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8日，布莱尔在下院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第一次演讲，表明了他与金和另一位保守党新议员麦克尔·豪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次演讲与他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讲不同，这次他没有与对手就英国的政治问题进行激烈的舌战，也没有表达任何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许诺，而只是从法律角度对保守党议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迎合那些与汤姆·金等人在原则上并无分歧的人们。其实，布莱尔和工党多数人对保守党议案所反映的主要原则也是赞同的，尽管布莱尔在演讲中称该议案是“不正当的、令人惊骇的，是一种羞辱。”不过，布莱尔非常巧妙地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干预”，说这个问题“不在于秘密选举是好还是坏，而是在于国家干预和独断工会内部事务是否正义。”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其实，保守党反对国家干预是有选择的，全凭对它是否有利。在工会问题上它就是在强化国家干预，而且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意在打击工会和工党的的势力。工会为工党提供的政治基金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保守党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的捐赠。上述的工会法案要求工会在决定提供政治捐赠时要进行秘密投票，但却没有要求企业也承担同等的义务。很明显，保守党政府是在偏袒某一方。保守党在提出工会法时是打着扩大工会内部民主的旗号。布莱尔抓住这一点抨击道：这项法案“与民主无关——完全是干涉英国工会成员们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自由组织社团的权利。”
总的来讲，布莱尔和他的两位战友——史密斯和布朗，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还不错。当时年轻的劳工部低级大臣艾伦·克拉克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辩论，他心有余悸地说：“工党有一支非常强硬的队伍。小个子约翰·史密斯，脸圆而胖，极富魅力，是一位爱丁堡的律师，正当年富力强。还有两个小伙子极聪明，他们就是布朗和布莱尔。”
这位保守党的低级大臣和约翰·史密斯一样拥有一双慧眼，他没有看错人，仅仅一年后，布莱尔就在议会内展露头角，在下院会议大厅中的座位由后排转到了前排。
§§§第二节 从后座到前座
1984年11月，这时工党正陷入煤矿工人大罢工所造成的困境中，而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处于逆境时交了好运。有一天，议会下院反对党领袖尼尔·金诺克把布莱尔请到他在下院的办公室来，布莱尔感到十分意外。金诺克的顾问查尔斯·克拉克描述当时的情景道：“托尼绝对在因害怕而发抖。他一点都未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根本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前座议员。这是他第一次被召去见自己的领袖。他被震惊得几乎倒在地上。”当金诺克提出要让布莱尔当前座议员时，布莱尔沉默了很长时间。于是金诺克问： “难道你不想当前座议员吗？”
“不，我当然想。”
“那好，听着，我想把你吸收到我们班子中来，就这样决定了。”
“我也想成为这个班子中的一员。”
“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有点吃惊。”1
由于这届议会中工党的议员相对往届较少，所以有大约1/3的工党议员是前座议员。前座议员就是影子内阁成员，被分派去了掌握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布莱尔在进入下院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跻身于影子内阁，成为影子内阁中最年轻的一员。他是自1968年大卫·欧文以来升迁最快的一位议员，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媒介的重视。《金融时报》形容他是一位“最有前途的新人”。
在影子内阁中，布莱尔被分配到财政部，在副领袖兼影子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手下当一名地位最低的大臣。在得到金诺克青睐的同时，布莱尔也受到了哈特斯利的器重。哈特斯利在自己当选为副领袖前曾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第一次见到布莱尔，那时他就对布莱尔有深刻的印象。除了布莱尔在努力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能外，还有一点使哈特斯利十分赞赏，这就是他有礼貌。哈特斯利说：“托尼是我所见到的最有礼貌的人。礼貌是有资格当选的一个小条件。我已参加过大约50次补缺选举，但我认为只有两位候选人事后致信于我，托尼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特别之处。”布莱尔进入影子财政部后，哈特斯利对他的这位新下属的印象就更好了：“他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优秀。他极其勤勉，做事总是很有能力。如果他在下院不得不去处理很棘手的事情，他总是能做得很完满。”
在布莱尔得到升迁的时候，另一位工党的神童高登·布朗却谢绝了对他的提升。他自己声称当一名后座议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并可以更有效地抨击政府，但实际上是不喜欢给他安排的角色。有人曾提议让他担任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办公室的一个职务，但是他不想只成为一个苏格兰政治家，不愿被固定在这个角色上。第二年，他进入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影子贸易和工业部。
