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来了，听罢尼克松的吩咐，给大家各斟了一杯伏特加，又打算离开。不过这次勃列日涅夫及时加以过问：
“他把酒拿走干吗呀，让他放在席上好了，我们自己能斟嘛。”
葡萄酒被取消了，结果晚餐期间喝掉了整整三瓶伏特加。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地节制自己饮酒。据恰佐夫说，在家庭不和睦期间，勃列日涅夫常喝白兰地，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在招待会和庆祝宴会上，从贴着“首都”牌商标的酒瓶里给他所斟的其实是水。
在最后数年中，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发现了一些能让他长时间进入睡眠状态的催眠制剂。他服用安眠药是因为，他认为离开这些药片他就无法入睡。当然，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酣睡，但医生们认为，他也并未患失眠症。他已经睡得足够了，却硬要自己相信，他还需要睡得更多。
现在已经有了无严重副作用的非烈性制剂，而当时的安眠药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却很强烈，会逐渐导致身体衰弱。
身边的人都不明白总书记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处于如此奇怪的状态。
“越往后，他越频繁地处于一种奇特状况，仿佛没有睡醒的样子，”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后来才知道，他对安眠药已经上瘾，因此便引起肌肉器官萎缩，从而讲话也变得含混不清起来。”
1974年勃列日涅夫飞赴哈萨克，参加垦荒20周年纪念活动。晚上他让戈利科夫去见他。戈利科夫在总书记那里遇到其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医生给勃列日涅夫发了四五片安眠药，而勃列日涅夫却恳求着说：
“科里亚，再给一片吧。”
“不行，列昂尼德·伊里奇，足够了。”
戈利科夫和罗季奥诺夫一同出来。戈利科夫生气地说：
“科利亚，你是舍不得一片药还是怎么的？”
“维克多，你不了解全面情况，这可是麻醉剂。”
勃列日涅夫漫无节制地服用安眠药，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如果他不吞服这么多的药片，他不会衰颓得如此之快。
“这是毒物瘾，”恰佐夫院士对诊断毫不怀疑，“一个人习惯于服用一种制剂，就离不了它，这会导致身体衰弱。要不是这个，他还能坚持下去。”
家人们痛苦地发现，勃列日涅夫愈来愈频繁地陷入冥想，沉浸在一些不愉快的思绪之中，结果他什么事都不愿干，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
“他每天夜里都服用四五片安眠药，”戈利科夫回忆说，“他俨然成了一个吸毒者……我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站立不稳，耳朵变聋，说话含糊不清。仔细斟酌一番之后，我决定与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一谈，便前往他的办公室，但加利亚·多罗西娜正在他那里。
最近勃列日涅夫只能和她勉强相处，让她送文件给他。一切事情都得通过她。我一向认为她是个聪明、正派的女人。我招呼她说：
‘加利亚，我需要和列昂尼德·伊里奇谈一谈。他是个聪明人，怎么不明白吃安眠药损害自己的身体呢。他很快便疲倦了，吃过午饭就必定要睡觉。’
多罗西娜对我说：
‘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做。只要您同他一谈起这个话题，他就会厌恨您，不再和您来往。’
勃列日涅夫的这位女速记员成了他与其余世界之间几乎惟一的联系环节。她给勃列日涅夫送来最重要的文件，那都是必须让他知悉的。”
仍然是主宰者
勃列日涅夫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勃列日涅夫及时清除了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当勃列日涅夫的状况恶化，需要以某种方式说服这位总书记，让他遵守生活制度并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时，恰佐夫便求助于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不敢冒风险亲自向勃列日涅夫提及此事，便去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对于将这样的问题推给他非常不满，无精打采地说，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同勃列日涅夫谈谈，但是明显地看得出他并不想这样做。
那么，最高权力集团中是否还有谁可以冒险干预总书记的私人事务呢？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有一天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叫他去商量一个微妙的问题。
保加利亚大使刚刚面见格里申，说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勃列日涅夫，常常带着他的女秘书去保加利亚。据大使说，总书记的儿子的行为很不体面，结果全保加利亚都流传着对勃列日涅夫和他一家人不好的议论。
格里申对阿利金说，必须将小勃列日涅夫的行为告知总书记本人，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决定商量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位将军经验丰富，毫不犹豫地劝告格里申绝不可这样做：
“列昂尼德·伊里奇会将这类谈话看作干涉他的私生活。保加利亚大使本来可以自己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告诉其儿子的事情，可他耍滑头，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您……”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可是谁敢建议总书记与心理疗法医师谈谈呢？
