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人》里，副局长老赵前几天以为老袁不行了，开始巴结老王，后来看老袁缓过来了，又开始巴结老袁，真可谓颠三倒四，斯文丧尽，一点人格也不讲了。刘震云的超常之处，一是不将此类现象视为一时一地的现象；二是没有将它简单地指斥为农民文化现象便万事大吉；三是一改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叙事人那种精神启蒙者的形象，叙事人在人物面前已没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感，而努力从人物的立场去看待哪怕是可笑可怜的言行举止——这一点也表现在《故乡天下黄花》等长篇小说中，当李文闹说路小黑见风倒时，李老喜回答说：“什么见风倒，谁不是见风倒？过去光绪当皇帝，咱跟着喊万岁；现在成了民国，咱不也跟大总统！关键是自己有没有本事上台，别怪老百姓见风倒！”
语虽近反讽，却也肯定了老百姓见风倒的必然性甚至合法性。老百姓不掌权，掌权者不为老百姓考虑，而且权力之剑随时都可能降临老百姓头上，对权力既恐惧仇恨、又渴望趋奉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而在和平时期，李小林式的小公务员既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也就得同时忍受着灵魂的扭曲去追求上进；社会的不公使他产生愤懑，日常生活的口腹之需得到满足使他志得意满，也就成了可理解之事。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刘震云对李小林式的入世的人生哲学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让日常生活成了日常生活本身的判断尺度；但基于对大文化场的清醒认识，作者也没有给李小林式的小人物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提供什么光辉的前景。
二
在刘震云的创作生涯中，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是两个相当重要的作品。它们的一些故事原素在此前的作品中早已经出现过，这表明它们的创作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酝酿。
《塔铺》中拖家带口的王全自述自己上学是因为“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便想来复习，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些人”，“吃小鸡”应是《故乡天下黄花》中村长们吃烙饼、吃夜草的萌芽形态；而做官治人的思想，应是《故乡天下黄花》中所写的群众专政的另一种版本。而我们已经谈论到的《头人》堪称《故乡天下黄花》的提前缩写本，诸如雇用枪手、土匪暗算对方家族的关键人物等情节均已出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式的结构模式也已初现雏形。
《故乡天下黄花》分“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翻身”、“文化”四个部分，分别描绘民国初年、1940年、1949年、1966到1996年发生在马村的近乎闹剧的历史。“村长的谋杀”写孙老元和李老喜两个家族为争夺村长职位而展开的相互谋杀。李家为夺回村长席位雇用外乡枪手勒死村长孙殿元，从而揭开了权力斗争和家族复仇的序幕。随后而来的是，孙老元为了报杀子之仇，指使干儿子许布袋暗杀李老喜。一轮又一轮的仇杀由此开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采用一种删繁就简的艺术结构方式，利用夸张和反讽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演绎为一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交替史和权力争夺史。
在马村的历史舞台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历史的权力结构却丝毫未变，走马灯似的上场人物仿佛只是历史的权力结构图上的一颗棋子，在某一个位置上他们所起的作用都如出一辙。在当权者和服从者的位置上，无论是李氏家族的成员，还是孙氏家族的成员，抑或是农民出身的赵刺猬、癞和尚，都不会改变马村的权力运作原则。用赵刺猬更通俗化的语言来说就是：“人家剁了咱的脑袋，咱就把权交给人家；要是剁不下咱的脑袋，咱还掌权，就把他的脑袋给剁下来。”更为荒谬的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现实，教育出了作品中一大批像卫东、卫彪式的主张“该翻脸就得翻脸”的觊觎权力者。可以说，“该翻脸就得翻脸”已成为马村的一种文化，刘震云将作品的第四章命名为“文化”而不是通常的“文化大革命”，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与90年代电视剧《水浒传》将“该出手时就出手”当作揭竿而起的革命精神来歌颂截然不同的是，刘震云是带着反讽的笔调来表现这种“该翻脸就得翻脸”的文化的。法国年鉴派史学曾将历史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与历史事件相连，中时段与时势相联，长时段与历史的结构和规律相联。在《故乡天下黄花》中，短时段中发生的各个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各个事件在历史的河流中连续发生，造成了时势的重复和循环，并最终呈现出长时段中马村现代史上的超稳定的历史结构和规律。在这样的文本中，每一单个的人和单个的历史事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历史的结构和规律在每个历史时段不断地重现所引出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艺术效果。
从表现的题材与主题看，《故乡相处流传》与《故乡天下黄花》
多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作者表现出了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涵括历史、总结历史的野心，反映的时间跨度进一步拉大，在创作方法上也突破了写实的界限，融入了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因素，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重写与续书传统。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一批对神话传说、经典名著（名篇）进行重写与戏拟的小说创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读者可以寻找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经典文本（我们不妨称之为前文本）。它们与这些前文本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不是对前文本的简单拷贝，而是对前文本的“新编”。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是这种创作的始作俑者。该书分为“在曹丞相身旁”、“大槐树下告别爹娘”、“我杀陈玉成”、“六O年随姥姥进城”四段。