来不看地图不要紧，一看地图眼睛就闪亮起来：这真是敌我态势一卷尽收啊。周恩来想：泽东虽不在其位，但仍在谋其政，仍在谋划反“围剿”的胜利啊！
周恩来赶紧弯腰，把毛泽东丢在地下的烟头捡起，捻灭烟火，丢进了门外的灰斗里。他走到毛泽东身边，望着标满蓝、红敌我态势图标的地图说：“泽东同志，你真是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啊！”
毛泽东望了下已经相处两年多的周恩来，感觉眼前这位浓眉大眼的美男子、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正如熟悉他的人所介绍的，是一位善于化干戈为玉帛的才俊，也是一位懂得尊重人、团结人的好同志，于是说：“恩来呀，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我怎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我还想留着这颗脑壳，将来去南京秦淮河边吃红烧肉啊。”
“是吗？哈……”周恩来双手一张，仰天笑了起来，这一笑，使屋里气氛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指着地图，给四位“来客”一一介绍说：“……敌人虽有二十多个师，五十万人马，分三路进攻，其实我们只要把它当三个师、五万人枪看。”
凯丰与秦邦宪对视一下，不解地同时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朱德则对毛泽东满怀期待。
周恩来问：“十去八九，有什么说道？”
毛泽东说：“敌右路军余汉谋部，全是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直跟蒋介石不和，出兵助‘剿’，主要是怕我军进入广东他们的地盘。我们不犯他们，他们怎会为蒋介石卖力？左路军蔡廷锴部，是十九路军班底。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享有盛名，获得国人的敬仰，对蒋介石调他们下抗日前线打红军，表示强烈不满。官兵未曾出师就对最高统帅不满，他们会以红军为敌吗？因此，对这两路大军不必费大多的兵力，只要地方红军应付应付就行了。”
周恩来心中霍然亮堂起来：“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面上去？陈济棠、蔡廷锴虽然跟蒋介石同睡一张床上，却在做着不同的梦呢。利用敌军内部矛盾，让其互相掣肘，让其鹬蚌相争，这可是克敌制胜、坐收渔利的要诀啊。”
毛泽东说：“这次反‘围剿’的重点，就是对付中路军陈诚部。陈诚部尽管来势凶猛，但也有软肋可击。陈诚仗着是蒋介石的干将，为人骄横，排斥异己。在这之前，他吞并了非中央的第四十三师，又改编了川军的第五十二师。所以中路军十二个师中，只有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可以自成一个纵队，听陈诚的指挥，其余各师都怕被陈诚吞并。他们与陈诚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不肯为其出力。因此，我军只要集中兵力，给敌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以迎头痛击，其余各部将会望风披靡，不战自退。故，五十万敌军只要当五万人看。”
朱德疑惑地问：“孙子兵法讲避实击虚，即我们常说的‘柿子专拣软的捏’。你这次提出将我主要兵力去对付陈诚的三个主力师，会不会犯了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古人用兵，也无常法，一切皆因情势而定。在井冈山，我看过山人捕蛇，也看过山人打蛇。有一次，一个捕蛇人把钻进洞去的一条大蛇的尾巴死死抓住，想把它拖出来。按照常理，捕蛇人即便使用最大的力气，也不能把蛇拔出，因为进洞的蛇已经把浑身的鳞甲张开来了，鳞片倒插在洞壁上，形成了极大的阻力。但捕蛇人很聪明，有办法，只见他取下咬在嘴上的喇叭烟，往蛇尾巴上猛地一按，蛇突然被烫，周身一紧缩，鳞甲随即收拢。就这一瞬间，捕蛇人一抽，蛇就被轻松拖出洞穴，这就是山人捕蛇的简易办法。打蛇就不要说了，打在七寸上，再长的蛇也只能是条无头的废体。”
周恩来极为感兴趣地问：“泽东同志的意思是，只要把陈诚那个号称二十万大军之王的第十一师打败，陈诚的意志也就彻底被摧毁；他的意志一溃，其余各部也就斗志全无，作潮水般退去？”
毛泽东说：“你不是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吗？应该懂得攻心为上！”
周恩来以手拍额，连连点头，脸颊也倏地红了。
秦邦宪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毛泽东当着他的面，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难堪，明显是对“山外来人”的讥讽和蔑视！秦邦宪不想袖手旁观，他说：“老毛啊，有话说话嘛，何必对同志那么不礼貌！”
凯丰也说：“泽东同志，你应该懂得怎么对待程门立雪者吧？听说过周公吐哺的典故吗？”
毛泽东认认真真望了一会凯丰。这是一位个头适中，脸色白净的后生。这后生有一个悬崖似的额头，一条挺直的鼻梁和两块凸起的颧骨，给人以气势逼人的感觉。尤其两片薄薄的嘴唇，能给人以刀锋剑刃的逼命感。此前，毛泽东对凯丰有一定的了解。在《红旗周报》上，他看过凯丰的文章，尤其是那篇《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似大河奔流一气呵成，如雄鸡唱晓一呼百应。毛泽东认为，二十多岁的人，能写出大气的文章，不仅中共党内少见，就是放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肯定，凯丰大材可造，将来一定能成为如椽大笔。只不过高兴之余，毛泽东又感到遗憾，文中洋气、稚气太重，“土气”、“老气”太少。但这不要紧，初生的牛犊，早晨的太阳，有的是时间进行打磨和历练。在读到凯丰写自上海的文章时，他盼望能早日见到这个萍乡人。可是凯丰来苏区的表现，使他大失所望。因为凯丰百事都听秦邦宪和张闻天的，对从井冈山上下来的人，有种天然的生分、戒备和反感，就像一座山上一群新来老虎看待一群坐山虎一样，眈眈而视，经常为一些事发生冲突。凯丰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干部一样，看不起“山大王”毛泽东。现在，凯丰居然要他“周公吐哺”，看来这“牛犊子”真是个不惧“大老虎”的角色。于是，毛泽东笑了，笑着对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凯丰说：“凯丰同志，既然是程门立雪，又何必在意周公吐哺不吐哺呢？”
凯丰一听，脸色变了。毛泽东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受不了毛泽东这种神态，凯丰要发作。
“凯丰同志，先听泽东同志讲破敌之法吧。”周恩来生怕闹出不愉快的事来，影响商讨对敌作战的方案，赶紧调和说：“泽东同志，你说，请你继续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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