“我们什么都试过了，”恰佐夫说，“还从蒙古请来一位巫医，他实施针刺，运用各种各样的藏医疗法和烟熏疗法，但丝毫也无助于事。”
1981年春，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正为自己妻子的健康操心，听说第比利斯有个名叫朱娜的，会用无接触按摩法对病人进行治疗，拜巴科夫便将她请到莫斯科来。
后来有人通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名也在此人那里进行治疗的助手，将一封介绍朱娜的信转交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给拜巴科夫打电话：
“尼古拉，这个朱娜是什么样的老太婆？你是不是也在她那里治疗过？她准备干些什么？”
拜巴科夫介绍了她的疗效。
“为了她能正常行医，需要什么手续？”勃列日涅夫问。
拜巴科夫说明：“第一，要在莫斯科登记户口。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拒绝这样做，因为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反对。第二，应该让医学科学院考察无接触按摩疗法并做出结论。”
过了一天，朱娜便获准登记户口。又过了两天，新任卫生部长布连科夫和医学科学院院长布洛欣去见拜巴科夫。
然而朱娜却未能对勃列日涅夫有所帮助。
1977年1月初，总书记的讲话写作班子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了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
“今天醒来，做体操……我就想，我昨天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着？……一下子记不起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20号卡特即将就职，干吗不在此之前向他说上几句话呢，就当是善意的表示吧。而且借口也很好——图拉可是在不久之前刚刚获奖，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图拉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不过却曾经数十次路过那里，图拉人甚至还替我修理过猎枪。现在我即将去祝贺他们，回忆战争期间人们是如何拼死守卫它的，可以说，是他们拯救了莫斯科。同时我也要对卡特讲一讲需要讲的话。”
他开始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口授讲话的概要，接着重又说起图拉人：
“必须提一提那些参加过战斗并且至今仍然健在的人，我也是打过仗而又仍然活着的人。”
他潸然泪下，走到写字台边，从抽屉里取出手帕：
“我决心尽力讲讲这一切。我要做好准备……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应当不时当众讲话……这会唤起民众，激发他们的热情。”
1977年1月17日，新任美国总统吉米 ·卡特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三天，勃列日涅夫乘火车抵达图拉。人家请他参观亚斯纳亚 · 波利亚纳、图拉万尼科夫机器制造厂，然后安排与该市的积极分子会面。他完成了既定任务，还给图拉的市旗别上金星奖章，让颇为骄矜自负的第一书记尤纳克高兴高兴，那可是一个自己人（战后尤纳克曾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执委会主席）。
可是勃列日涅夫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体力。他按照以往的习惯，开始宣读他难以胜任的篇幅浩繁的报告。结果他老是将不同的词语混读一气，话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有时还停了下来，自己问自己：
“我读得对吧？”
在场的人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全都惊呆了。在电视上的综合报导中，这一切自然都删节无遗，留下的仅仅是像样的一些片段。然而即便是对这样的内容，民众听了也都哈哈大笑。
发音糟糕的原因是肌肉衰颓无力——服用催眠制剂的又一个后果。
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越往后，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的能力越差。他只顾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本，不怎么注意外国伙伴的回应。而正式会谈他则转托给葛罗米柯，总是以明显轻松的语气说：
“喂，安德烈，开始吧！”
于是葛罗米柯便主持对话。
勃列日涅夫因为说话出了问题而感到烦恼。会谈后他不安地对葛罗米柯说：
“安德烈，我看，我今天讲得不好……”
葛罗米柯早有防备：
“不，不，列昂尼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完全恰到好处……”
斯图皮申大使回忆说，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完全照本宣科，不时询问柯西金和葛罗米柯：
“怎么样，阿列克谢，我读得还好吧？”
“好，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怎么样，安德烈，我读得还好吧？”
“好，非常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只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突然抬起头，出人意料地对法国总统说：
“咱们何必在这儿干些无谓的事情呀？大家一直讲裁军，其实全都是些空话，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裁军。”
德斯坦一时不知所措，不过很快便应付自如起来，会谈重又回到原有的从容不迫的轨道。
勃列日涅夫毋宁是按照惯性行事。他还记得他负有某些责任。
勃列日涅夫明显地衰弱了。法林记述说，他的眼神变得冷峻了，充满了狐疑，人也不再幽默风趣了。他对外部世界和人们对他的态度已不再感兴趣。1977年之前勃列日涅夫一直禁止因为他而中断街道上的交通。迨到他有病之时，看见汽车拥堵，便不满地对卫士梅德韦杰夫说：
“他们略微等一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总书记也应该等着吗？”
