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欧元起动，其总体经济力量已与美国大致持平，并有可能在以后岁月超过美国。经济上强大的欧洲，不会甘当美国的配角，欧洲现在已经对美国一国主宰世界格局感到不满，它们一方面加紧进行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建设，减少对美国军事上的依赖，另一方面政治上更加独立。欧盟无疑是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
俄罗斯正逐渐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中摆脱出来，政局趋于稳定，经济止跌企稳并开始回升。军事实力虽遭到削弱，但仍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外交上日益活跃，正力图发挥其大国作用。
日本经济上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但是能否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取决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仍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在重视同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发展同上述国家互惠关系，一方面可以拓展我国参与经济和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可以遏制美国霸权的过度扩张，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
冷战结束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中俄关系的改善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俄之间进一步确立了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全面合作，同时，还在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上达成共识。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有助于制约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但是，中俄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结盟关系，否则就会影响中美关系及中国同欧盟的关系，这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中国同欧盟关系发展比较顺利，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中法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中欧之间利益大于分歧，欧盟在东亚没有直接的安全利益，因此，同中国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在经济上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欧盟经济的复兴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而中国需要欧盟的技术和资金，双方经济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在政治上，日益强大的欧盟对美国的一极主宰格局渐渐不满，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向上与中国有着同样的要求。但是，我们要看到，欧盟和美国虽然是中国市场的竞争者，但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同美国没有原则分歧。因此，中欧关系是利益互惠关系，而不是防范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同日本关系比较特殊，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时又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日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日本过去侵略过中国，现在又是美国重要的盟国，这将使中日关系发展困难重重。1997年两国总理互访时，曾宣布两国要建立“面向未来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障碍，有领土问题，也有大国间的地缘政治问题。日本希望同中国搞好关系，但又怕中国强大，既不愿意长期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又要把美国拖在亚洲以制约中国。日本在对待历史反省和战争认罪问题上，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暧昧之处。中日关系直接影响东亚局势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中日之间和解对东亚的稳定与和平的重要性犹如德法和解对欧洲的重要性一样，只有中日合作才能在本地区建立稳定的秩序。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日本是否放弃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的立场，是否愿意割断同军国主义历史的联系，成为一个具有和平意愿的国家，并在亚洲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既不能过分施压，使它完全倒向美国，又不能过分软弱，以免它重新成为对中国乃至东亚和平的威胁。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把日本纳入到由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共同参加的东亚多边的安全体系中。同时，也可以在东北亚建立一个中、俄、日、韩等国的多边安全体系。
7.4和平、和合、和善的对外形象战略
7.4.1 外交是展示文化的窗口
外交既是谋略也是一门艺术，它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重要关系。文化的积淀给一个国家外交以独特的风格，一国的外交也是展示自己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与印度、希腊、埃及和古巴比伦同属纪元前形成的轴心文明之一，对后世的文化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民国，中华民族屡遭异族入侵，但是，中华文化从未间断。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始终是维系着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实际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和外交资源。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政治的最高境界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王道高于霸道，并认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与西方技术文明崇尚的实力外交有很大的区别。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契合点，创造性地发扬中华文明的传统，重塑中国的外交形象，也是对外战略的一部分。
7.4.2 坚持以“和”为本的外交战略
中华文明以“和”为本，我们要树立和平、和合、和善的外交形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苦和20年冷战煎熬的世界人民，无不企盼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只有和平才能保证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和平意味着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同时也意味着各国都必须履行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在制度层面要求各国都自觉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由联合国管理全球事务。我国一贯带头遵循联合国宪章，服从联合国的决议。我国奉行的重视联合国并通过联合国机制解决问题的主张，正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精神，与某些发达国家的新干涉主义有本质区别。
7.4.3 发扬“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
如果说，和平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和合则是世界多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合作精神的体现。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它强调具有不同特点和个性的因素共存与合作。“和”指不同事物的共处，“合”指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和融合。“和合”就是事物的相反相成。《国语·郑语》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只有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生事物，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中国古代人对宇宙本质的深刻领悟。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和”不是无原则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相互合作。
坚持“和合”原则，既包含着承认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也包括国家间合作既不能损害双方的利益，也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既不是对抗也不是无原则的顺从或苟且之交。和合是在承认各国差异和不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也就是我国一贯倡导的求同存异的原则。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这正充分体现了“和合”精神，也符合世界多元化条件下各国合作的要求。除此之外，“和合”也契合了现代国际政治思维新的方向。冷战时期，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往往通过政治和军事结盟来防范外部威胁，这种结盟往往是经济、军事一体化的，也是强制和硬性的，它是“同”，而不是“和”。冷战结束后，各国摈弃了这种联盟关系，根据具体的利益和特殊需要结成伙伴关系。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相互合作，不针对第三国。如果这种新型伙伴关系能得到健康发展，国际关系就可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可以同许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又不会引起国际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集团。中国的和合精神一方面可以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也可以克服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它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共处与合作提供了建设性的准则。发掘和张扬和合精神，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中国树立独特的文化与外交形象。
7.4.4 树立“和善”可亲的对外形象
和善是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也是国际人道主义的体现。全球化一方面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机遇，也使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新的国际冲突往往发生在穷国之间，它们为了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消除世界范围内的极端贫困和落后，世界和平才有保证。邓小平一贯强调，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有限，但是，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和善也体现在外交风格上。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历来重视维护谦谦大国的风度。和为贵。和者，善哉！在国际舞台上，要树立善解人意、与人为善、从善如流和乐善好施的和善形象。中国要靠和善形象来博得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不要动不动就搞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即便在某些问题上需要阐明立场，辨明是非，也应以和善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娓娓道来，以理服人。要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都是和善可亲的。用和善的国民形象和外交形象来打破所谓“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等固有偏见，为中国营造有利于发展和繁荣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