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金融市场缺乏独立性和竞争性。作为金融体系调节中心的银行仍受制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自主决定货币供给和对物价水平进行调节。在贷款方面，不论投向、投量，还是规模、结构，都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且历史包袱沉重，机构设置重复，人浮于事，因而抗风险能力较差。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外资银行凭借它们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保险业务集于一身的完备的服务功能，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与中资银行争夺客户，而严格分业管理的中资银行则处于劣势，其结果必然是质优且效益好的客户流失了，留下的就是那些效益不好、风险较大的客户，这对中资银行当然是极为不利的。此外，在管理与运作方面，在提高透明度和强化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方面等，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一切都有待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解决。
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改革的风险，归根结底，根源于改革过程的“非帕累托”性质，即改革无法做到只有利益增加而没有利益受损。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格局，这当中总会有人受到一定的损失，而不是只有人获益而无人受损。改革的这种“非帕累托”推进必然会使改革进程的“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酿成巨大的经济风险。
改革的风险还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规则而引起，并受到国际市场大势的影响，从而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衍生着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如银行呆坏账比重大，金融体系内部违法案件严重，经济一体化导致国际金融资本长驱直入，还有贸易风险、信息风险等。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贫穷和落后的大国，是一个正经历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国家，在刚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同时，又面临着知识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中的大国，中国要面对外部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和多变的世界，同时还要面临着转轨过程中伴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风险。
1.4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本书全篇共分9章。其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导言：主要介绍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由来和意义。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在传统上，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国防安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由于美苏两极体制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各国在安全观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济安全逐步取代了军事安全的核心地位。在一国的安全体系中，最基础、最关键、最核心，也最带根本性的是国家的经济安全。
90年代下半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人们以无比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可以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可将一国辛勤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民财富，在一夜之间席卷而去，这在以前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由此也表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加重了。
因此，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选择问题，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第2章时代巨变：主要讲我们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其集中表现和标志就是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20世纪末期，人类面临技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巨大变革的时代。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和各种高新技术正改变着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状况，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正在向信息文明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使知识成为新的战略资源，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动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知识、资源、观念和价值传播与影响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相互依存网络。国际政治巨变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世界政治秩序正在由冷战前时期的两极化向美国单极主导、多极发展的格局转化。而这一切剧变在时间上高度浓缩，空间上相互重叠和交织，人类面临着全新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外部环境。
第3章角色定位：主要是指在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的国际态势和格局中，如何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为中国进行角色定位。这是中国制定国家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和基准点。一个大国，要正确地为自己做角色定位，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存在某种环境的局限，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往往会影响甚至干扰一国的决策头脑，使之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基本国情，正确地为自己在国际发展的大的态势和格局中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从而导致在战略上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这方面，国内外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使我们得以审慎和成熟起来，决不能再出现大的、全局性的失误或偏差，否则，就会酿成严重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恶果。
在如何正确地为我国进行角色定位的问题上，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一个知识贫困的大国。我们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来建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第4章国际因素分析：主要是就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国际环境、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及估量，以及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有利、不利因素等进行分析。
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国际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安全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
关于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本书的基本估量是：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既不会是单极化的独家称霸，也不会是多极化群雄共舞，而基本的态势将表现为单极化主导下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把多极化作为近期要实现的目标恐怕是不现实的。
此外，这一章还就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国际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分别作了论述。
第5章国内因素分析：主要是就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国内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的困境和难点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战略性资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与国土资源恶化的趋势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危机与民族纷争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内在抑或潜在的威胁。
第6章战略前提：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的转换。主要是说，在制定防范风险、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就战略谈战略，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在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上实行转换，这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战略指导上的理论创新和思维方式创新，从而才能制定出创新的国家战略。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理论范式及其类型”，第二节和第三节发出“呼唤新的思维方式和坚持多重思维方法”的最强音，希冀引起领导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以高度的自觉和主动来实现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的转换，为制定全新的国家对内对外战略准备思想理论前提。
第7章战略选择：战略防御的国家外部战略。国家外部战略是一个国家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外交关系和国防地位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基本战略。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外部战略。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但两者在不同时期相对重要性不同。在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根本利益；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发展利益是根本利益。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判断，是正确制定国家外部战略的前提。建国后，我国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和对战略形势判断有误，在国家外部战略上曾发生过不少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看到了世界局势正趋向缓和，及时调整了国家内部和外部战略，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我国的外部战略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这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社会主义力量从战略角度讲仍处于战略退却阶段，保存自己，积蓄力量，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的根本利益。从综合国力的实力对比中，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仍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制定国家外部战略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战略防御的国家外部战略。正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仍处于战略防御的守势，因此只能采取低调外交、不予争雄的战略和策略，争取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积极积蓄力量，以图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章共分四节，一是推行二元组合的国防军事战略；二是实行睦邻、低调和“超然”的外交战略；三是实施单极共处对话、多极联谊互惠的大国战略；四是树立和平、和合、和善的对外形象战略。
第8章国内战略选择：战略进攻的国家内部战略。同国际范围内力量对比格局不同的是，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依然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较为稳固。现在，在国内，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直接向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挑战。
因此，在国内，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采取一系列战略进攻阶段可能采取、也应该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以争取群众，增强党和政府领导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巩固党和国家领导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化解各项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化解和防范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削弱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一章的内容包括有七节：（1）把握时代主题，坚持既定治国方略；（2）给人民利益以补偿；（3）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4）加强国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5）坚持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经营方针；（6）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7）构建完善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8）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第9章高张“自由、平等、民主、文明、共富”的社会主义旗帜。“自由、平等、民主、文明、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体现，是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具体体现。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文明与共富的社会，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高张“自由、平等、民主、文明、共富”的社会主义旗帜是共产党面对新时代，加强与各国人民合作与对话，融入时代发展潮流，凝聚各种社会力量，革新社会主义及自身形象，展示自身奋斗目标与发展方向，迈向新时代所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