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渐进，这是中国政府根据中日关系的特殊性而采用的一种发展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方式。关于这个方式，周恩来在1963年10月9日会见已退任的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时作过总结性的论述。他说发展中日关系有4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从我们这方面想，日本最好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这样做有困难。因为旧金山条约是在美国控制下签订的，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很大，日本要废除这个‘条约’，就牵涉到美国的问题，困难多。第二种方式，如果日本不废除日台‘条约’，另外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困难，会造成‘两个中国’，而且比‘两个中国’更坏。这里有个很大的矛盾：台湾说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我们说我们代表整个中国，当然我们才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怎么能够同时存在两个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呢？这是极大的矛盾，中国人民决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蒋介石也不同意这样做。国际法上也找不出这种例子。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首相或者外相，来访问新中国，并且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两国之间虽无和约，但可以友好相处，为促进亚洲的和平而努力，战争状态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是最勇敢的做法，但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没有这种勇气。第四种方式，就是前任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前任首相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是前社会民主党、现属社会党的片山哲先生。其次就是阁下两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着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新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日中关系、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第四种方式，彼此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
新的方针和方式确定之后，中国政府便积极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日中友好的斗争，支持民间交往，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从1952年5月起到1957年岸信介上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这些行动包括：1952年6月签订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1953年发表有关遣送在华日侨的声明并在其后分批安排日侨归日；1954－1955年两次派代表团访问日本；1955年4月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宽大处理侵华的日本战争罪犯。经过不懈的努力，民间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从1954年秋到1957年夏这段时间，日本的各种民间团体代表、各城市代表、有官方背景的代表，约有300个代表团3300人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国方面有约30个代表团、400人次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互访的代表团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妇女、青年、宗教等各界人士。
在积极推进民间外交的同时，中国政府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发展两国官方关系。建国初，中国领导人曾一度把发展中英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点，从1950年1月开始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但是谈判一直无重大突破。1954年12月，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的吉田内阁下台，主张实行自主外交并以“恢复日苏、日中邦交，扩大日中贸易”作为第一诺言的鸠山一郎组阁。中国政府迅速对日本外交的这种变化作出反应，多次呼吁重建两国关系。就在鸠山内阁上台的当日，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将采取步骤使中日关系正常化。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批驳了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错误看法，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应有独立的外交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此后，中国政府先后3次（1955年8月，1955年11月，1956年1月）正式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
鸠山内阁在改善对华关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对两国民间贸易和其它交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鸠山内阁期间，两国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得到扩大，双方互访的规格不断升高。特别是1955－1956年，两国交往日益活跃。期间，日本访华团多达160起，各界人士达2000余名；中国访日团体也不断增加，累计人数200余名；两国民间或半官方的协定缔结了十几个。到1957年春，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57年4月，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访华，与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确认两国政府“尽快、正式、全面地恢复国交的阶段已经到来”，重申社会党“不承认存在着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基本主张。5月中旬，日中友协在日本全国筹办“日中友好月”活动，进一步把扩大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运动推向高潮。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期待，并以实际行动为扩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题为《对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贡献》和《日本民心所向不可抗拒》两篇社论，对这两件事给予高度评价。积累渐进的对日外交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两起两落：中日关系中的怪圈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关系取得了明显进步。然而，鸠山内阁却始终未能在中日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日本外相重光葵还公然否认日本政府曾经接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建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56年2月11日发表公报，同时公布了自1955年7月15日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全部来往文件。《人民日报》还于同月14日发表题为《重光葵不能抹煞事实》的评论。以后，鸠山首相虽然一再表示了“愿意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态度，但是直到他1956年12月下台，没有实际行动。继任的石桥湛山内阁虽然也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但仅存在一个月，便为持强硬反华立场的岸信介内阁所取代。
1957年2月23日，石桥首相患重病，内阁总辞职，岸信介被指定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候选人。3月15日，第一届岸信介内阁成立。岸信介是个极端反共分子，他的外交政策总方针是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并力求成为亚洲的盟主，争当地区大国。为此，岸信介内阁推行了亲近台湾、敌视大陆，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这构成了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源。1957年5月，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期间，奢谈所谓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要各国防备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挑拨各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同月下旬，岸信介在印度又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说中国“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国，而是侵略国”，因而日本“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6月，岸信介在访问台湾时声称，日本与台湾的“密切合作将大大促进亚洲的稳定和进步”，表明日本要“站在自由世界阵营一边，不会走所谓‘中间路线’，决不会走亲近共党的路线”。在与蒋介石会晤时，还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说新中国“对日本的渗透”，比“苏联更可怕”。对岸信介的反华言行，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发表谈话，历数了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他指出：岸信介敌视中国，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表诬蔑中国的谈话，这是我们深为遗憾的。岸信介政府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问题始终不予支持，强调要我们的代表打手印，使通商代表团变成非正式的，这是对我国的侮辱，实际上破坏通商代表团的成立。日本政府对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我国人民代表团，提出四条无理限制，这是敌对的不信任的做法。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提出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35000名日本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不友好的行动。上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拿诬蔑中国来讨好美国，以便取得美国的援助，进行重新武装，复活军国主义。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的社论，抨击岸信介“正在把日本带上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关系、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的危险的道路”。
岸信介内阁继续在破坏中日关系的轨道上滑行，其高潮是长崎国旗事件。“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于1958年4月3日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浜屋”开幕，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拿下中国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冲进展览会会场，撕毁了中国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暴徒当夜被警方释放。事后，岸信介表示，日本国内法不能保护中国国旗，也不打算派遣政府代表或特别使节进行解释并取得谅解。态度十分消极。面对岸信介内阁的挑衅，中国政府给予了有力回击。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最近中日关系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岸信介政府屈服美国、勾结蒋帮破坏中日贸易、制造侮辱中国国旗等一系列敌视中国的行动。10日，中国方面通知日本方面，取消已有的合同和商业谈判。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向岸信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采取相应措施，即废除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正在东京谈判钢铁协议合同的中国五金、矿产公司代表团决定停止谈判回国，中国政府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的许可证；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取消由北京市派出的访日和平代表团；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停止演出提前回国。12日，中日贸易全面停止。中日关系倒退回吉田内阁时期。
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虽然与中国当时正值极左思潮占上风有关，当时在对外关系上过于强调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但是主要还在于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