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要感激乡中学，那个时候，所有的入学除了有后门的，都是采用的就近平均法，乡北半部的学生进乡中学，南半部的学生进我那所戴帽子初中。于是，出生地成了一个人的命运，生在乡南半部的人大多数只能在戴帽子初中混毕业文凭，然后回家种地，而生在北半部的学生，他们因为有机会进入乡中学，有可能进高中，上大学。表面上看，这种就近入学的方式是非常平等的，但是，骨子里却是极端等级制的，而且这种等级制所依据的是一个人先天的他自己根本就无法选择的出生地，而不是后天的努力，就如同户口一样，这是多么地不公平，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向社会，还没有开始自己前程的儿童，他就这样仅仅因为他出生的什么地方，他的命运就被确定了，这是极端残忍的――当我还是一个少年，当我看到队长的儿子背着书包到乡中学上学去了，是多么地忧伤，我不恨那个拖着鼻涕的蠢货，但是我痛恨这其中的不公平。直到现在我依然反对就近入学，这是非常残忍的不公平现象，可以依据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来入学，对每一个人进行智力测验，知识考试，然后分为三六九等让他们进入不同的学校，甚至也可以依据他们父母的金钱来入学，父母的赚钱能力至少还有一点是可以自己把握的（虽然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个人把握收入多少的能力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绝对不要以出生地、以户口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看起来公道，其实太残忍了――这会锻造多少像我当初一样痛苦的灵魂？
我反对在小学和初中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除了每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都是一样的，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人的智力有三六九等一样，学校的质量一定会有三六九等，问题是如何将高质量的学校分配给那些智商高，有相应的才能，适合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进而在享受了同等教育的基础上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回报的人。应当用考试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金钱来调控入学，这要比就近入学公平得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认识是那么混乱？人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大学实行就近入学，这样城市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学，而农村的孩子因为离得远，就完全不用上大学了。他们知道，上大学的机会要交给那些有潜在素质的学生，因为他们将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对于小学和中学，人们就不是如此认识。仿佛每一个学生都应当接受同样质量的教育，这才叫平等，所以那些所谓的平等主义者就提出要将所有的小说和初中都办成一个水准的，他们的意思是将智商高的学生和智商低的学生平均起来，让他们接受一种质量的教育，这才叫公平。而实际的操作中，他们是让智商高的学生降到智商低的水平上寻求统一。这是何其地荒谬，这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损失的不仅仅是高智商的对于社会可能贡献更多的孩子们的自我意识，更是人们彻底的放弃心理――－一切都要平均，个人努力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那个戴帽子初中的同学们大多有这种心态，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知道再用功，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这所学校的限制考得比乡中学的学生更好，他们绝望了，他们在学校混日子，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也失去了希望，因为知道他们考不取。这就是所谓就近入学的后果。
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将有限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分配给那些在智力和意志力、体力上更有潜力，从而，社会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回报寄予更高期待的孩子们身上，而不是平均地布施于所有的孩子身上――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相反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更残忍的歧视。
事实上，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是幸运的，那年我们的戴帽子初中来了两个从乡中学被赶出来的教师，他们拯救了我们（我感激那些在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们拯救过我），一下子使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以至于差不多就要接近乡中学了，如果不是那年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戴帽子中学，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和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农村且耕且种，因为繁重的农活，沉重的压力而淡忘了生活的目的，仿佛自己是一架养家糊口的机器。
每当我看到在街头踯躅独行的农民工，每当我看到城里人对他们那种厌恶的表情，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出他们违法受审的镜头，我都会流泪。在美国犯罪率高的是黑人，一个人种，而在中国犯罪率高的则是农民，一个阶级。
当然，我的老师中也有所谓“道德高尚”的人，在苏北的一所师范学校，他的确是我的老师了，他的大公德就是将我摁倒在水里，我常常被这样的噩梦惊醒，他说：“你就是天才吗？告诉你，即使你考取了，你也走不成。”他说：“养条狗还知道汪汪两声呢？你就是佛？”是啊！什么时候我成了他的人，什么时候那所师范学校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他已经将我看成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了？
上帝，我，一个人竟然像是一个物一样地被他所有了。我不信，我作为我自己就不是我自己――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然而我是错的，而他是对的，后来，当我终于可以离开那所师范学校的时候，我被当局告知我必须为此支付10000元人才流失费。我必须为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支付赎金，自己将自己从我的主人那里买回来――虽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将自己出卖了，我竟然就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在我来到这里的路中我已经将自己丢失给我所不知道的神秘者，它是谁呢？为什么它的职业是专事收购别人的自由呢？为什么它这么痛恨别人的自由？
