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两个骗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样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可以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罗网的，而且他们推波助澜，推动骗子朝前走，使“他们”欲罢不能。骗子能够一再出现，而且到处吃得开，正因为我们社会里还有不少像飞蛾那样的人，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小说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
我几次谈论骗子，并非对那种人特别感到兴趣。我没有忘记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国英雄和好人占绝大多数，应当多谈他们。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谈骗子就是给新社会抹黑。当然最好是生活里没有骗子，大家都说真话，彼此以诚心相待。不幸事与愿违，骗子竟然出现了。有人想把他一笔勾销，有人想一手遮盖，有人想视若无睹，反而怪别人无事自扰，少见多怪。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妥当。你轻视骗子，你以为骗子起不了作用。他却在暗中放毒，扩大影响。吃亏的还是别人，一些没有经验的人。
揭露骗子的话剧没有公开演出就过去了。倘使骗子能像戏那样永远过去，那有多好。可是骗子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电视剧和电视小品又出来了。我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放映几次，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我看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没有人肯钻进圈套，那么连骗子也会失业了。
其实，骗子的问题并不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不一定全是坏人。在说谎受表扬、讲真话受批评的时期中，谁没有讲过假话？提起冒充的问题，它更是复杂。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不是也冒充过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鲁彦、靳以同去杭州，帮助一位不认识的女读者脱离危难，我就冒充过她的舅父。这三十年来常常有人写信给我或者到作家协会、出版社、刊物编辑部找我，说是我的亲戚，不过是为了见我一面，同我谈谈。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听见外面传说我二次结婚大摆酒席，传得太厉害了，他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他也参加过宴会，还说明自己坐在第几桌。后来谣言过去，别人问他，他只好老实承认：“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这种大喜事，我怎能不参加？……”他讲假话骗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还有一些人，平日喜欢吹嘘交游广、朋友多，说认识某某人，同谁来往密切，他们说谎，并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或者特殊的兴趣。只要听话的人脑子清楚，不去理他们，或者当笑话听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对这种人，难道你也能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判刑吗？
我不过是一个作家，却也有人冒充我的这个、那个。幸而我无权无势，讲话不起作用，有时“长官”高兴，还在报告中点一下名，免得我翘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么的人，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好处，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戚，只要漏出风声，就会有数不清的飞蛾扑上来，于是种种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不过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权是丑恶的东西，是应当彻底消除的东西。
我记得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这样。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师并不是高明的大夫。至于我呢，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要是人人识货，假货就不会在市面上出现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