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工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我现在记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已经发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这以后才公开了它。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过几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一到北京，反右的斗争，就开始了，许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后，我听说“探求者”们都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陆文夫的名字后来倒在《文艺报》上出现过，先是受到表扬，说是他“摘帽”以后写了不少的好作品，后来又因此受到批判，说是他的表现并不好，总之，他还是给打下去了。一直到许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报刊上重新出现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两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后发表了《阁楼上》和《内奸》两篇小说，受到读者们的重视。我读过前一篇，别人对我讲述了后一篇的内容。我听说有些刊物的编辑不敢发表他的作品，这说明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品。我等待着他的更多的作品，却没有想到他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电报来要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我回了一封短信，说我生病写不出文章，请他原谅。这是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的信。我今天才体会到这封信带给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经太迟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国解放那年他才十九岁。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也不过二十六岁，我也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开始写短篇。他的作品说明他很有才华。他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后果。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关于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听到不少。可是像千万根针那样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听说“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这样的话是那些不爱惜自己的时间、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来，我幸福多了，我还有五年的写作时间。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灵之火将永远燃烧，他的爱憎还激动着人心。他的作品没有能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勤奋地写作的人今天是不会少的。我也要奋笔写下去。当然我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不过把笔当做火、当做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抱负，这样的愿望我也是有的。我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它们呢？
十二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