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
新世纪中国文坛：“葛红兵现象”
孙国亮
如果说葛红兵在2000年“走红”文坛是因了“悼词风波”而被冠以“另类酷评家”之名，多少有些剑走偏锋，淹没了他的批评实绩的话，那么2001年的葛红兵足以让怀疑和指责他“意欲何为”的所谓文人君子闭上聒噪的嘴巴。近年，出版两部学术批评文集，四部随笔集，四部长篇小说的成绩，开文坛内外，闻所未闻之先河，此现象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教授作家
教授在中国的历史还不长。遥想教授当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派，都极有个性，透出一股“士”气，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文化的承传者，不仅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而且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为社会正义鼓与呼。教授为文抒怀呐喊，显示了良好的文化水准和自由的精神状态。
然而，在推崇“量化”的“新科举时代”，教授在书斋里被机械地批量生产。固守书斋，只读圣贤，再难有展示个性的声音了。学术与文学在潜移默化的禁锢中被人为地生生撕裂。教授与作家也形同陌路，甚至出现名作家受聘作教授为人所不解的怪事，我们是该好好反思了。今日校园生活犹如按部就班的生产流水线，每个人都被打磨，消耗，锻造，虽然心中存有难以抑制的反抗情绪，但到头来却仍是随波逐流，象一个聚会，热闹非常，却笼罩着虚拟的假面。生活其中的教授理应为此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僵硬的”、“外部的”、“过分专业化的”观察和表述世界的方式，与一般人有多少联系呢？你们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和表现了启蒙的思想薪火？与“五四”一代教授相比，你们都为民众做了些什么呢？
坦白的说，钱理群先生把摩罗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继者，颇有点提携和吹捧的肉麻；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精神界战士”的“战斗”方式上，葛红兵是青年学者中真正的继承者。他虽师出名门，有着专业系统的学术素养，但却不是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守望型学者；既是知识广博的名教授，涉猎文学史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等等，又是诗人、小说家，《青年文学》已经把他列为十位“68年生作家”之一。当教授的人格普遍虚弱，精神普遍萎靡，感性普遍退化之时，葛红兵正在努力找寻拯救困顿自我的“诺亚方舟”；在认清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级别，住房的资格，炫耀的名片时，他毅然选择了“作家身份”，自觉继承了“五四”学人的处世之道：为民众写作。2001年，“教授作家”在葛红兵身上再次得到完美地展示：学术与文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物；如果有足够的才情和介入社会的责任感，两者会很好的相得益彰。即充分发挥大学和教授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发挥其固有的独立不依的非功利品格，发挥其所凝聚的知识和话语的可信度，创出一种集思想和体验于一体的写作方式，从而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探索到一条可行之路。这也使葛红兵的创作严格地区别于同代作家。如果说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是一种自发的青春型狂欢，那么青春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的偏执、颠覆和独裁的可怕倾向，缺乏反思的维度必然带来内在的危机；“越堕落越快乐”的无奈也透出些许莫名的轻松感和可耻的得意感。葛红兵对他们的批判毫不容情，一针见血，（参见《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代写作》）所以他能够在自觉的反思层面“拷问”自我的魂灵，显示出可贵的清醒和独立，与同代和同类人的决裂，独自体味着深切的裂变与痛苦；这痛苦来自他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恐惧、孤独、焦虑、惆怅、压抑、震惊、荒诞……在《我的N种生活》中传递出了人类时刻面对却又处处遮蔽和设法逃避的主题。在精神已经貌似“成熟”到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今天，葛红兵却如此“不合时宜”地思考如此沉重的话题，的确需要勇气。把自我置于知识分子对立物的场所，无情剖露自身的鄙俗，以一己之痛唤起知识者的良知和觉悟，忏悔中透出无可逃遁的“罪感”意识。这种“罪感文化”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是知识分子凸现灵魂深层意识的有效手段；而不幸的是，它在中国是缺失的，这是制约中国知识者成为“大师”的瓶颈。葛红兵的忏悔和罪感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向知识分子自我及其同类；这决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表演，也不是伤害别人后乞求宽恕和谅解，而是灵魂的超度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肉体和心灵的炼狱过程。我不敢说他与奥古斯丁和卢梭等人的忏悔意识相比，达到了何等高度，也不能断言他是否会象卢梭一样把文学进一步引入一个巨大的舞台——中国人的重新发现，但他至少将“罪感文化”真正导入了中国，使知识分子辨证地认识自身成为“可能”，这种“可能”也是理解他人存在的重要维度。作为“教授作家”，鲁迅很寂莫，葛红兵也很孤独，但他“将埋身于抵抗之中”，丰富的经验与苦难的阅历，渊博的知识与卓越的才华汇集于一个有人格力量的思者身上，成为烛照我们灵魂的希望所在。
