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对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第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第二，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
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诵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几句我至今仍记得：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如果中国的少年们都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相比于一条人命，不论英雄人物的还是普通人的，在不至于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违反的规定都可视为狗屁规定；那么，往后的中国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门接获海上频频发至的求救电讯，三十余条渔船在仅仅三十里外遭遇台风袭击，恳求出动大船营救。而港口内，也确乎停泊着大船数只，完成营救不在话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级请示，得到上级批准才敢派船。因为有规定，先交钱，后出船。遇险渔民们的家属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虽冒大雨集体跪于码头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上级的指示是——严格执行规定。其结果是，二十几名渔民遇难……
又比如，首长出行，马路戒严，提前十几分钟，延后十几分钟，每三四十分钟。若有人急于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马路对面，让不让过？若有老人在天桥上被晒得头晕，请求下天桥到树荫下凉快一会儿，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医院抢救的私家车允许通行一下不……
若有武警战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应该被理解还是应该严厉批评、处分。
若其遭遇是后种，以后谁还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做执行命令坚定不移的人，人民大众又将做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说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说的这些，人文文化要大说特说，虽会引起从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满，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这般也往社会细节处无怨无悔地“化”去。
诚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官员，对关乎人命之事，也确乎的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其他许多灾情发生后，从党中央到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官员，以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了。
而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个国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上那种反面例子的“上级”还大有人在，“下级”也大有人在，“规定”仍将“人文”二字“规”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远没完成。
（二）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大学课程的安排太细致了，专业分科也太繁琐，而一旦要精简课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课。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很重，学外语要耗尽很多时间，计算机考级也很辛苦。总之，大学生们的头脑在一天24小时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选择放松和休息。
大学也满腹怨言，凭什么非得进了大学才开始进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这实际上已经有点晚了。这些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年，按理说应该完成了初级的人文教育，他们进入大学后，更应该提升、巩固、刷新已经接受的人文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但也不能据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成长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在家里、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们都会迅速形成作为现代人的最初的那些价值观，这包括对生命的尊重。譬如说，虐待小动物也是丑恶的行为。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蜒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拿在手里玩弄。那些昆虫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种种无生命的玩具。这固然是好奇心驱使，但在西方很少会有此类现象。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情形也已经少多了。当小孩子刚刚懵懂懂事的时候，人文教育实际上就应该开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是与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妈妈跟他解释，这没什么可讲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对美国有一份责任感都可以去竞选总统。——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人文教育更包括责任、信任、承诺等基本的价值判断。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身于清贫之家，就读一所重点中学，那里富家子弟很多。这个高中生在学校目睹了几位同学侮辱校长。事后，他被校方要求作为证人交代犯纪者的名字，若不说将会被开除，若说了将会被保送到耶鲁大学。这个高中生与这些同学又都有着一种友好关系，他答应过他们，那件事情对谁也不说，既不能告诉校方、老师，也不能告诉家长。他值得出卖同学以此换取自己的前途吗？这位高中生把苦恼讲述给了一位中校。后来，校方让几名同学坐在一起对质，所有的学生都坐在台下。正在这时，那位中校赶来了，他说，为什么校方不能启发犯错的同学自己承认呢？没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中学教育的失败。确实有人做了不对的事，而且不只一人，但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有勇气站出来，这样的学校算什么美国一流的学校？对于校方而言，以极大的好处诱惑一个学生，无论他如何选择，要么会毁掉他的前途，要么会毁掉他的人格。以毁掉这样出色的青年作为手段，这样的教育何其失败！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前苏联的一部电影《丑八怪》里：有两个小学生是很好的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班干部，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密切关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么事。这位班干部发现，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烟，于是，立即汇报给了老师。他必须去汇报，只有去汇报，才能让那些师长认可他是好学生。汇报后，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谊的伤害，而汇报者长大后心灵的煎熬也远不能结束。
