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美日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境地，日本不但得到了它过去的盟友英国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它的对手法俄，特别是俄国的支持。俄国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同列强竞争，同时镇压国内的革命，急于同日本改善关系；而日本也有意联俄抗美，同时也想在吞并朝鲜问题上得到俄国的支持。于是两国于1907年7月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定》，在其中的秘密协定部分，两国做了强盗式的交易：日本承认北满和外蒙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则承认朝鲜和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前，日本已同法国缔结了《日法协定》，也做了相似的强盗式交易。美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在外交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美日签订了象征两国和解的《鲁特—高平协定》。1908年11月30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和鲁特国务卿交换了有关太平洋方面问题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两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互相尊重双方在该地区的属地，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鼓励各自商业的自由与和平的发展；两国决定以一切“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看起来十分冠冕堂皇，实质上是两国在进行交易，日本保证对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等美国的势力范围没有领土野心，并保证美国在中国东北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而美国则采取对日本友好的政策。由于日本已经在东北获取了明显的优势，美日签署这种协定实际上等于美国向日本作了让步。在谈判时，美国曾提出在照会上加上“维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这几个字，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最后只加上了“中国的独立与完整”。日本认为，“行政完整”这一条与日本在满洲的租界地以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段的行政权相抵触，加上这一条将妨碍日本在满洲的经营。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日妥协的过程中，清政府正在努力寻求与美国结盟。中国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在外交上仍然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随着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上升，中国逐渐把美国当成制约日本的主要外部力量。1908年5月，美国向清政府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极大地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清政府随即正式派唐绍仪为专使前往美国答谢。唐此行的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中、美、德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吸引美国资本支持东三省银行计划。自1907年以后，德国看到英法俄日已经结合在一起，相互保护彼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便希望与中、美结盟，并鼓励清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清政府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一些当权派也想利用外力来制约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对德国的计划自然表示欢迎，并大力配合。美国的退还赔款之举使清政府以为美国也有这种结盟的意向，于是才有唐绍仪之行。然而，日本极力阻挠中国与美国接近。当日本得知唐绍仪出访美国的消息和使命后，警告唐不要在华盛顿挑起任何事端。随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举动，以使唐的使命失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得到国内的训令，要他设法同美国缔结一项双方达成妥协、互相承认利益的协定，这就是后来的《鲁特—高平协定》。鲁特与高平交换照会时，唐绍仪就在侧厅等候。
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怠慢中国，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美国的战略考虑发生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远东舰队的作战能力弱于日本，尽管国会支持他的每年建造两艘战列舰的计划。他担心中美德三国协定将鼓励中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导致中日战争，而美国决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与日本开战；另一方面，在罗斯福的头脑中一直有重日轻华的观念，他认为中国太软弱，与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美国的额外负担，所以还是“选择了东京，而非北京”。罗斯福的这种轻视中国、向日本让步的主张，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少非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签订的《鲁特—高平协定》被认为是“可怕的外交错误”。
1909年，威廉·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后，开始调整对日对华政策。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塔夫脱曾于1907年访问过中国，感觉到“日本决心在中国取得一些过份的特权”，因此“必须强烈地表明美国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和不允许人们用卑劣手段把它置于一旁的决心”。上台后，他表示，“我特别急于想做的事，就是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他相信，在追求美国本身利益的同时，也帮助了中国，因为美中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塔夫脱政府推行“金元外交”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日本对东北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试图借助外力来经营东北，并牵制日、俄，它选中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清政府计划利用美国资本，修建一条与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基本平行的锦瑷铁路。这与塔夫脱的政策正好不谋而合。于是，塔夫脱政府上任后不久，便凭借美国雄厚的资本实力，向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势力展开了全面的金元外交攻势。此后美日在华的竞争加剧。虽然1913年上任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因其成效不大而放弃了金元外交，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方针未变。1916年日俄新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是日俄合伙控制全中国，并针对德国和美国）签订后，美国政府就建议日本政府要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
但是，由于美国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美国对日本的斗争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每当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是以美国的妥协退让并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告结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二十一条”问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加深对中国侵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日本“举国一致”认为要抓住这个时机。日本一方面打着对德宣战的名义于1914年9月出兵山东，控制了胶州湾、胶州线以及山东的大片领土；另一方面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不仅要在东北、内蒙和福建扩张势力，而且还要从政治、军事、财政、警务等方面全面控制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备忘录上竟赫然印着无畏舰和机关枪的透明水纹，显示出了其强盗面目。对于日本的要求，袁世凯政府寄希望于美国的干预。与此同时，美国公众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认为这背离“门户开放”原则。然而，威尔逊政府却姑息日本，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希望中日两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积极同日本进行妥协。但日本对美国的妥协并不领情。美国转而向日本表示愿意调停中日争端，又遭日本拒绝。美国一再碰壁之后，反过来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态度使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然而，威尔逊政府的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政策，并没有缓和美日矛盾，而且，美国的退让最终导致在美日的竞争中，日本占了优势，其标志就是《兰辛—石井协定》的签订。
