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改变了过去工党领导人和思想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单向性的弱点。过去，许多人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任务胜过政治任务，不公正和剥削起源于经济关系，而非政治体制，政治平等和政治权利的价值在于其工具性，而非实质。在许多工党政治家、思想家看来，公民权分为三部分：公民、政治和社会。在过去300多年间，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已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然后又转向第三阶段。平等的公民权已在18世纪争取到；19世纪，政治权利又大大扩展；20世纪，斗争的焦点已集中到社会权利上。布莱尔上台后，对这些观点作了一些调整。他认为，英国现在处于民主的第二个时代。经过长期的斗争，第一个时代（以1928年选举权扩大到成年妇女为标志）建立了普选制。然而，70年代过后，社会和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00年，中央政府消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1930年为13％，而如今，已达到42％。在本世纪中叶，英国的多数人口是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阶级，他们支付不到10％的收入税，而如今，人口中的多数是中产阶层，所支付的收入税已达40％。这些变化给民主宪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许多机构和体制还是建立在第一个民主时代基础之上。议会工作的方式，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私家俱乐部，而不是一种民主的载体，上议院的组成，宪法和许多规定还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这些，都使得英国政治变得不那么受人尊敬，不那么负责任。布莱尔还认为：改革政治体制不仅不像保守党人说的那样，只是爱唠叨的阶级语言，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使大多数人民关心公共事业的途径；而且对其他目标，如强大的经济、好的贸易、好的教育和防止犯罪都有益处。
布莱尔同意《经济学家》杂志编辑沃尔特·巴奇豪特的观点，即：每部宪法首先要获得权威，然后利用权威；首先要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忠诚，然后，在政府的工作中付诸实施。
布莱尔为工党规定的目标是：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忠诚和现实估价基础之上的政府良好运行的伙伴关系。工党的民主复兴目标有三个，第一，强化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使决策更接近人民群众；第三，增加政府的民主信任程度。
民主的繁荣依赖于尊重权利、履行义务的丰富文化。除了政治家的统治和法院的范围以外，这些权利和义务都与社区密切相关，国家宪政的责任就是保护自由，鼓励责任的履行。而现实的英国，在这方面做的很不够，基层的权利，如信息权、司法平等、财产的安全经常被忽视。
工党主张，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把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宪法结合起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多倾听人民的意见，利用全民公决是一个重要手段。许多政治决策都与公民的地域有联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使政府与人民群众接近的途径，地方政府的民主声音需要通过地方当局与选民的接触而加强。所以，布莱尔一再坚持伦敦市和其他大城市的市长应该由选民直接委任；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权力应加强；加强地方组织是改造英国权力结构的关键。
在某些方面，布莱尔仍采取相当谨慎的立场，未能做出大胆的许诺。布莱尔无疑有他的难言之隐。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会涉及到工党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在选举制度改革方面，布莱尔曾说：“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现行选举制度是不是不公平的，我的回答是：是的。更困难的问题是，有没有较为公平的选举制度？我想，在比例代表制下，一些小党将会得到不合乎其比例的权力”。 现存的选举制度对工党和保守党都较为有利，选举制度的改革，将对英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它不仅会影响政党的数目与政府的结构，也将影响它们的组织、意识形态、相互力量与选举互动。布莱尔虽然有时也提到大选获胜后，要履行约翰·史密斯的就选举制度举行全民公决的许诺，但骨子里，他并不希望实行真正的比例代表制。
（四）布莱尔的建党思想
布莱尔曾经说过：“我不是生来就是工党党员，是我选择了它。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他党。我信任它，我非常高兴作这个党的领袖，我将生活在这个党中，也许死在这个党内”。布莱尔在这里表达了他永不叛党的决心。实际情况是，他虽未叛党，但却改变了党。
布莱尔认为，工党组织上的分散、纷争、分裂以及基础狭窄是其竞争不过对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党的组织在70年代像其理论一样，成了过时的东西，党这部机器已经成了被派别活动和宗派主义猎获的壳子，它看起来民主，其实不然，本应是在党和其真正要代表的人们之间关键的民主联系消失了。理论过时了，而党的组织机构无力清楚地证明并扭转这种局面。工党今天的任务就是围绕所追求的价值重构意识形态，然后创造一个适合并反映该理论的组织。布莱尔多次表示，要解决什么人参加工党？他们的利益如何表达？决策如何形成等问题。
