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量去衡量的。
——托尔斯泰
（一）
1863年，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在《俄国导报》上刊出。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地写了近10年，现在终于完成了。
在发表前，托尔斯泰对小说又进行了不少修改和增补。这部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主主义思想内容，而且艺术手段也十分高超。作者用优美生动的文笔描绘了雄伟壮丽的高加索自然风光，并使之与人物的性格和感情发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还多方面地吸收了民间创作的艺术养分。
这时，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已经不相往来，但还是对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给鲍里索夫的信中说：
“我重读了一遍列·尼·托尔斯泰的小说《哥萨克》，再次为之倾倒，这真是一部异常出色、具有极其强烈艺术力量的作品。”
接下来，托尔斯泰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利库斯卡》。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国外时就动手写过，但直到此时才脱稿发表。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用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悲惨处境。同时，他还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金钱罪恶的主题。
托尔斯泰对俄国农民生活和心理的深刻了解，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卓越的写作手段，让不少作家由衷地赞叹。屠格涅夫说：
“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波利库斯卡》，这位伟大天才的力量让我为之惊叹。……有些篇章写得可真了不起！读起来会叫你的脊背骨上都感到一阵冷战，……巨匠，真是巨匠！”
结婚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托尔斯泰便计划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其实，他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
在1856年时，沙皇政府发表文告，允许十二月党人从流放地返回，这触发了托尔斯泰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命运的念头。1860年底到1861年初，托尔斯泰在国外动笔写了三章。但很快托尔斯泰就意识到，只写十二月党人从流放地归来后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显然与当时高涨的社会情绪不相吻合。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已经写成的那部分。
托尔斯泰准备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时期写起，但“写个开头后又搁笔了”，因为“我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为了了解他，我得转向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光荣的1812年时代”。
在1812年时，拿破仑率法军大军入侵俄国，占领了俄国首都莫斯科。但在俄国人民和军队的奋勇抗击之下，拿破仑损失惨重，率领3万残兵从莫斯科撤退。拿破仑政权自此也开始走向衰亡。
然而，在写了个开头后，托尔斯泰再次停下来。他觉得：
如果只写我们同拿破仑及法国兵戎相见的胜利，而不写我们受到的挫折和耻辱，于心有愧。在阅读1812年卫国战争的有关着作时，有谁没有体会过那种隐秘的、而又羞怯与疑惑的不快活的情绪呢？如果说我们的胜利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扎根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本来的天性之中，那么，这种本来的天性就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在失利与溃败之中。
因此，托尔斯泰又将时间追溯到1805年。那一年，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被拿破仑的法军第一次击败。这样，托尔斯泰的巨着《战争与和平》实际包括的年代已是1805年到1820年，即19世纪初俄军失利的前后到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时期。虽然这已是全新的内容，但无疑，《十二月党人》一作的构思已成为《战争与和平》创作的前奏。
（二）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共历时7个年头，托尔斯泰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至今保留下来的手稿就达5200页之多。
为了做到“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忠于现实”，托尔斯泰查阅了难以数计的历史资料和有关着作，走访了许多参加过有关事件的人们，并亲自到1812年发生过保罗金诺战役的现场考察。在此基础上，托尔斯泰又进行了艰难的艺术构思。
准备工作是相当艰苦和折磨人的，托尔斯泰在1864年1月致费特的信中诉苦说：
我很烦闷，没有写出什么，只是苦苦地工作着。在我不断播种的土地上，要想耕得深，预备工作是多么艰难，你是不能想象的。在我正准备的非常庞大的作品中，我的那些未来的人物可能发生的遭遇，想了一遍又一遍，从100万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细节之中，要排出那100万分之一来，真是难得可怕，而这就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托尔斯泰还始终都举棋不定，他担心自己的写作语言与别人的不一样，担心写出来的作品不伦不类：既不像长篇和中篇，也不像史诗，更不像历史；他担心由于要描写1812年的历史人物，不得不以历史文件作为依据，而不是以真实为准绳。
由于这种种的艰难和顾虑，在创作的头一年中，托尔斯泰“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如今，在作家的档案中，还能见到15种小说开头的异文。
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折磨之后，托尔斯泰决定抛弃所有的顾虑，只写自己想要讲的，不考虑写出来的是什么，也不给自己的作品取任何的名称。
创作终于有了进展，特别是当托尔斯泰在阿克萨科夫和尔菲利耶夫家朗读他的小说开头几章后，受到了大家的热烈称赞，这让托尔斯泰信心大增。此后，他开始抛却一切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
在写作过程中，索尼娅给了托尔斯泰极大的支持。在1863年6月时，他们的长子谢尔盖已经出生了，白天，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晚上，她就坐在楼上的会客室桌子前，用隽秀的笔迹将托尔斯泰白天写得十分凌乱的草稿誊写出来。这样次日一早，当托尔斯泰走进书房时，前一日的稿子已经整齐地放在他的案头了。