羞辱校长、吸烟都是不好的，但即使这些明显的错误，当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承诺等恒定信念发生“力”冲击的时候，人们都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恐怕这些全都是可以简化的，也许根本就没必要讨论，因为答案非常明确：当然要汇报！向阿姨汇报，向老师汇报，向校方汇报。因为汇报了，肯定受到表扬，而受表扬永远是值得不考虑其他的。这种思想在大学，以及大学以外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而这，最应该得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反思。
（三）
信仰、承诺、友谊，这些很基本的人文价值，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完成？如何加强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这种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普及人文，最好极快，最长也别超过三年五年就能见成效。事实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这么快地完成，这不是盖楼，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价值的普及用了二百多年，我们今天即使要尽快普及的话，也至少要再用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讨论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缩短原来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尽量地缩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问题积累得太多的时候，人文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住它。我们用人文的思想从小教育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使他成为良好的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配合，这个目标也是很难能实现的。“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最后向全体美国人道歉。由此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全美国的公民，从大人到孩子都感觉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全部受到了伤害。是的，他们之所以不能原谅他们的总统，乃因总统极大地运用权力伤害了他们。
（四）
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技术主义什么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毕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业主义什么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义最瞧不起“人文”，可它们最有权力决定“人文”的文化地位。这些人文教育的敌人，哪个都很厉害，哪个都很强势。与它们比起来，“人文”是很温软、很柔弱的文化品种。尽管如此，人文思想却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这一部分的文化，轻言是次品质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业文化是什么赚钱搞什么，不惜腐蚀人的心灵。前不久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相关批评已经有了。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连娱乐节目也存在价值传播的问题。“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其实是某些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美国的商业文化也是无孔不入的。举个例子，有两个美国未成年的女孩境外贩毒，在国外被引渡回国。结果，刚一下飞机，所有的记者全都去了。许多文化公司跟她们签合同：出书的合同、拍电影的合同、专访的合同等等。这两个贩毒的女孩还没出机场，她们的身价都已经千万以上了。面对唯利是图的文化的骄横，知识分子首先会发出声音，特别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站出来。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就纷纷站出来予以谴责了——而那些合同虽不违法，但等于作废了。西方有诸如《关于健全人格的“二十四不”》等图书，其中几条包括怎样看待金钱、怎样看待权力，而我们这里，这样的书是无人问津的，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这些所谓“人格很健全”的人一听说有本书教人怎么变富，大家全都去买了，一听说有本书教人在官场上“厚黑”，也买之唯恐不及。
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义更多的现象是对“人文”文化的一种不以为然。或者口头上认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愿支持，不愿付出。偶然有时候也觉得那是不能或缺的，但转而一想，这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强势的官僚主义本能地嫌恶人文文化，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官员，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为政绩。相比而言，修了一条路，建了一处广场是那么清晰可见。娱乐文化至少还花钱营造了热闹，而人文文化却无热闹可言，故他们认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钱。原来的提法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功利的思维。文艺成了工具、台面，是种衬托，活脱脱一个打工者形象。我们还常说，下一步的社会和谐工作要把文化当做“抓手”。“抓手”是什么？就是门把手之类，随便抓一下做支撑。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也非常功利，去国外办一些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就体现实力了吗？姑且认为文化是一种“力”，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这种“力”？如何使用这种“力”？是用这个“力”影响公民，让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识，进一步监督政府把事情做好；还是用这个“力”来影响公民，使他们更加承认——百分之百地承认官员的权威？现在某些人对文化知识分子还是分派别，从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运很不好。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通常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面专长，并且极其善于封闭内心真实思想，尤其是不谈现代人文思想见解的话，又尤其是，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一再地表示对现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话，那么他被当成人才来培养和“造就”的几率就很大很大。特别是，他还多少有些文化，善于用中国古代封建思想家们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为盾，批判和抵制现代人文思想的话，那么“人才”简直非他莫属了。这样的人士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他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相当认可现代人文文化人文思想所传承的某些最基本的观念的，他们的表现往往是做假，但是假装所获得的好处又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讳言自己是现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么他的“进步”命运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受到能力限制。