布莱尔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强化工党作为一个“人民党”的形象。前几任工党领导人虽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较而言，布莱尔做的更多，声势更大一些。布莱尔在这个场合说工党是“人民党”，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工党是“工商业党”、“基督教党”，目的是给人们造成工党是一个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党的形象。布莱尔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 他认为，“80年代以来，工党在组织上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党与其他地方团体相脱离”，“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开放的，拥护它所寻求代表的社区的党”。为此，他疏远与工会的关系。布莱尔多次界定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工党与工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持一种联系是正常的，但时代变了，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应该变化，工党与工会不仅仅是一种组织联系，而且应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过去工党与工会那种特殊的紧密关系对双方都不利，工会应该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它的位置，工会应作为工人的广泛的代言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党的代言人而出现。1995年9月12日，在英国职工大会年会上，布莱尔毫不客气地向工会代表说：工党的决策，工会可以进行说服，但决策权必须由工党来掌握，工党要管理整个国家，不允许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支配它。在疏远与工会关系的同时，工党与工商界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95年9月，布莱尔及其同僚开始了一场面对国内外工商界的游说旅行，专门与资方联系，力图得到工商界的支持。他对工商界巨头公开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保守党已不再是工商党，他们财政上既不节俭，经济上又缺乏有效管理，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许多工商业头目都表示，他们对工党执政并不担忧。
布莱尔极力主张扩大党内民主，力主“一人一票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工党内部的民主状况，工党将永远不会成为执政党。80年代初，工党议员奥斯丁·米歇尔曾把工党描绘成为“一个没有党员的大众党，一个没有共识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一个与人民割断联系的人民党”。布莱尔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早在金诺克之前，他就力主在党的决策问题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他说：“在工党党内决策时，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信任普通党员，那么，我们如何在广泛的社区内为工党赢得支持呢？面向21世纪的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中左翼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一个与地方社区接触的党，因为它的地方社区是该党的一部分”。 为此，应该让每个党员在党内都有表决权、发言权。布莱尔一直想通过党内民主的方法，削弱工会在工党中的强大地位。他企图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而是工党与工会分子的一种联系。前任工党领袖史密斯在布莱尔等人的支持下，试图限制工会在未来领袖选举中的权力，工会会员党员应按个人党员来计，票数应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而不是按集团、工会集体来计算。布莱尔还从90年代初开始，力倡党内公决，就一些重大决策在党内进行表决。当时，党内许多人都认为这太民主、太愚蠢。然而，布莱尔上台9个月后，在关于党章第4条的争论中，在地方党组织中真的把是否修改第4条问题提交给了全体党员表决。布莱尔这些主张的意图实际上是想建立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提高党的灵活性、创新能力和直接决策能力。用明显地创造党内充分民主空气而同时又不让他们掌握实权的办法来保持他们的热情。一方面在原则上把表决权下放给每位党员，但又通过议会党团所占的大的份额及每票的“含金量”不同来使大部分党员的权力成为虚设，从而使议会党团、领袖享有最终决策能力。
§§§第二节 工党现代化的产物
布莱尔的思想是工党几十年来现代化工作的继续和产物，是他改造工党实践的结果。