布莱尔很显然是雄心勃勃的，但他努力避免给人留下他是春风得意的印象。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前面的路是很艰难的。当时，工党已连续输掉两次大选，对一个以议会为主要活动阵地的政党来说，长期在野是很危险的。哈特斯利说他与金诺克都不懈地坚决主张工党需要赢得政权。他们寄希望于1987年大选。但是布莱尔却不寄这种希望，他在当上议员之前就曾对工党的未来进行过认真思考，他认为工党在1987年不会获胜，尽管他预料到1987年大选后他可能会进入影子内阁（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要早许多）。他很明白，工党不上台执政，自己的任何政治抱负都是空想。他不象有些人那样老是做着当首相的白日梦，也不象保守党的新星赫塞尔庭那样给自己定了一个何时当上首相的时间表。布莱尔有句格言：“我相信在政治上你若算计过多，反会失算。因此没有理由去担心。如果事情要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事情不会发生，那么，生活还有许多内容。老是念念不忘政治抱负的人们通常既会引起危险又会以失败告终。
布莱尔成为前座议员不久，就开始在工党内和新闻界享有较好的声誉。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在其中很活跃的工党协调委员会是个在基层党员中很有影响的左派组织，布莱尔通过这个组织与左翼基层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该组织后来演变成“工党现代派”的一个阵地，力图改革工党的政策和内部机制。1985年春天，在地区工党代表大会期间，工党协调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外围集会。在一次集会上，布莱尔发言道：“我们正在推进党的机制的现代化，把党发展成为一个适合于竞选的组织，并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集会的组织者，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书记保罗·考卧瑞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演讲，我深为他讲到的三大主题所震动，特别是他当时所谈的有关伦理问题。我对他的演讲风格印象很深，它是那种深思熟虑的风格。由此我想到了两点：‘我从没听到有人象他那样讲话’，和‘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布莱尔首次在新闻媒体上亮相是在1985年3月6日的“问答时刻”节目中。能被邀请上电视节目对一位正在发展的政治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步骤。在这方面，布莱尔在3年时间内赶超了布朗。在这次的电视节目中，布莱尔口齿清晰、充满信心。他首先谈的一个主题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支持的合情合理的内容：“如果我被允许从实际而确有助益的一点谈起，说一说大家都意见一致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新的立法领域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措施可用来加强反对种族主义和抵制足球流氓行径的立法。”
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成立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有人说这个联盟是通向未来的力量，它在民意测验中的成绩也很不错。在电视讲话中，布莱尔承认工党与联盟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以此表达了他对这个联盟隐含的赞誉：“如果你们能够接受实质上已经存在的共同一致反对政府的舆论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国民们就只能作出如下的抉择：采纳联盟充斥着华丽词藻和美好理想的政策，或者支持能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工党。”
布莱尔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发展他在下院的声望上。对一位想得到最高职位的政治家来说，在下院中的表现是一项极其必要的考验。1985年1月，身为影子内阁财政事务的一个发言人，布莱尔与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展开了一场争辩。他请求劳森共同拒绝接受“政府干预永远错误，市场力量永远正确这一荒唐的教条”。这话激起了劳森对他的奚落：“没有人总是正确的，甚至那些可敬的大人物也不例外……经验表明，从整体来看，尽管市场会产生错误，但市场修正自身的错误要比政府干预来得更容易。”不过这位财政大臣显得还是比较大度，随后他就给对手找了个台阶：“下院中两派的分歧在于反对党讨论问题，而我们解决问题。”
在与劳森的交锋中，直到1987年，布莱尔也没有发现与他有任何观点上的接近。4月29日，在新的大选被提上议事日程前不久，保守党的这位财政大臣出示了一份表明削减税收不会增加就业的财政研究报告。布莱尔与劳森又进行了一场较量。当布莱尔讽刺这个报告“很出色”时。劳森乘机挖苦布莱尔：“可敬的伟大人物读过它了吗？”
布莱尔反唇相讥，嘲笑他道：“我已读过了。委托这位可敬的先生审查这项报告是错误的，仅仅因为不喜欢报告的结果就摈弃它也是错误的。”
