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开始接近并走向缓和、中日复交前，中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然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政策，但中国一直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可是由于美国因素和中美关系的制约，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最终没能发生质的飞跃。由于美日关系十分密切，而且日本在外交上缺少自主性，因此这段时间的三角关系严重失衡，更象是对角关系。但是不管怎样，中日关系还是不同于中美关系，还是存在中、美、日三个角和中美、中日、美日三个双边关系。
§§§第一节 难以避免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中国与美日对抗的局面不是偶然的。中国早已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因此在已经形成的美苏对抗中很自然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尽管当时中苏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美国由于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疏远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曾一度出现过有与共产党中国缓和关系的迹象，但这种迹象很快被朝鲜战争所淹没，中美最终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丧失了外交上的自主权，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中美对抗中只能是倒向美国一方。
一、“一边倒”：新中国的选择
1949年春，当中国大地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战略决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谋划立国大计。外交是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主席用三句非常生动形象的话概括了新中国所要奉行的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二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是“一边倒”。“另起炉灶”的涵义，用周恩来的话解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这两条方针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让新中国以新的姿态面对世界，改变中国过去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三条方针中的核心是“一边倒”，就是明确新中国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在明确了“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对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进行了评论。这些文章抨击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同时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幻想。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为“一边倒”方针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新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作出“一边倒”的抉择，是与他们的革命理想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指出：“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一边倒”的思想。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并用了这个词语。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此前，中共拒绝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国共内战开始后不久，一些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曾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建议，即在尖锐对抗的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不偏不倚，但遭到批评，被认为是幻想。1947年末，毛泽东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看成是苏联领导的反帝斗争的重要方面，将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1949年6月4日，刘少奇指出，在两个阵营中间，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鬼话。可见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要实行亲苏的政策，而美苏的对抗局面又决定亲苏不可避免地要反美。“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一边倒”的思想基础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它诞生时就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力量一边。1925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的这种非“红”既“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革命思维后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命题。以后，毛泽东又明确阐明：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将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40年代末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与20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红”与“白”，“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是泾渭分明的。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因此，“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一边倒”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理论支柱。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就意味着要同苏联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反苏反共的美帝国主义。不管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苏关系时怎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不管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在策略上有多大的灵活性，只要它不放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要它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美苏处于对立状态，它就不会改变联苏反美这一基本立场。
反帝民族主义在中共采取“一边倒”决策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的三条外交方针都具有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1949年1月19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的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进一步说明，新中国的外交在对待帝国主义上要同旧中国相区别，他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中华民族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共产党以排除外国侵华势力，争取民族解放为已任。在它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中，帝国主义排在首位。而在帝国主义中，顽固敌视中国革命、在内战中援蒋反共的美国不免首当其冲。而且，在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反帝思想和情绪特别高昂、激烈，这也促使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帝政策，认为这是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就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当时，苏联在华仍保留某些特权，但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需要“打扫干净屋子”。从本质上说，“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都是为“一边倒”服务的。
当然，也有其它一些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一边倒”的选择。首先，在内战中，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自然伤害了共产党的感情，使之对美国极不信任，并且在中共党内和中国人民中形成了强烈的反美仇美情绪；相反，苏联却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尽管苏联的支持并非一直积极。其次，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增加到十几个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客观上成了社会主义的同盟军。这种形势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再次，由于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模式，而美国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最后，更为重要的还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时美苏两国对它的态度。当时美国决策者虽然打算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同国民党拉开距离，奉行灵活的对华政策，以阻止中苏结盟，但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主张仍然是不跟共产党政权打交道，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美国又加紧扶植日本。这与苏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来华时，就和中共领导人商定：待新中国一成立，立即给予承认。新中国成立后，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援助，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失望，只有把目光投向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订立中苏军事同盟时有过明确说明。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依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他还说，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将中国境内的国外反动派也赶了出去，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国内也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就国际形势看，二战后初期虽然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并且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相配合，但是，国际共运高潮并没有持续很久。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调整，重新站稳了脚跟，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相互支援。毛泽东曾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国际斗争中站在共产主义力量一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中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相当多的国家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地位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的，原宗主国都自觉或被迫地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国家独立后，一般都同原宗主国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1945年，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引用了斯大林的三大矛盾说，并将之加以发挥。他说：“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毛泽东所做的分析或许适合于40年代下半期，但是到了50年代，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三大矛盾并未更加尖锐和扩大，相反，和平与发展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美苏这两个对头也经常坐在一起商讨世界大事，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