布鲁坚茨回忆说，有一次，勃列日涅夫来到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欢迎一位外宾，他围绕着排成一列的官员们走了一圈，看见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这才略为高兴了点儿，问道：
“为什么很少转播冰球了？”
如果这是在夏天，那么他就会提一个有关足球的类似问题，然后坐在沙发椅上等待飞机到来，将那张浮肿的、呆滞的脸转向旁边，目光凝视着一个地点，似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在何处……
勃列日涅夫前往基辅为卫国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揭幕的时候，乌克兰的领导人们都为他的变化感到吃惊。在群众大会上，他吃力地慢吞吞地宣读为他写好的讲稿，眼睛一秒钟也不曾脱离开稿纸。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的宴会上，也完全与此同样地读了两页讲话稿，便万事大吉。此外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不管说来是多么奇怪，勃列日涅夫仍然照旧在写日记，有些片段已在改革年代公开发表。下面就是1977年所记的一些内容（拼音错误原样保留）：
“看‘时代节目’。晚饭——睡觉……做操。然后同契尔年科通话……给托利洗头。体重86700……裁缝——交给灰西装——取回休闲时穿的皮质短上衣……哪儿也没去——给谁都没打电话，也没人给我打——上午理发、修面和洗头……同波德戈尔内聊足球和冰球，也谈论了几句宪法的事……和梅杜诺夫聊农村的情况——很好……”
国家元首与最亲近的人交谈的内容同样庞杂。他的孙子安德烈讲述：
“来了客人，开始喝茶和交谈的时候，我们都尽快避开，因为听那些话简直无法忍受：怎么烤饼干更好呀，怎么开罐头呀，要么就是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猎的事情。这一来，我们对他打猎的各种小故事全都耳熟能详。”
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活了。
他睡10～12个小时，在游泳池里游泳，去看冰球比赛，前往扎维多沃打猎。去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多的几个钟头，而且并不是每天都去。接见接见外国代表团，开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就逃之夭夭了。
他从老广场搬到克里姆林宫，为的就是远离中央委员会机关，远离中央书记们和各部部长，这些人总是企图找他。现在能见到他的只有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则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去见他。需要说的一切，他都记在纸条上，要是随口讲，有时就会失去谈话的思路。
主要的决定都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做出的，权力的通常机制已经不再起作用。
苏斯洛夫有一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仅仅花了11分钟。没什么可讨论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讨论。基里连科主持会议的时间则稍长，因为他喜欢讲一讲加强纪律的必要性。
党的其余领导人也都松懈了起来。
总书记的卫队长记录了勃列日涅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一次典型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抱怨睡眠不好。契尔年科机械地嘟哝着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
“夜里怎么也睡不着！”
契尔年科依旧不住地点头（他自己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这时勃列日涅夫忍耐不住了：
“这有什么好的？我睡不着觉，可你还说‘一切都好’！”
直到此时，契尔年科似乎才如梦初醒：“哦，这不好。”
然而他们两人都根本不认为自己已经应该退休了。
“即便是完全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也都不肯退休，”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写道，“他们哪里顾得上改革。手握大权，养尊处优，安享天年该有多好。知道吗，医生们甚至有一个专门术语叫‘老年自私症’，此话可谓流行一时。”
总书记的工作日已缩短至最小程度。
勃列日涅夫按照别人事先代写好的发言稿主持政治局会议，经常错误百出，各种问题混为一谈。那副景象看了令人沮丧。
“他逝世之前的最后两三年，事实上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面几个小时，但已不能处理各种迫切的问题，只是给某些同志打打电话而已……
他的状况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即便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要认真研究议事日程中所列出的问题对他来说已经备感困难，甚或完全力不从心。”
政治局开会时，坐在总书记右首的是：苏斯洛夫、基里连科、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契夫，左首则是：柯西金、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
如果勃列日涅夫开始与苏斯洛夫商量事情，那么，会议桌另一端的人便一个字也听不见。
契尔年科走到勃列日涅夫身边，给他放下几页纸，悄悄提示说：
“这个需要念一念……这个已经作出决定了。”
会议变得越来越简短，讨论业已取消。契尔年科事先即与大家商定，不能让总书记累着了。勃列日涅夫念一条意见，与会的人便齐声说道：
“全都明白了。我们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看法……”
于是决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