由此，我想到恩师王兆鹏先生对我帮助；恩师曾华鹏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帮助我获得自由，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人身上，他们知道帮助一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宽容和仁德让我感佩，他们的伟大的灵魂对我永远是一种感召。如果说今天我依然对学术保持着某种道义上的信念，如果说我今天依然保持着为更为美好我未来幻觉而工作是值得的，那一定和他们的影响有关。
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国度，反面的情况看起来才是正常的，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将不自由视为正常，而将自由视为不正常的地步，对自由的理解能力以及幻想能力都下降了，这多么让人悲伤啊。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曾经渴望圣人，我暗自祈祷，我能碰到一个像神明一样的人，他将我从苦难中召回，让我在海水的尽头看到大陆；我也渴望神恩的降临，我曾经到佛寺烧香许愿，以前我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跪倒在神佛面前，痛哭流涕的人是不理解的，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却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我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乞求，这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让我感到恐惧，不是因为我的命运，而是因为我对这命运的哀求，我的无能为力。
但是，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不能乞求，本雅明说：“在这些人身上无止境的腐败并不是最坏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内核就具有这样的特性，由于他们受贿，这就为人道提供了唯一的一线希望。”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我的光线在哪里？就在这些人身上。这就是神为我们这种人打开的恩典之门，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一个平民，他在这个世界将如何生活呢？如果，他是生活在上帝的国里，在公平和公正里，那么他可以依照这些光亮的事物，如果他是生活在没有光亮的世界里，他将依靠更为黑暗的事物――这就是黑暗的国里上帝的恩典了。我看到魔鬼他拔下了苦役犯的金牙齿，将它们做成项链挂在了脖子上，那些满嘴是血的苦役犯正将脸凑近有光的地方，他们的心中对于魔鬼的感激胜过了对于上帝的渴念。上帝不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乞求魔鬼了。
模范狱警对于犯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而一个受贿的狱警对于犯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自由，那么就让那些犯人期待一个受贿的狱警。如果我们都是犯人，如果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们还能乞求什么呢？
我看到他――尊敬的圣人和神，他在我的视线里，他一刻都没有被我忽视，── 我注视着他，他坐在我的面前，他的衣服，他的声音，他的喝茶的动作……然而这些有多少和他的本质是同一的呢？从一个人的外表我们能得到多少关于他的内心的信息？那天我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晚上，可是在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站起身，他说他要走了，他是说他就要去深圳吗？不，他是说他就要（此刻就要）下班，他不想听我说话了。原来，整个下午他对我的兴趣都是伪装的，他的沉默使我错误地以为我必须讲――对他倾诉，对他乞求，渴望他的同情――这才对得起他，而我的喋喋不休其实是对他的折磨，他终于坚持不住了，他站起了身。一个和我不同的人，一个“另一个人”，他同我坐在一起，可是也许却正在与我走在反方向的路上：他坐在我的对面，可是，他的脑子里面却想的是另一码事情。他在我的视线里，可是我却遗忘了他，我将他的独立的存在给忽视了――本质上他是另一种人。
――他对我的注视是一种对我进行忽视的方式。
我如何才能站到他的立场上去？他又如何才能站到我的立场上来？他坐在我的对面，他是我的对象，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是他的对象，看起来这种关系是对等的，然而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真正的公平？站到他的立场上去，就是要将我注视他的目光收回来变成他注视我的目光，就是从他那里看我，看我藐小下去，看我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同情，看我根本就不值得帮助，看我是如何地可笑――如果此刻我能坐到他坐的那把椅子上用他的眼光──从他的角度看我？我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吧？
我的研究生小梁启发了我，她说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北方人，到处寻找朋友和老师、圣人，似乎躲在朋友和圣人的圈子里才感到安全，时刻渴望着为朋友两肋插刀，嗜酒就是一个象征。
离开酒，也离开期待，在孤独中忍受生活的煎熬，不要试图抓住什么，就像落水的人，如果他抓住了其他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起亡命，如果他抱着死亡的决心，那么他对这个世界就是大仁慈了，在水中，升腾的终将升腾，而下降的终将下降，这是不同的道路，下降的不要试图抓住升腾的。就让下降成为永远的下降。就让升腾者永远地升腾，我们各走各的，这样就真正地公平了。
初中2年级的时候，班里组织一部分同学排练话剧，参加全校文艺汇演，我们大家围绕在老师的周围，我们热烈的讨论着，老师说：“葛红兵，你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下，我仔细研究一下。”于是我离开热闹的人群回到教室，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整理起“大家的意见”来，一直整理到天快黑了，可是当我拿着整整齐齐的文稿到办公室找伟大老师的时候，他以及他们都已经不再了，他们将我抛弃了。然后我一个人沿着黑暗的巷道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老师在第二天对我解释说：“葛红兵，你昨天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你怎么没找到？”但是第二天，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找我，第三天我们的老师还是没有找我，整理意见的事情他已经忘了，他忘记了一个学生离开了热闹着的人群，一个人在孤独的教室里整理着“意见”，一直到天黑。现在，他放弃了他的命令，也许他在他的意识里他一直就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命令。此后文稿一直就停留的我的手中，一直到汇演结束了，一直到我们升三年级了。
是的，残酷的隔膜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和文稿，和停留在我的手中的文稿没有关系，然而这是一种隔膜，我和我的老师、领导、长辈的隔膜。这是我个人的噩梦——事实上，停留在我的手中的文稿一直出现在我的噩梦中，此后它成了我的噩梦的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一个人的一生，能碰到多少老师？又能碰到多少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