当然，这些稿子很快又会被托尔斯泰修改得面目全非，于是，索尼娅还要再抄写一遍，整部作品整整被抄写了7遍之多！
妻子的支持大大地加快了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度，令托尔斯泰既感激又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由于夫妻共同生活，你自己改变得像一棵苹果树，在得到了土壤里的汁液后，它向四面生长着。现在，生活给它修枝、剪枝、捆扎、扶持，以便使它不会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扎下根来，长成粗壮的躯干。
我就是在这样生长着。我不知道能否结出果来，是否可吃，……但我知道，我正在正常地生长着。
在构思《战争与和平》之初，托尔斯泰的目的主要是歌颂先进的贵族在历史上的功绩。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人“才在1825年、1848年以及尼古拉一世的整个历史时期，为实现解放农民的理想而不断派出自己的殉难者去蒙受流放和绞刑”。
但随着创作过程中对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在托尔斯泰的艺术构思中，人民的地位开始上升。因此在《战争与和平》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对这部作品的删改动作之大是惊人的。最初构思中的家庭历史小说，到定稿时已经成为一部反映俄国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和探索众多社会哲理问题的长篇巨着。
（三）
1865年1月，这部小说第一部的第一章至第二十八章以《1805年》为题，在《俄国导报》上刊出，而全部作品完稿和刊出已经是在1869年末了。
托尔斯泰曾表示，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中，他喜欢人民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国家危急的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国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与此同时，老百姓也主动参与到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图申、杰尼索夫、谢尔巴蒂那样的英雄人物。俄军的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决胜的信心。
与“人民的思想”相联系，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也认真探讨了俄国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主要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索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展开的。在小说中，托尔斯泰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抨击。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蔑视国家命运，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每日寻欢作乐，聚积私产。这些卑劣的行径与人们为国家献身的高尚品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其中塑造的人物多达559个。对于这篇小说的成功，托尔斯泰认为，“史诗性的题材对我是最合适的”。
的确，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托尔斯泰也找到了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才华的天地。与同时代的许多长篇小说不同，《战争与和平》中的生活画面是以囊括一个历史时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态出现的，作者的艺术触角伸向了19世纪俄国广阔的生活领域。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的惨剧，各种情欲，人生的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的啼哭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体会到的一切快乐与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在这幅作品中都应有尽有。
《战争与和平》不仅再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为人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托尔斯泰的敏锐、感知力和探索精神，使他在捕捉新的生活现象上远远超过其他的一般作家。但是，驳杂的生活形象在托尔斯泰的脑海中也不是无序地进行罗列。在那涵盖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广阔画面中，包含着作家严格的审美选择，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危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族盛衰、乡村习俗、节日庆典、个人悲喜，都被纳入到统一的艺术结构当中，从而使作品达到一种既宏伟开放又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战争与和平》问世后，在俄国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冈察洛夫称，托尔斯泰“已经成为文学界真正的雄狮”；屠格涅夫认为，“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作者我们还没有第二个”，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已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1879年，《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本出版，当时侨居巴黎的屠格涅夫将译本分赠给法国文坛的着名作家和评论家，立刻便引起一片由衷的赞美声。
法国着名作家福楼拜除了对这部小说的历史哲学理论不感兴趣外，对其余部分都大加赞赏。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
“这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他的确是一位擅长描绘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不时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罗曼·罗兰则称：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现代的《伊里亚特》。”
后来，列宁在读到这部小说后，对来访的俄罗斯文坛巨擎高尔基说：
“多么了不起的巨着，多么强有力的人物！老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在欧洲有谁能与他相媲美呢？一个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