尽管布莱尔抨击过自由市场的“教条”，但是劳森仍象许多其他保守党人一样，感到他的这位对手在与他辩论时并未表现多少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布莱尔的辩论更多地是从法律上找问题。劳森对布莱尔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常为他是工党党员而感到有些惊奇。无疑他是工党曾有过的社会主义信仰程度最低的领导人。约翰·史密斯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从骨子里、实质上来说属于工党右翼。我觉得托尼·布莱尔不是——我并不是想给他制造麻烦——但我的确感到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在遭受了1983年的惨败之后，工党虽然更换了领袖，但是直到1987年大选，工党并没有多少改变。金诺克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恢复党的团结上。他认为工党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工党内部不团结。他原属工党左派，不过比富特温和些，上台后逐渐转向中间派的立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党的团结状况确有很大改善，在公众中的形象也所恢复。然而，1983年大选后，保守党在撒切尔主义的旗帜下，对英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收效颇佳，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威望日益提高。撒切尔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又一次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工党带着与1983年大选时实质上相同的政策进入了竞选运动。就经济政策而言，无非还是有关税收、消费和债务方面的许诺，再就是要搞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即把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企业再重新国有化。对这次大选的结局，布莱尔早有预料。临近大选几个月内工党的表现更是令人沮丧。1987年1月，在格林威治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工党竟败给了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以后的民意测验中甚至位居第三。布莱尔认为，照这样下去，工党有可能被联盟超越而走向穷途末路，这种情况在1983年大选后差点发生。不过，布莱尔所担心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叫彼得·曼德尔森的人。曼德尔森于1985年10月被任命为工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曾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周末世界”节目供职，那时就很活跃，他还是一位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研究专家。他的祖父赫伯特·莫里森在二战时曾担任过内政大臣。现在曼德尔森渴望重返中央政治舞台。在工党内盛行互相给贴派别标签的年代，他属于右翼分子，曾在1983年为罗伊·哈特斯利竞选领袖职位效过力。在任命他为宣传部长时，在金诺克心目中他并不是第一人选，但是他是金诺克的助手查尔斯·克拉克的好朋友，而且是能被左右派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全国执委会接受的折衷人选。他成了工党1987年高度专业性的竞选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布莱尔并没有从曼德尔森设计的竞选运动中得到多少好处。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提高知名度的。但是在1987年大选后，曼德尔森为布莱尔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多。然而，与工党的另一位神童高登·布朗比较起来，布莱尔的知名度还很有限，在许多领域还不为人所知。除了在几次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事件中吸引了一些新闻媒介的注意外，他在下院之外还属于无名鼠辈之列，如果说还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前座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布莱尔的一位来自南海克尼工党的朋友约翰·劳合于1986年8月当上了有左翼倾向的刊物《新政治家》的编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党影子内阁财政部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是重要的。”这话实际上是在褒奖影子财政大臣哈特斯利。随后他笔锋一转评价了一番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欧纳·麦克唐纳奋斗得如此艰苦，却没产生太多的效果，泰瑞·戴维几乎表现不出一点奋斗的迹象。托尼·布莱尔这位聪明的青年律师是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费尽心机地钻研他的主题，然而他的热情并没使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份量增加。”
对老朋友的这种评价，布莱尔感到怒不可遏。他打电话给劳合说：“你竟然说我是无足轻重的。”劳合慌忙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布莱尔没有经验。布莱尔仍怒气未消，说：“你的文章并不是这个意思。”布莱尔之所以对朋友大发雷霆，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劳合把自己与麦克唐纳和戴维相提并论使他受到极大伤害。对此二人，布莱尔与劳合的看法一样，都认为他们是粗俗可鄙的。布莱尔常常在影子财政部会议之外声言影子财政部成员们都是“完全死气沉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