其中第一段“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的戏拟。曹操联合袁绍打刘表，可曹、袁为了争夺沈姓小寡妇又大打出手，延津县人民如孬舅、猪蛋、白石头等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又归顺袁绍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势被戏仿为源于一个小寡妇而引起的狗咬狗的利益之争，前文本中渲染的那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浩然之气在这里一扫而空。显然，刘震云在自己的创作中根本就不想反映什么三国时期的历史本来面目。在他的笔下，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且即使成者一朝得胜，也不是什么历史的王和英雄，而不过是一介小人和历史的丑类，并且越是大奸大恶之人，越是能运动群众，借用历史的是非与正义之名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作者对历史的神圣、庄严面貌的涂抹解构，同样反映在作品其他部分。在第二、三、四部分，曹操、袁绍分别投胎转世为曹成、袁哨来到明朝、清朝和当代，孬舅、猪蛋、白石头等等也依次再生于这三个历史时期，尽管历史的长河流了一千多年，但历史的宏观结构却一成不变，从三国到当代的历史，只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掌权者的权力游戏而已。掌权者总是将自己的政敌树为人民的公敌以运动群众，不断以一个堂皇伟大的目标激发起普通百姓的热情和向往，可普通百姓从来就没有争得过做人的地位，恰恰相反，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为了在一个贫困的时代分得一杯羹，或是在一个乱世保存自己的性命，延津人倒是养成了对权利阶层的趋附和依奉，吹牛拍马、苟且偷生、自欺欺人、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切可视为人的劣根性的东西都可以在延津人身上找到。在《故乡相处流传》中，纷纷攘攘的变化只是历史长河表面一些炫人眼目的浮沫，不变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割原则倒是一个常数。作者借用一些闹剧式的历史场景，渲染了历史的惊人的重复和循环，对所有的历史宏大叙事进行了拆解。
《故乡相处流传》首先解构了进化的历史史观。在结构上，这一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品内部的人物与人物、情节与情节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类比关系，后一个时代的人物常常是前一个时代人物的再生，后出现的历史场景和故事情节常常是较早时期的历史场景和故事情节的再版，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人物行为往往具有共同的规定性。这种结构上的类比，可视为对中国古代一些平话演义和章回小说中的结构类比原则的借鉴。譬如，其中的曹操、袁绍投胎转世为后代的曹成、袁哨，似乎就借鉴了《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的入话部分，强调了三国时期的基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由汉朝开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预先决定了的。刘备是彭越的再生，曹操是韩信的再生，孙权是项布的再生，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几乎构成了一对一的类比关系。所不同的是，《三国志平话》所建立的这种类比结构显然渗透了中国古人的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故乡相处流传》中所建构的类比结构，则是为了突出历史的惊人的重复：尽管当权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人民依旧还是那些人民，而且人民中的孬舅、猪蛋一朝有机会上台掌权，也依然重复着以往当权者惯用的权术和作派：“‘新军’还是‘新军’，组织还是组织……”《故乡相处流传》中描述袁绍赶跑了曹操、占领了延津地面后的局势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鲁迅《阿Q正传》中的话：“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正传》以阿Q的“大团圆”结局暴露了辛亥革命之“革命”的虚幻性，揭示了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者的思想；《故乡相处流传》作为一个长篇，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跨度上，通过建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类比结构，凸现出了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超稳定性，进而拆解了英雄史观、人民史观、革命史观的历史基础，使历史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历史进化观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暴露出了它的彻底的虚构性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一度热衷于谈论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的不同基础、渊源及价值取向，并且往往各取所需，扬此抑彼，高扬一种文化形态而贬抑其他文化形态，试图在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起各自的高/低、优/劣、雅/俗等等级关系。《故乡相处流传》则使各种文化形态的代表杂处同一历史舞台与文化空间，使他们互相拆解，相互揭露，使一切看似庄严、神圣的历史话语土崩瓦解，如泥委地，纷纷落实到个人的食色、权益、贪欲等等基础上，古典的政治偶像坍塌了，成了争风吃醋、争权夺利的小人；革命的偶像在曹小娥那里也坍塌了：“什么革命，还不都是他妈的为了上下两张嘴！”；文化的偶像也坍塌了，小刘儿作为当代的一个码字儿的，除了热衷于给丞相捏脚、吹牛拍马之外，便看不到更多的智慧与更高的道德追求。从古至今，各个阶层、各种文化形态的代表人物，都不过是为分割利益的大蛋糕而玩弄权术、欺上瞒下、尔虞我诈而已。而在延津这块土地上，由于物质的极度贫困和匮乏，利益的蛋糕过小，横切竖切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们为蝇头小利而展开的争斗因此表现得尤为可笑而又可怜。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常常采用反讽式的情景和语言表现这种可笑和可怜。在他的笔下，猪蛋造孬舅的反之类陈胜、吴广式的干一番大事业，不过是基于非生即死的生物学基础上的选择而已，这种革命和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根本无法推动历史的进化和发展；而朱元璋许诺迁移到延津地面上的人们都可以做上大财主，借此激发起愚民百姓的热情，可实际上，那许诺不过是政治家的又一次略施小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