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A.J.Toynbee）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P.H.D.Holbach）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中世纪的书斋中，基督教文化中的作家是不会创作出什么好的文学作品来的。在上帝、灵魂、理性对魔鬼、肉体、感性的斗争中，中世纪是上帝、灵魂、理性处于绝对的优势，而文学离不开对感性生活的爱好，所以中世纪的一些颂神的赞歌和象征故事，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而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像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歌德的《浮士德》也非常伟大，但是所表现的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上帝与魔鬼的对立还不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么白热化。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上帝与魔鬼、恶人与圣徒、犯罪与忏悔、沉沦与拯救的激烈争斗才令人触目惊心，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对立冲突中才空前地表现了基督教文化所可能达到的深度，深切地展示了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绝望地显示了基督教的救赎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不过，写作《拯救与逍遥》的刘小枫在大篇幅地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等人物的时候，还是对伊凡的“不容辩驳”进行辩驳，认为“《圣经》
中从来没有说世人必得用自己的不幸、生命中的恐怖去补赎自己的罪”。但是，按照伊凡的逻辑，他完全可以问刘小枫：《圣经》的开篇《创世纪》在写到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时，上帝就罚亚当必得终生劳作方得食，罚夏娃必得分娩的痛楚，这不是要人们以不幸去赎罪是什么？事实上伊凡问得还要尖锐，他问阿辽沙当一个无辜的孩子被将军支使的狗撕碎了的时候，这个将军应不应该枪毙，连圣徒阿辽沙也忘了基督教的宽恕精神而顺口说道“枪毙”。伊凡说：“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所以伊凡“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刘小枫似乎还是没有明白伊凡的意思，在继续为基督教辩护：“《圣经》从来没有说，永恒福乐是人类受难的延续堆积起来的历史终局，历史螺旋上升的循环发展的结果。上帝国就是神圣的现在、上帝受苦的爱中的现在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形态，如果连今世的幸福都谈不上，还侈谈什么永生和爱？”伊凡会继续驳斥刘小枫：《圣经》描绘了世界有开头（创世），有堕落而被惩罚（现世），还有一个耶稣宣称的末日的审判（现世终结进入来世），怎么刘小枫都视而不见？所以伊凡在自己的诗作《宗教大法官》中一开始就写道，耶稣原来说的是天国马上就要来到，为什么过了整整十五个世纪，还一点音信都没有？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开头不是也在追问：“末日审判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既然刘小枫说神不让我们受难，那么为什么末日审判之前要降下大灾难：“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已经有上帝剿灭人类而独留挪亚的大灾难，而据耶稣说这次的灾难更大，难道这比现世的苦难和罪恶更能令人承受？难道这也就是刘小枫所说的神恩？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哪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
然而这整体仍像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面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S.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对上帝死后的怪诞世界与荒谬人生的表现，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整个基督教文化来说，含义是极为丰富的，绝非像无神论想像的那样可有可无。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复活完全就是一堆骗人的谎言；没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上帝，所谓灵魂不死就失去了凭据，每个个人都要面对死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预见，就在于当其他人都忙于现世事务或者醉心于科学的时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没有上帝整个基督教文化将要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当然，对于伊凡、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类具有“超人”品格的人来说，没有上帝或许对他们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而反对基督教摧毁上帝的也正是这些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曾经对没有上帝的世界感到自由选择的无拘无束吗？他可以随自己的便而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因为按照他给世界赋予的价值，进步永远是在犯法的具有破坏性的不凡之人（类似尼采的超人）对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屈辱忍从的凡人（类似尼采的末人）的挑战中实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富有哲学大脑的伊凡，以及那位爱写诗的拉基金，就都有毁灭上帝滥用自由的倾向。德米特里问拉基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拉基金回答说：“聪明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他还声称“我把钱从一个傻女人手里抢过来，以后可以造福社会”，而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由选择几乎完全是一致的。伊凡似乎说得比拉基金更彻底：“人们对于不死的信仰一被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动都将立刻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阿辽沙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伊凡为失去上帝而导致的荒诞欢呼的时候，《罪与罚》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娅就感到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喜欢酒色而穷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对阿辽沙说：“伊凡弟弟是狮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声，永远默不作声。但是我却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他折磨着。假如没有上帝，那可怎么办？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金笑了。他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这样说，我是简直没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伟大，就在于尼采仅仅执著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时并写两面。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秋收季节真切地感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带来的凉意，他在这种凉意中预言性地透视了严冬的全部残酷性和荒诞性，并且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将人间的罪恶、恶毒和残酷刻画得令人触目惊心。他把他们放在心灵的拷问台，一层一层地拷问他们灵魂深处的罪恶，直至把他们拷问得发疯或者自杀。于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者、歇斯底里者、癫痫者、发疯者、谋杀者、虐杀者、自杀者便爬满了他的作品。但幸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站在艾略特所描绘的残冬的荒原上，他在基督教文化的秋收季节还在盼望春天的温暖能够温煦落叶的大地。于是，忏悔和救赎的主题一直做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复调”地显现在他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