自由作家
自由作家或曰自由撰稿人在中国还是一个时髦的“另类”。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作家。如果允许我作一个生吞活剥的原始置换，那么具有无限精神前景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肉体生存，真是天壤之别啊！我被自己愚蠢的思维惊呆了，难道“自由作家”在中国可以简单到仅以有无工作来划分吗？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正在实践着我的愚蠢，王小波、北村、朱朱、李冯、西飏、潘军、林白、陈染、残雪、虹影、王芫、魏微……为了实现自由写作的过程，他们断然与体制内的身份拜拜，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执着。这种拒绝和解的姿态，决不是逃避和表演，而是主动的选择和抗争。
但客观地说，辞职与写作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市场和读者还不能够养活所谓纯粹的写作者，这迫使“自由作家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即刚刚摆脱某种体制的阴影，旋即又跌进了衣食无着的万丈深渊。“自由作家”的身份和头衔绝不是一个“护身符”，也不是成为好作家的必要条件。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供职于各行各业的作家身上，我辨出了更为清醒的声音：保险公司的书记员卡夫卡，魏玛共和国的高官歌德，鸡禽稽查员博尔赫斯……，他们并没有把作家当成唯一崇高的职业，但他们思想的独立性进而使他们获得了某种人格的公正性，站在边缘角度，在文学意义上建立了纯粹公正的形象，获得了高贵、自由、独立的心灵空间。
葛红兵“教授作家”的身份，使他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市场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他没有在潮流中捡起“自由作家”的话语外衣，而是将自由写作落实到写作自身，他让纸面上的文字在自由精神的支配下活了起来，让它们自由地呼吸，透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在《我的N种生活》里他诘问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谓身份，谁又能从身份中获取生存的真正意义呢？所谓身份，不过是人们满足虚荣，实现“人治”的幌子。而在困扰人类本原的终极问题上他又不能不对自己发问，焦灼于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无处畅所欲言的苦境中，他必须要写作。这种内心的催逼和拷问使他对自由的体会和对世界感知的能力无限扩大，激活了创作的灵感。心灵自由状态下的写作，使当下一切身体自由的写作都成为苍白的空话。他既本能的躲避一切理性的观念化写作，也拒绝身体浅表的激动和狂欢，他情愿做一个“中间物”，被挤压、被刺痛、被解剖。正如“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眷恋自由和阳光，更憎恶苦难和黑暗，但正是苦难给予他的生存以更博大更崇高的意义，使他无可退避。我不知道这种献身抗争的精神在中国究竟能走多远？但葛红兵正在躬身前行……“我渴望写作，在写作上我是一个冲动的人……写作就是我的生活，不写作我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心理治疗学。”（见James Farrer对葛红兵的访谈录）这种对写作的依赖和“侵略性的激情”使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思考的现象，勇敢地贴近对象的灵魂，寻找一切对话的可能，实践着自由写作的真谛。“教授作家”的头衔除了保障他写作的物质基础外，对他已经毫无意义，更谈不上束缚和压力，因为他彻底放飞了自我，在文学的天地中无拘无束地翱翔，“有知者无畏”才是真正的“无畏”。
自传体小说
自传体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坛还是个稀罕的“另类”。倒不是说它有多么难写，关键还是作家心态和观念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生活的“含金量”。自上世纪末出现了几部自传体小说，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周洁茹的《小妖的网》、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女人为获取女权而故作的一种表演的姿态，因而淹没了应有的精神内涵；而且他们创作的精神指向也在不自觉中有渐趋形而下的危险。思想观念倒是蛮放得开，但创作心态的确让人生疑（如《上海宝贝》）。另外，这些年轻女作家的生活“含金量”也让人怀疑她们的自传体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沉溺于网络的好奇和想象，在多大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现实生活的残酷本相？生活资源的贫乏，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无聊，并没有激发她们形而上的精神思考，而是沉迷其中，逐渐丧失了体验生活的能力。她们的所谓“自传体小说”，只是生活表象的展示，甚至是赤裸裸的肉欲展览，而展示或展览却决不是文学。在西方文坛非常流行并极被看重的自传体小说，在中国被黑色幽默般的化为招摇的幌子。