这是“中国人文文化恐惧症”。“化”之难也，唯其难，故当持久“化”之。
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吗？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加思考地回答：“首先当然应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困惑不解：“你们不是总发议论，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皇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里了吗？”
我说：“那样的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穷困得根本上不起学，所以我们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里的孩子们的命运要强得多。但他们都像野兔，已经很快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了！”
在第五次“作代会”上，在我们中直代表组，有发言者声情俱哀地谈到——某位领导人的秘书出国访问归来，噩耗狰迎——儿子在模拟高考中成绩欠佳，已自杀身亡……
当然的，我们可以将不幸归结为这个孩子心理素质太脆弱……
我所在的海淀区，有一年重点高中的录取限数是1万多中学生，但有9万多的中学生报考重点高中。初中升重点高中的比例是一比九点七！比全国高中升大学的比例高三倍还多！
我的儿子所在的中学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本校初中升高中的平均分数线已提高到93分以上。预计这所区重点中学的中学生，在升高中的考试后，将被淘汰半数以上！平均93分乃是一个浮动的分数线，而淘汰比例却几乎是定死了的。水涨船高。届时如果考分普遍上扬，那么高中录取分数线也相应提高。可能由平均93分而94分而95分……
倘果而提高到了95分，那么，一名考生即使达到了平均93分的成绩，也注定了将被重点高中的校门所拒斥！谁能说初中考高中，平均93分还不算优异的成绩？这个地球上有比此初中升重点高中的平均分数线更高的分数线吗？它是体现在教育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之一种，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地摧残我们下一代身心的幽灵。
据我所知，北京另一个区的重点中学向学生们透露，低一分而交8万元，亦可考虑直接升入本校高中，竞有200余名家长，争先恐后向校方预交“加分抵押金”！
看来有钱的中国人家真的是多起来了。清贫的家庭，也就只得寄希望于儿女在初考校场上使出浑身解数搏杀的结果了……有天，我的儿子晚上11点半还没写完作业。我说：“儿子，算啦，睡吧！”他说：“爸，你别怜悯我！我们班有家远的同学，常1点多钟才能睡下。”而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每天最迟早晨6点半便得起床。他们一到初二，就没有了双休日。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的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的。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而近年来，这也发展，那也繁荣，我们又究竟多盖了几所高中？几所大学？或日——考不上重点高中，家长和学生，就自行地泯灭了“大学梦”嘛！考“职高”嘛！全国真已有那么多“职高”了吗？
升大学，其实早已非是什么“望子成龙”的思想在作祟，而是为了儿女将来起码可以谋到一份职业，成家过日子，不必父母操心至死。
一个秃子头上明摆着的事实是——一个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工作，将是多难多难的事啊！
到工厂去当工人？
国有企业正在大裁员……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摆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的意味。
良方何在？
据我看，目前没什么所谓良方。教委的官员们的头脑，并不比我辈愚笨。如果有好办法，他们早想出来了，早实施了。
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也只能是——做家长的增强心理承受力。做儿女的也增强心理承受力。毕竟的，初考也罢，高考也罢，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目前，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比试卷面前人人平等更平等的方式。只不过中国的初考高考试卷是全世界最难的罢了。落榜的倒霉。被淘汰了得认命，有钱的你就以钱抵分，没钱的能借到钱的，你若愿为儿女负债累累你就借。连借都借不着的，求爷爷告奶奶，赶紧替儿女找到份儿他们好歹能挣钱好歹糊自己口的工作。儿女此时最需当父母的帮一把，这就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为了尽到这个责任，哪怕将自尊剁碎了包装在礼品盒儿里去送人情，也是你完全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也别有什么委屈，谁叫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呢？早没听说过“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吗？这也叫父慈母爱啊！此时为父不慈，为母不爱，枉为父母！
当然，还要让儿女明白，“马失前蹄不算倒”。何况小小年纪，不过是马驹子。从赛马场上遭淘汰了，未见得就难成为一匹将来能驮、能载、能吃苦能耐劳的壮马好马。这世界上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人不乏其数，这世界也非是只为有高等学历的人才构成的……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女言语呕呕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国家的问题分而化之，均摊到具体的家庭，由具体的个人们，靠了增强的心理承受力承受，靠了坚忍的意志力背负，恐怕是目前，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式。
这是一种看似解决了，而实际上危机与日俱增的方式。因而，不可由国家认为是长久的方式。倘国家真的这么认为，国家和民族，终将会遭报应的。国家对此窘况，难道真的就一点作为也没有了吗？答日：否！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创办“职高”，这国家已在做着了。开拓就业市场——这是前提的前提、根本的根本。否则，“职高”毕业了又到哪儿去？
及早制定“累积税收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义务向国家多纳税。否则，这国家曾给予他们那么多优惠政策和先富起来的优先机会，为的又是什么？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赦的犯罪。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友人告诉我，至今为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总数，可兴建近百所高等院校！再有，就是少开些会吧！尤其少开那些隆隆重重地走巨大过场的会！一次会就是一所重点中学！少开几次会中国亡不了的。中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你这并不富有的国家，该节省的地方，节省一点吧！国家经济实力，也体现在拥有高等院校的总数的多少。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体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一般性常识。我们的儿女这一代，其实是命运注定，在劫难逃了。我们只能祈祷还我们的孙儿孙女辈以美好的青少年岁月！而不要他们在终于挤入了大学校门后，去读他们本该是孩子们时才读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