“二十一条”事件使美国更加感受到了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威胁，促使美国国会于1916年8月通过了海军拨款法，美国在5年内要建造主力舰10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50艘、潜水艇100艘。这一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抑制日本在亚洲的野心。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中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于是美国又开始寻求与日本妥协，主动要求日本派特使商谈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问题。美日经过讨价还价，于1917年11月2日交换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照会》（即《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的地区享有特殊利益。而在《鲁特—高平协定》中，美国曾声称它否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利益”就意味着“门户开放”政策的失败。美国再次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向日本作出让步。但是，美国的让步并不表明美日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因为对于“特殊利益”一词，美日的解释分歧甚大。美国说它不含有政治性质，只能从经济角度去理解；而日本则坚持说它只能从政治上去理解，而且还将给中国的照会中将“特殊利益”译成“特殊地位”。
美国姑息日本、牺牲中国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巴黎和会上。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试图就恢复中国对山东主权问题得到美国的支持，可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开始就持有为日本开脱的态度，他认为：日本领土贫瘠，当然要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处，他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现在正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地方。这种态度决定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不是反对日本，而是选择了出卖中国。此外，威尔逊把建立国际联盟当作巴黎和会的最重要议题，他深怕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拯救国联，向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蛮不讲理态度屈服。
在美日对抗的年代，中国利用美日矛盾也有成功的时候，比如1918年，北洋政府趁沙俄垮台之机，利用美日矛盾，派军进驻中东铁路路区，依次收回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最高监督权。然而，如上所述，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利用美日矛盾或寻求美国支持，都以徒劳为结局。
四、脆弱的均势：实际是日攻美守
进入20年代后，美日在东亚的力量处于均势状态，双方都加强了在华势力。这种均势状态形成的标志就是华盛顿体系的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付日本已牢牢地控制山东、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门户开放”原则受到破坏这一现状，美国大力扩充海军，提出了新的一轮造舰计划，并以英国为目标。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与英国和日本的军备竞赛。1921年11月，美、英、日、法、意等9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和远东太平洋问题。会上，在美国的高压下，日本作出让步，以美国不得在西太平洋增建海军基地为条件，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将美日主力舰比例定为5：3。同时，美国拆散了英日同盟。这些表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有所上升，基本与日本保持均势状态。
但是日本在其它方面得到了补偿。根据美英日法《四强条约》，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益得到美英法的承认，“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五强海军条约》虽然将日本与美英的主力舰比例定为3：5：5，但却以英美两国同意对于它们分布于新加坡和夏威夷之间的任何一处太平洋防御区和海军基地均不得予以加强为条件，这使日本舰队吨位定额对于在东方从事海上作战的价值实际上增加了两倍，并使防守关岛、菲律宾和新加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而且，即使在美国取得了对日本的均势的时候，在对待中日矛盾上，美国还是更容易同日本取得妥协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事先对会议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是“一洗巴黎和会之耻”的好机会，尤其是对美国的期望甚高，觉得会得到美国可靠的帮助。然而结果却是，美国同日本妥协、合作，共同维护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提案，要求自1922年1月1日起，将关税增加到12.5％；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中国代表声明现行关税制度不变，而且收回关税权以三年为过渡期。就是这样相当节制的要求却遭到日本代表态度蛮横的断然拒绝，日本代表甚至提出只许中国关税定为4.4％，而且还附有苛刻条件。连比利时代表都认为日本的要求“实为一种恶例”。可是，美国却赞同了日本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美国代表甚至声言，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或许既有损于中国，又不利于世界。在中日代表进行关于解决山东问题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中，列席旁听的美国代表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也是处处偏袒日本，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迫其接受日方的方案。在美日之间，美国虽然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于膨胀，从而危及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在中日之间，美国却是更容易同日本合作而牺牲中国。
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华势力加强，特别是增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1922－1933年，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几项《中国贸易法》，给在华企业优惠政策，使美国在华投资大幅度增加。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的比例由1914年的3.1％增长到1931年的6.1％。但是美中经济关系远不如美日经济关系密切。到1932年，日本成为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日本向美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3强，从美国的进口则占日本总进口的1/3弱。在投资方面，192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债券投资达4亿美元，而对中国只有2000万美元。这种经济关系，使美国决策层产生一种错误认识，以为日本在财政上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迫使日本遵守华盛顿体制。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投资正好弥补了日本财力上的不足，帮助它解决了“没有钱就打不了仗”这个难题。美国投入日本的大量美元，一方面被通过各种途径变为日本对中国扩张的资本，另一方面成了日本扩军备战的资金。
美国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同时，也加紧在中国扩展它的政治、军事势力。还在北伐战争前，国务卿休斯就要求海军部长加强美国海军在长江巡逻舰队的力量。当国民革命军进军长江中游开始武昌作战时，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调遣驻烟台的两艘驱逐舰迅速赶赴汉口，长江巡逻队司令命海军部队在汉口登陆，协助保卫租界。1926年9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封锁武昌，并将长江禁江令通知各国驻汉口的领事。美国政府公开对抗蒋介石的命令，指示美舰如受侵犯要予以还击。随后美国将驻汉口的战舰增到9艘。蒋介石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到了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击败了北洋军阀主力部队并逼近上海时，美国急忙向上海附近调兵遣将，并宣称作好了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美国还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美国将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准备保护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正是在所谓“护侨”的旗号下，美国一手策划了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居民伤亡的南京事件。此后，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增无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美国率先承认南京政府，并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有力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