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长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上述10个执政的共产党，或被取缔，或自行解散，或改换门庭，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以原有的风貌和雄姿生存下来。
苏东剧变和各国执政党的转变与分裂，导致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跌入低谷。全世界180多个共产党减少到130多个，共产党员人数减少了3000多万人。英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丹麦共产党、芬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也先后放弃共产党名称，荷兰共产党则自行解散。在此期间，拉美、非洲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组织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和挫折，如安哥拉、刚果、索马里、缅甸等国放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或投奔到社会民主党的麾下，或另谋他图。
全面探求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原因，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要谈的只是在给我国进行角色定位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和顾及到我们是社会主义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是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既然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就应清醒地估量力量对比，明确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承认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而言，“敌强我弱”是基本的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如果就苏联解体有许多教训可以汲取的话，那么其中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没有时时把握“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不自量力地当头称霸，盲目地搞军备竞赛，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极大的民族牺牲，但到头来依然没有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如果我们参照毛泽东分析整个抗日战争必然要经历的三大战略发展阶段，即战略退却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来分析当前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战略态势，大家想想看，我们究竟处于哪个阶段呢？能说我们处于战略反攻阶段吗？显然不能，任何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结论。能说我们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吗？看来也不能这样断言，因为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在时间上也还需要一段漫长的积蓄力量的过程。现在，只能如实地、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还处于战略退却阶段。如果这一点肯定下来，并取得共识，在战略上、策略上应采取何种对策，就容易解决了。任何冒险的、冒进的、激进的、幼稚病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韬光养晦、收剑藏锋、卧薪尝胆、不与争雄，才是唯一正确的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的战略和策略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3.4.2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如实地承认这一点，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的国情。
在邓小平同志直接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科学的阐述，其最基本的要点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在发达国家革命胜利后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还要完成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落后国家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论就发展阶段来看，还是就社会发展层次来看，都处于低得多的发展水平。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在时间上并不是很短暂的，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至少100年”，至多是多少年，没有说，留有充分的余地。只有如此看待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才算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才算正确地把握了我国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特殊国情，才能彻底摆脱急于求成、犯超越阶段错误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战略、策略和各项政策。
3.5知识贫困的大国
3.5.1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和特征的不是该国的资本和自然资源，而是它的人力资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费雷德里克·哈比森教授说：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我国经济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总的看来仍属于外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能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投入产出比仅为2∶1到3∶1，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投入产出比高达1∶4以上。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由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与手工业传统产业仍占有很大比重，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尤其在现代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于劣势”（钱学森语）。21世纪是一个信息迅猛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和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从20世纪初的5%—20%增长到80年代的60%—80%，进入90年代则更高；而我国目前仅有30%，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20—30年代的水平。相对薄弱的科技与教育水平将成为制约我国在新世纪发展后劲的主要因素。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成人文盲率为16%，即2.04亿人。又据统计，在1998—1999年度，中国的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而印度是3.2%，俄罗斯是3.5%，菲律宾是4.2%，美国朝野上下曾齐呼教育经费不足，会在全球化中败落，但实际上美国投入教育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JamesHeckmen在对中国进行考察后断言，中国这些年热衷于设备投资，却没有对人进行投资，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事实上一个国家用于教育的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是衡量其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使我国实质上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办教育，虽然目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要想真正取得教育的大发展，还必须在投入上下功夫。而目前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如此之低，最终会带来教育水平低下，使经济发展缺乏素质高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进而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
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增加9%。教育在社会发展与全球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科技、军事强国，与它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有密切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教育经费开支最多的国家，人均教育经费达近千美元，美国工商界对企业文化的建设极为重视，每年用于培训在职职工的经费达2000多亿美元。资料表明，我国适龄人口受教育的水平是很低的。
现代科技进步具有高投入和高产出的特点，足够的科技投入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科技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约为0.5%左右，一直处于低位徘徊状态，这个投入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1／5，甚至还不及印度的1／2。可见我国在科研与发展方面也处于严重落后状态。
3.5.2 消灭知识贫困是更艰巨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消灭贫困，一起奔小康，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一般说来，消灭物质贫困，毕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完成。但问题在于，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人口中存在巨量的文盲，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还相当低下，要消灭这一知识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那将是极困难、极艰巨的任务，相对于消灭物质贫困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而这很可能成为21世纪我国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挑战，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的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