葛红兵先生对她们的批判是深刻的（参见《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下写作》），所以他能够较好的克服了困扰女性作家们写作自传体小说的诱惑和难题。《我的N种生活》作为“中国第一部晚生代作家的思想自传”，是一部非情节化小说，在一个漫长的回忆式的语言总量中反抗了日常的庸俗和非良心的东西，在共有的经验系统内表达了个人化的立场。他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生活广阔无限，但“自我的疆域”同样也是无法抵达的。与其在起伏跌宕中描画生活的外在丰富性，倒不如在近乎无事中体验生活的内在丰富性来得真实。请看他在自传体小说中为我们思索和展示了些什么吧：愤与恨、退与缩、绝与望、欢与乐、情与性、耻与辱、恐与怖、学与术、邪与恶、贫与穷、我与你、你与他……这些直面灵魂的真切剖白，既属于葛红兵本人，又属于“68年生”的一代人，也属于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话题。“我喜欢这本书以及这样一种自我独白的忏悔录的方式。学院派和学理至上主义已经毁掉了生命的感受性，而它召回了一个‘六十年代人’的奇特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深负着灾难和苦役，但在身体写真集四处泛滥的年代惟独灵魂的痛楚遭到忽略。这部心的写真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可耻的景象。”在诸多名家论评中，朱大可的话很让人感动。葛红兵作为“酷评家”对作家们从没有手下留情，这让人很容易想到“酷吏”的形象；但难能可贵的是葛红兵对自己也丝毫没有手软，这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创作心态，他的真诚几近纯粹。诗一般的语言放飞思想者的心灵，自由写作指向一种纯洁的精神，听命的是一颗不羁灵魂的召唤和指引，生活的“含金量”在此被无限延展和提纯，只要你读后有所思。那么一个人的存在和他的自传体小说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卡夫卡说：“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这正是葛红兵和他纯粹的自传体小说存在的意义：透过自我“个人存在的细狭的锁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命存在的可能世界，尽管它是那么灰暗，甚至还有些肮脏，但却是真实的存在。
尽管葛红兵尚不能与那些大师们比肩，但作为2001年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说，葛红兵将有可能引导今后几年的文学潮流。恐怕不是戏说。
精神撒娇还是灵魂忏悔？
葛红兵答《文化时报》记者问
记者：看了你的新作《我的N种生活》，有很多感想。陈村说你的文字中有精神撒娇的成分，你自己怎么看呢？
葛红兵：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痛苦写出来，让自己解脱，我没有撒娇的意思，撒娇都是要有对象的，女人可以向男人撒娇，男人向女人撒娇就不大象样了，当然要是有机会我愿意做个女人，可是我是个男人，这很麻烦，至少是不能撒娇了。
记者：这样说是不是男权意识太浓了？你的小说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很大的类似处，都是把自己撕开来让人看……
葛红兵：林白用的是女性的视角，我用的是男性的视角，我想写一个人的成长史……
记者：你看，我有多苦，我就是苦难……
葛红兵：我说的是真正的苦难，人的苦难，我说它不是为了博得同情。
记者：那是为了什么呢？
葛红兵：忏悔。我知道我是在为我作为一个人的种种欠缺而忏悔。其实我是不大喜欢我自己的，甚至于非常痛恨我自己，但我不知道把我这种对我自己的痛恨怎么延续下去，又怎么结束它，你注意了没有？这本书的《跋》。这个《跋》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就是说这是我单个人的语言，而不是更普遍的语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一个”人的语言；另一个读法是“这是一个‘人’的语言，如何才能离开这一个‘人’的语言”，我希望找到那个非人的语言，我希望它启示我。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奠基在那个遥远的东西上，也许我就能和自己和平相处了。
记者：蔡翔先生说他不大喜欢你这种“忏悔”的语气？中国人的问题恐怕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葛红兵：忏悔很重要。蔡翔老师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谈这个问题，他说得也有道理。
记者：作为一个批评家，你很有争议性，作为一个作家，你也很有争议，你的这种争议性难道是你忏悔带来的吗？
葛红兵：忏悔可以使我得到世人的谅解。但是，我不需要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