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气急败坏。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港英当局此前已经领略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那声势来得山呼海啸，用地动天惊、气吞如虎、大有把英国人赶进海里喂鱼虾的气势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此时此刻，港英当局必须毫不手软地配合国民党的“剿共”行动。“赤匪”不除，港难未已啊！一星期前，当局已经责成警方，本月之内，必须剿灭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以切断由此通往赣南的人员、枪弹和药品的运输线。现在，留给巡警队的时限已经不多了。巡警队长怕上司撤他的职，砸他的饭碗。他抓起靠墙的一根粗警棍，冲到凯丰面前，点着他的额头喝道：“何克全，你招还是不招？”
凯丰闭上眼，像睡熟一样，干脆打起鼾声来。
队长挥起棍棒，气急败坏地挥打在凯丰头上，
何克全身子一歪，瘫倒在地上。
他的额头、耳朵被打破，鲜血爆了出来，很快流下地去。
巡警队长累得气喘吁吁，破口大骂下属说：“妈的，你们愣着做什么？赶紧给他泼凉水。泼醒了再上烙铁、老虎凳！我就不信，他的身子不是血肉之躯！”
凯丰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之时，谢启大通过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了解到，凯丰表现特别出色，意志非常坚定。谢启大高兴之余，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谢启大报告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没有凯丰同志的守口如瓶，没有凯丰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广东的党团组织不知要遭到多大的损失！同志要付出多大牺牲！凯丰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在中央的指示下，谢启大为营救凯丰等同志四处奔波。
他找了一位亲近共产党的外国律师，为凯丰进行无罪申诉。
他紧急动用了广东省委的所有力量，打通了香港警方关节，叫他们别把凯丰引渡给广州国民党军警，叫他们在香港从轻发落。
后来，凯丰在个人自传中回忆了在香港被营救的经过：
“因为我没交代组织的任何一件事，港方就判决我三个月徒刑，把我转到正式的监牢里。在监牢里，为抗议警方对我们非人的折磨，我组织全狱人开展了绝食斗争。由于斗争进行得很坚决，最后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善我们的伙食。……在牢里，有个外国人来找我，说是我的朋友要他来的。这个外国人华语说得非常流利，我估计他是我党的地下组织派来的。他问我对自己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就想出去。他问我出去后到哪里去，是不是去上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启大替我请的外国律师。三个月徒刑期满后，这个外国人送来两张邮船票，让我和廖似光赶紧离开香港。”
凯丰通过律师给谢启大带去话，说出狱后还想继续留在广东工作。谢启大给他带话说：鉴于你在香港的身份已经暴露，党中央根据你在广东香港工作的出色表现，决定调你回上海，进中央机关。中央将给你安排更重要的职务，让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凯丰回忆说：“第二天，香港政府派来一人，押送我和廖似光上了法国邮船。这个人同时交给我一张驱逐出香港的票子，叫我十年内不得再来香港。”
于是，凯丰和廖似光踏上了回大上海的法国邮船。
十四、第二次婚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扶植建立所谓的“满洲国”，之后，向绥远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同仇敌忾地掀起一场抗击日寇侵略的汹涌浪潮。
一本新创办的《东方青年》杂志醒目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杂志开宗明义地向世人宣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武装侵略！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红旗周报》上，也出现了与《东方青年》相类似的文章。《东方青年》和《红旗周报》上的文章遥相呼应，使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有文章写道：“全国的青年们，紧急地动员起来，参加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这是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任务。我们的祖国已经在危机中，正要我们每个青年抱定牺牲的决心，拿出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来挽救我们的祖国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掠夺我国的财产，破坏我国的文化，奸淫掳抢，杀人放火，野兽成性，到处横行，尤以我青年男女，遭祸最惨。为着保卫我们的家乡、父母、妻子、土地、财产、文化，为着保卫我们自身的生存，为着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青年只有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抗战中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文章中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直指人们的心底，从而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侵略的满腔愤怒和仇恨。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凯丰。
《东方青年》的创办者不是别人，也是凯丰。
原来，凯丰与廖似光回到上海不久，就找到了党中央。
在凯丰离开上海的日子里，党中央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故。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二十四日在龙华遭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经不住敌人刑讯逼供，写了一份十大部分的《自供状》，将党的很多机密供给了国民党。为什么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的总书记这么快就被处决？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抓到向忠发后，立即向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报报功，蒋介石复电：“就地枪决。”熊式辉发这个电报时，向忠发还没有吐露秘密。后来，向忠发经不起拷问，供出了党的高层机密。他想以出卖党的机密来换取自己的性命。熊式辉又向蒋介石发电报报喜，蒋介石立即回电：“暂缓处决。”但是，当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到达时，熊式辉已按蒋介石的第一个命令将向忠发枪决了。
