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
（一）
1889年初，在托尔斯泰身上出现了回归艺术创作的迹象。在这两年，他除了为农民兄弟写的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伊凡·伊里奇》以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这项工作了。
在这之前的两年中，托尔斯泰的生活更加平民化，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农民伯爵”。他经常在烈日炎炎、晴空万里的天气里，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白色贴身衬衫和一条肥大的、几乎没有样子的家织亚麻布做的裤子，脚上穿一双笨重的小牛皮制的靴子，扛着农具到田间去劳动。
对于这时的托尔斯泰来说，除了生活简朴之外，参加体力劳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必需。为此，他甚至占用了大量的创作时间。他认为，体力劳动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他已经将体力劳动，特别是“同农民一道劳动”视为平息自己良心的呼喊的必要手段了。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他的宗教道德的探索。他先后写下了《我的信仰是什么》、《论生命》、《关于两性之间的关系》等长篇论文。但到了1889年初，他想重新创作的欲望才再一次迸发出来。
托尔斯泰一直都在构思一部有关两性主题的作品，只是书名一直没有定下来。在1888年春天的夜晚，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宅里来了几位客人，其中有画家列宾，有演员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有提琴家拉索多和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
在聊天中，大家要求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与提琴家拉索多一起演奏几支曲子。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就怀着特殊的激情演奏了贝多芬献给克莱采的奏鸣曲。
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这首奏鸣曲特别欣赏，特别是对奏鸣曲的第一部分印象最为强烈。在场的人对托尔斯泰在欣赏过程中的专注感到惊讶。于是大家议论纷纷，说如果由托尔斯泰写一篇以克莱采奏鸣曲为题材的小说，由列宾作插图，让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演出，那将多么完美啊！
可惜的是，这个想法当时并没有实现：因为不久，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就去世了。但在托尔斯泰的脑海中，酝酿已久的小说题目基本上就这样定了下来。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托尔斯泰一直在对《克莱采奏鸣曲》进行构思。
1889年上半年，托尔斯泰开始提笔创作《克莱采奏鸣曲》。3月14日，他在给乌鲁索夫的信中说：
“关于中篇小说的传闻是有根据的。两年前，我就草拟了一部确系谈论两性问题的中篇小说，但写得很草率，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这个构思再拿出来，那么，就要从头开始才行。”
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颇费周折，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托尔斯泰时而对小说很冷漠，甚至感到厌烦；时而有充满激情和创作的欲望。
《克莱采奏鸣曲》这部小说，整篇都包含了对肉体爱欲的猛烈抨击，对上流社会中充满虚伪、堕落与罪恶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甚至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他借小说主人公波兹尼雪夫之口说：
“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我们上流阶级的全部生活，连同它种种的无耻现象，简直就等于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妓院。”
同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一样，《克莱采奏鸣曲》中的一些情节也源自于托尔斯泰自身的生活。比如，托尔斯泰在描写主人公波兹尼雪夫的生活时，反应了他自己与妻子关系的某些方面：柔情和冷漠阶段、不和、争吵。这一切都源自于两人的家庭生活。
不过，由于这部小说中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言辞和观点都过于激烈，因而未能通过政府书报检察官的检查，没有公开出版，但石刻本却开始在民间流传。托尔斯泰在两性关系上的看法如此尖锐，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说：
“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完全可以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媲美。”
罗曼·罗兰也称，《克莱采奏鸣曲》是“压缩了的真正的心理剧”。
然而同时，这部小说也对托尔斯泰的家庭关系产生了影响，因为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阐述的许多思想是索尼娅无法接受的；而且，许多读者也都认为托尔斯泰描写的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结果上至俄国沙皇，下至他们家的亲朋好友，都可怜起索尼娅来。
索尼娅也自认小说中的锋芒就是冲着她来到，结果令她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都失去了尊严，破坏了她与托尔斯泰之间残存的爱情。因此，自从小说完成之后，索尼娅就对托尔斯泰心存芥蒂。
（二）
1890年，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几个农民砍伐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棵树，并将他们从树林中运走。索尼娅一起之下，将这件事报告了官府，结果几个农民被判处了6个星期的监禁。
这件事令托尔斯泰十分痛心，并最终爆发了11月16日两人之间的一次剧烈争吵。直到凌晨5点，两人都互不相让。托尔斯泰觉得因为他的私人财产而令农民被判刑，心中十分难过，他甚至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
在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摆脱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决定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按照他的办法来处理财产。
但由于索尼娅及家庭成员的反对，托尔斯泰没有这样做，只是在1891年3月10日向索尼娅表示，他要放弃近几年作品的一切权利。对此，索尼娅也坚决反对，最终着作权问题也未能解决。但是，对现有家产的分割却是势在必行。
4月17日，托尔斯泰签署了财产赠予书，将他的财产分成9份，每份约5万卢布。除了女儿玛莎和父亲一样，拒绝接受财产之外，其余的人各得一份。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财产归索尼娅和最小的孩子万尼奇卡共有。
这年7月，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1880年以来他所写着作的版权的打算，再次遭到索尼娅的激烈反对，甚至争吵闹到索尼娅要自尽的地步，最终此事再次被搁置起来。
这让托尔斯泰很难过，他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她不明白，孩子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花的每一个用书挣来的卢布，都是我的痛苦和耻辱。耻辱我只好接受，但为什么要削弱那些真理可能发生的作用呢？看来只好如此。没有我，真理也会发生它的作用的。”
1891年9月16日，经过长时间的争执和争吵，索尼娅被迫做出让步，托尔斯泰放弃了近年来着作的版权。《俄罗斯新闻》和《新时代报》刊出了托尔斯泰的如下声明：
我向一切愿意在俄国出版我的着作的人，向一切愿意在国外翻译我的着作的人，同样，向一切愿意上演我的剧作的人，无偿地提供他们出版、翻译和上演的权利。这些着作包括1886年出版的文集第12卷和今年即1891年出版的文集第13卷中所有作品，以及从今往后我将写出的尚未发表的一切作品。
这次，索尼娅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因此托尔斯泰放弃版权的声明发表后，她并没有与其争吵。
（三）
1891-1892年，俄国中部多省爆发了罕见的大旱灾。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了灾荒的情况之后，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呆不下去了。他马上同女儿玛莎一起前往梁赞省别吉切夫卡村，在村里开设赈灾施食点。
为了吸引舆论界对灾民的关注，托尔斯泰撰写了《论饥荒》一文，对受灾的贫民寄予了同情，对老爷们则给以无情的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