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道台
于驷兴将傅家甸疫情上报给东三省总督锡良后，锡督专门派遣了两名医生来哈尔滨协助防疫，一位姓姚，广东人；一位姓孙，福建人。他们来自北洋医学堂，这是所英式医学院，医生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两位医生敏锐地发现，此次鼠疫大多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肺部感染。那么杀灭空气中的有害飞沫，致力于消毒，是有效的控制手段。他们在北三道街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消毒站，存储了大量从日本药房购进的生硫磺和石碳酸。姚医生指导居民，把硫磺放到罐子里，让它充分燃烧，持续散烟，这样就能杀死空气中飘浮的细菌，减少感染的几率；而石碳酸的配比，是用四十倍的清水，把它稀释了，喷洒在屋子的各个角落。至于出入疫病院的人，包括医士、打扫卫生的、送饭的、抬尸运尸的，每日不可少的，就是往他们身上喷洒石碳酸。
傅家甸人对消毒并不热情。尽管防疫局为大家发放了硫磺和石碳酸，并告知了使用方法，但用的人家，并不多见。人们说在家里熏硫磺反胃，再说了，既然流行的是鼠疫，老鼠又不能飞，他们不相信空气中有它们撒播的病菌。而感染了鼠疫的人呼出的气息，只要你不在这人左右，又怎么能吸入自己的肺子里呢。
再说石碳酸，它的溶液有一股酸溜溜的味儿，比开春时烂酸菜的气味还难闻，他们才不相信这样的水滴上了身，能起到预防作用。它要真有那么灵验，那不成了上天赐予的甘露了吗？所以姚医生和孙医生，嘴唇都磨破皮了，从者寥寥，二人只能摇头叹息。傅家甸人的卫生习惯也不好，喜食臭鱼烂虾不说，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再加上街巷中缺乏排污设施，油腻的刷锅水，甚至于尿罐的尿水，都泼在了街上。这些污秽物从暖屋子中被泼出的一瞬，由于温热，遇到寒风，会产生白炽的雾气，弥散空中，也是潜在的传染源。
姚医生和孙医生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疫情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没想到它不消反涨，这令他们无比头疼，怕日后疫情更加严重，落下无能的骂名，都想打退堂鼓了。
除了北洋医学堂的两位医生，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也派来了一名医生。这位日本医生不像姚医生和孙医生致力于消毒预防，他迷恋的是解剖老鼠。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解剖了上百只老鼠，可却没有分离出鼠疫杆菌，这令他无比惆怅。难道傅家甸流行的不是鼠疫？如果不是鼠疫，难道又有新型的烈性传染病出现了？
比这些应对疫情的医生更难受的，是道台府的道台于驷兴。他并不像王春申想象的那样，在官府里不问世事，锦衣玉食，高枕无忧，优哉游哉地读着圣贤书。傅家甸疫死人数急遽上升，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的领事，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纷纷照会他，说是如果傅家甸疫情得不到控制，殃及他们，他们将会派本国的医生进驻傅家甸，独立统领防疫，届时华医将悉数撤出。
于驷兴为防疫之事头疼不已，总督锡良电令他必须消灭瘟
疫，也派来了医生，官府从关税中拨出了两万多纹银用于防疫，可是疫情如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令他如坐针毡。因为瘟疫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你没法真刀真枪对付它。于驷兴除了任道台，还兼任哈尔滨铁路局交涉局总办和铁路税捐局总办。虽然断不了与俄国人打交道，但于驷兴因为寿山将军之死，骨子里对他们是抵触的。
寿山将军就是袁寿山，时任黑龙江将军，于驷兴当时是其属下。寿山将军是袁崇焕先生的后人，他继承了先祖的品德，刚直不阿，勇猛无畏。十年前，八国联军入侵紫禁城，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趁机出动十七万军队，兵分六路，进犯东北。俄军提出的条件是，借路由瑷珲南下，经齐齐哈尔至哈尔滨护路，被寿山将军断然拒绝。他多次上奏朝廷，指出沙俄“借路”背后的阴谋，是觊觎大清国肥沃的疆土。他提出“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等抗俄主张，周密部署，将黑龙江省兵力分为三路，严阵以待，并传令瑷珲副都统凤翔：“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致电盛京、吉林将军，希望届时能施以援手，合剿俄军。然而俄军还是不宣而战，炮袭瑷珲卡伦山，清军虽然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痛失瑷珲，凤翔都统战死。之后俄军驱逐华民，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于驷兴眼见着寿山将军年轻的鬓角，一夜之间染上霜雪。寿山将军知道，东北是一块质地优良的棉布，俄军从瑷珲撕开口子后，这条口子将逐渐扩大。果然，其后俄军长驱直入，逼近齐齐哈尔。而盛京和吉林方面的清兵，遵朝廷旨意，按兵不动，孤立无援的寿山将军的兵马，节节败退。寿山将军知道大势已去，他悲凉之极，给皇上太后写下遗折，吞服鸦片，自卧柩中。鸦片这迷魂药，能让无数人踏上不归路，可它却无法扼住将军的呼吸；于是寿山将军选择吞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