最先揭起工党现代化大旗的是盖茨克尔。他认为，工党需要在其组织和理论方面使自己现代化，使党不再是一个阶级冲突的党，不再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应使其成为一个全民党。这时，在费边社的主持下，一批身兼工党要职的思想家、理论家纷纷撰文立说，形成了所谓的“新思想运动”。这些“新思想家”又因要求“修正”工党传统理论和政策而被称为“修正主义派”。他们认为，工党社会主义思想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尤其不能适应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导致工党政策陈旧，拿不出吸引选民的政纲来，在竞选中屡屡落选。用克罗斯兰的话说就是：“正在昨天的战场当中，所用的战略的基础是已经过去的英国社会”。他们主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审定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内涵作出新的解释。盖茨克尔于1959年工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动议修改党章第4条款，要求提出新的政策，更多地关心白领阶层，减少工党与蓝领工会的亲密程度。这个动议由于左派的反对没能通过。不过在盖茨克尔的提议下，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对第4条作附加声明，声称：“工党执委会承认在国家经济中应该既有国营企业也有私人企业的地位的同时，建议继续扩大公共财产的范围，要考虑客观事实，适应客观状况，考虑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意见，逐步采取决定。”这样，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第4条。50年代工党内部这股修正主义思潮尽管未能修改第4条，但这是对传统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修正主义理论在工党的行动纲领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抛弃了社会主义等于国有化的传统主张，而且把国有化仅仅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很重要的手段。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写进党章，但在以后的工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不断重复类似的问题。
把工党从一个阶级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党的尝试在威尔逊时期继续着。威尔逊虽然未直接向党章第4条挑战，但他逐渐把国有化问题从党的议事日程中取消了。在1964年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宣言为《新英国》，该宣言主要突出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强调经济增长、效率和技术革新的必要性，它要求的是计划化而不是国有化，表明英国工党是一个现代化的非阶级性的政党。英国学者豪厄尔认为：“威尔逊此举目的在于在民族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动员大众的支持，以结束人们对这个党是一个阶级政党的看法”。这个阶段工党现代化战略的高潮是白皮书《代替冲突》的发表。这个白皮书企图限制工会的权力，并向工会一些不负责任的行动追究法律责任。这种试图通过把工会纳入法律框架来改革劳资关系并限制它们分散的组织的破坏性影响的做法是工党现代化进程中理顺工党与工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威尔逊对工会的公开批评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重塑工党为全民党的战略步骤。威尔逊的这一举动在工人运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工会紧急动议，坚决抵制这一政策，终于迫使威尔逊政府放弃了这一企图。但从此又方的关系发生了大的裂缝。
随着《代替冲突》白皮书的失败以及左翼力量的加强，现代化在70年代处于停泄阶段。修正主义在60年代的失势意味着其意识形态的破产，右翼领导不再有许多的支持者，也不再有变革工党的幻想。自此，威尔逊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允许左翼影响工党的纲领和宣言，然后在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冲淡其影响，以便把党团结在一起。在卡拉汉时期，工党的现代化也无大动作，因为他力量较弱，在党内党外，都是以微弱的多数得到支持。
工党的现代化在1983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年大选失败后，新任领袖金诺克认识到，工党要想获胜，必须重组该党，使政策变得让选民接受。在党的组织方面，他认为必须给领袖大的权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运动，引导、协调全国的党的活动。为此，他提出了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办法，但未能成功。在理论政策方面，他引导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在1987年大选后，专门组织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在防务、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与欧共体的关系、环境、妇女、小企业的作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新东西，不仅与左翼有区别，而且与以前的修正主义也有较大的差别。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提大规模国有化，仅强调一些部门的国有化。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国家的帮助和干预下发挥市场的作用。更有甚者，1991年金诺克还曾试图悄悄取消党章第4条款，印了一批没印有第4条款的党证，引来了说他是“叛徒”的责骂，那批党证只好作废。在工党现代化进程中，金诺克好象没作成什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利用大选失败、他的左翼形象以及他的领导才能，向传统的工党社会主义模式发起了全面挑战，揭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序幕，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