向忠发死后，王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的一把手。
王明官瘾很大，但胆子很小。在党组织因向忠发出卖大量机密而遭到严重破坏、白区局面日益陷入严重的恐怖之时，王明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敢在中央会议上露面。因为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王明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工人联合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英国巡捕抓获，转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后经党组织的全力营救，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才从监狱中出来。经过三个月铁窗生活，王明患下了“心惊肉跳”病，党内大小事全交给康生、陈云去办，自己则搬到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躲藏起来。七月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又被国民党破获后，王明再也不敢待在上海，他借共产国际需要一名中共常驻代表的机会，决定去莫斯科。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莫斯科既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能背靠共产国际这棵大树，遥控指挥整个中国革命。他的想法经米夫打通共产国际的关系，得到斯大林同意。在离开上海前，王明没有忘记安排在国内最可靠的代言人。经过再三考虑，王明选择了秦邦宪。因为在莫斯科的同学中，秦邦宪对他言听计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局里，他是支部书记，秦邦宪是支部委员，他相信，他走后，秦邦宪一定能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他的意志。于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秦邦宪，一下进入党中央领导层，竟然当起了中央一把手，主持中央工作，名称是“负总责”。
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之前，担任团中央局书记。担任党中央负总责之后，秦邦宪把团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交给了顾作霖。顾作霖此前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凯丰这时从香港回来，恰是时候。秦邦宪正需要帮手，特别是凯丰这种从苏联学成归来、又经过对敌斗争严峻考验的同志。
那天，秦邦宪把刚来中央报到的凯丰、廖似光迎进他的办公室，指着廖似光问凯丰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位就是谢启大同志给你介绍的小廖同志吧？”
凯丰点了下头说：“是的，她叫廖似光。”
廖似光礼貌地欠了欠身子说：“秦书记好。”
秦邦宪听了廖似光的问好后，收敛笑容说：“小廖，我可不是书记，是负总责！今后可不要这样称呼我，免得别人听了以为是我叫你这样称呼的呢。再说啦，这样叫也是对王明同志的大不敬。天无二日，党无二主，王明同志才是我党的中心，才是我们的书记。”
凯丰插话说：“是的，这不是在地方工作，这是中央机关，一言一行都得讲规矩，不然，很容易犯政治错误的。”
刚跟中央负总责见面，就被他“教导”一番，廖似光很有些意外。不就是个称呼嘛，犯得着那么认真？有人把副司令叫成司令，难道副司令敢在司令面前发号施令？由此看来，这位“负总责”是个原则性特强的人，既呆板，又教条，还很不讲情面呢。廖似光很想回敬一下“负总责”，让他知道她这个基层来的人是怎么的“不讲规矩”。但刚刚见面，面对的是中央“负总责”，她不想让“负总责”下不了台。于是，她把自己的不悦发泄到凯丰身上说：“凯丰同志，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地方工作野惯了，为了避免以后犯政治错误，今后你就多规矩规矩我吧！”
凯丰没有说话，他知道廖似光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如果把她惹急了，真会叫秦邦宪难堪的。
见廖似光生了气，秦邦宪缓和了语气，脸露笑容说：“到底是基层来的同志，说话办事真是直率得很嘛。小廖，听谢启大同志报告，你在香港和两广工作时，跟凯丰同志配合得很好嘛。特别是在香港敌人的监狱中，在跟敌人的斗争上，跟凯丰同志完全称得上是一唱一和，假夫妻扮得跟真夫妻一样。”
廖似光被秦邦宪说得脸热起来。
秦邦宪不失时机地说：“小廖，为了在白区工作更加方便，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就变假夫妻为真伴侣吧。”
廖似光虽然知道，她和凯丰的结合是革命的需要，但这时秦邦宪就要他们成亲，还是使她感到有些突然。当然，秦邦宪对她和凯丰的婚事如此关心，也使她受了感动。自从受广东省委谢启大书记派遣，同凯丰一起工作后，廖似光从不认识凯丰到完全熟悉凯丰，从完全熟悉凯丰到非常爱恋凯丰，已经使她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走过了人生一大重要抉择的过程。她认为，女子要嫁就该嫁凯丰这样的男子。凯丰有崇高的信仰，有坚定的意志，办事果决，襟怀坦白，敢担责任，敢于斗争，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很厚实的文化功底。凯丰平日很少说话，内向。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这种性格成了他的一大优点。因此，在广东、广西工作期间，廖似光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凯丰的爱意。同时，作为党员，她也向谢启大书记坦白了自己的心思。只是凯丰至今还没有向她表明自己的态度。
秦邦宪问凯丰说：“凯丰，你表个态，小廖正在望着你呢。”
凯丰说：“邦宪同志，你不是不知道……”
秦邦宪打断凯丰的话说：“什么知道不知道，这事就么定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革命夫妻。”
凯丰想作解释，但秦邦宪不让解释。他吩咐廖似光说：“小廖，你去买点糖果来，等下我叫几个机关同志，就在我这里热闹一下。一来为你们平安回到上海接风洗尘，二来为你们结成百年夫妻祝福。”
廖似光听了非常激动，爽快地答应秦邦宪，之后，小鹿一般地奔去街上买糖果了。
廖似光走后，凯丰很是不安地说：“邦宪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已经结过婚了。”
秦邦宪反问：“你不是说你的婚姻是父亲包办的，是旧式婚姻吗？新陈代谢，是旧式婚姻就该由新式婚姻代替嘛。恋爱自由，我们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战士。革命青年就该冲破旧礼教的束缚！退一步说，你老家的妻子，见你这么多年没回去，说不定早已改嫁了呢。即使不改嫁，你投身革命，整日在外奔波，不可能为她挑一担水，不可能为她耕一块田，不可能为她分担任何一次忧，何必让她为你苦扛着那个名存实亡的何克全婆娘的名字呢？人家还年轻，就让她获得应有的自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