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说我的悲愤是“断裂一代”的“悲愤”，是典型的60年代人的情感。是不是说某种性质的悲愤在断裂一代是统一的？是不是说悲愤是60年代人才有的情感，早先的人因为理想主义教育没有这种情感，而此后的人因为是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屑于这种情感？到底断裂一代的悲愤是什么样的呢？对道德虚伪的无情的愤怒，对政治流氓的痛恨，对自己的失望甚至绝望，对世界的彻底的不信任，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安身，这是怎么了？
上一代，那些经历了文革的人，他们对于道德的虚伪已经习以为常，例如钱钟书那些人，他们在文革中学会了做缩头乌龟，他们像鸵鸟一样地活着，开始的时候这是被迫的，后来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也就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本能，以致于当他们真的听到了一两声真话就会毫无原由地恐惧，那是一代以瞎话、假话、空话当真话的人，他们已经失去了听真话的能力，看起来，谁说真话他们就群起而攻击之，直到置之死地。他们还塑造了一系列畸形的神，这些神成了他们的人格的最好的保护伞，所以他们不允许别人摧毁这些神，他们寄生在这些神里，这些神成了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以及物质生活的来源。
断裂一代呢？韩东、朱文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在几家报刊以“断裂”为题发表之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个时代在文学上的“断裂”以一种更为显眼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例如几乎百分之百的接受调查者都认为中国没有对他们构成根本性影响的作家，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其实“断裂”只是一种姿态，但是，仅仅是这样一种姿态，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的发展就像树必须生长在大地上不能和大地分离一样不能和它的传统分离，但是正如树上结出来的果实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泥土一样，文学发展必然要经受分离裂变的过程。鲁迅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没有断裂，当代作家全部是以鲁迅为摹本的仿制品，刊物上发的都是小鲁迅的文章，如果没有断裂，作家们的写作都是《林家铺子》、《春蚕》，那我们这个文坛该是什么样呢？那时我们对作家的最高评价只能是“某某最像鲁迅”或者“某某最忠于茅盾”，这样的文学界也太可怕了。说到“断裂”，其实鲁迅就是“断裂”大师，想一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谁能在这方面和鲁迅比？谁能做出比扭断中国几千年文言文写作传统改用白话文写作更有断裂意味的事来？鲁迅在今天之所以值得我们如此另眼相看就是因为他“断裂”做得好，他不仅在语言上“断裂”，而且在文体上也“断裂”，更在思想上“断裂”，鲁迅是断裂到家的。茅盾也是如此，他21年写《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就是一篇在文学观念上和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断裂的宣言，后来他还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支持“革命的文学”。所以学他们也要学他们的“断裂”精神。
断裂是一次笑剧，它草草地开场，最后也草草地收场。许多断裂行动的参加者被说成是小丑。──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丧失了用自己的真诚来理解一种革命性行动的能力，已经丧失了献身于伟大的事业，为崇高的理想而牺牲的激情，他们自己没有这种激情这是悲剧，而更大的悲剧是他们连理解这种激情的能力也丧失了。
这个时代的问题是缺乏信念，这个时代也因此更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不批判世界，不做殉道者，那他还做什么呢？当世界的发展离开了你认定的范畴，到底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说"我选择死，你们去活吧，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还是选择像钱钟书这样妥协、屈从、媚俗？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更有殉道精神的人，在宗教里，这种人叫"圣徒"，知识分子就是现代世俗社会的“圣徒”？知识分子不应该承担正面的责任，他的职责是且仅仅是否定，他举起手对一切不公和不义说“不”；这个任务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它常常必须对面各种各样的危险。知识分子在承担反面功能时，面对他所认定的不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讲话，需要献出生命的，不为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怯懦。一次我和朋友张闳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立即反驳我说：“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做。这是一种普遍的公民道德，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的确，知识分子并没有献身的特权，但是他却有献身的义务，知识分子应该有可能对人性的弱点提出批判，否则无以区分自己的身份。如果在一个压迫的时代，自己成为一个压迫者或者被压迫者，你如何让大众知道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钱钟书、巴金恰恰是在文革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知识分子不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喉舌，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说话的角色。
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湖北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写信的报导，心中有这样的语句：“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写于2000今年2月10日，李昌平，今年37岁，硕士。李昌平写到：“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按照李昌平的说法，农民之所以举家盲流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已经破产，他们的税费负担严重地超过了收入能力， 我来自农民，至今我的兄弟和父母依然在农村。我也在湖北呆过，到过湖北绝大多数的县，知道一点儿那里的情况。中国农民，他们的户口等等，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国家承担道德苦难（它是某种道德堕落的最直接的后果，而现在在人们的眼中常常是反过来了，它被看成是某种道德堕落的原因），他们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上，低贱地蝼蚁般地活着，近百年来一种不平等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减轻了。在城市一个不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每个月可以无偿地得到300元，上海还要多。而在乡村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80岁的老人、伤残人甚至小孩等等）却必须为自己活着缴纳“罚金”。
每当我看到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踯躅行走，被看成是贱民，被怀疑是偷窃犯，被驱逐，我就感到心痛。但是，也正是这个阶级， 他们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是沉默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没有信念，没有同情，怯懦和虚伪主宰着他们，他们的自我感觉有时更让人恶心。他们对农民的处境一无所知，但是却天生地感到了自己的优越，对农民抱以鄙夷的眼光，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由此我想李昌平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