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和单一目标与国际惯例都有着不小的距离，因为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大抵都有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肯定比其中任何一个目标能够更好地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但是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对外开放相当有限，就业和进出口状况、甚至经济增长都为计划决定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无需、也无法以此四者为目标。强调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与我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强调经济增长同时，放开物价管制的形势相适应；在物价大幅度上升，而经济的运行却未表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时，强调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唯一目标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在我国表现得日趋明显和国际收支规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相应扩大，单一或双重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既难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又无法将其调节在预期的水平上。所以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货币政策瞄准四大目标、甚至是多元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等都将是必要的。特别因为我国经济还处于转轨过程中，历史存留和现实生成的经济问题还相当严峻，如果货币政策只关注物价水平，这显然不利于其他经济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秩序的理顺。当然，走向多元化目标并不排斥在适当的时候，再向单元目标回归。
确实四大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瞄准了物价稳定，将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瞄准经济增长则又不利于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这就难免置中央银行于顾此失彼的尴尬之中。但是，只要中央银行不把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在某个具体数值上，而将它们的组合确定在某个可接受的区间范围内，中央银行仍然有着兼顾这些目标的操作空间。所以我国实行多元货币政策目标不仅符合理论推导，而且也是实践的必要。
（二）利率也将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我国目前以各种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同时也辅之以利率的调节，但是利率还没有正式成为中介目标。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也强调货币供给量控制，但是主要的中介目标却是利率。我国的中介目标也要朝着这个方向转轨，但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改革的步骤逐步到位，既不能超前，也不宜过于滞后。
发达国家之所以以利率为主要中介目标，是因为他们的金融创新和信用的多样化已经模糊了货币的界限，经济主体创造的各种信用工具都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也就是不同程度的货币性质，以至美国人要大声疾呼“货币死了”。在什么是货币都难以定义的情况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重点也就顺理成章了。不仅于此，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比货币供给量更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因为货币供给具有被动地顺从货币需求的性质，没有货币需求的增加，货币供给就增加不了；只要货币需求增加，即便中央银行不增加货币供给，经济主体也会自己创造出代替货币的流通手段来。所以调节货币需求比调节货币供给更为重要，而货币需求则为经济的热度所决定，调节利率则能从经济运行的成本上，调节经济的热度以及货币的需求，才能将货币供给控制在预期的水平上。
我国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因为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的货币需求都实际上趋于无穷大，这不仅因为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和对资金普遍广泛的需求，而且我们采取的是贷款，而不是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国债买卖和再贴现这种货币供给方式，所以，我们无需调节货币需求，就能供给任意数量的货币。同时，我国的金融创新有限，商业信用也不发达，经济主体发行的票据数量有限，信用程度也很低，远不足以作为货币的替代物，尽管在中央银行抽紧银根的情况下，各种白条、绿条和三角债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货币供给减少的空间。这就是说，比较发达国家“货币死了”，我国的货币还活得很滋润，很壮实，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是可行和有效的。
不仅于此，我国企业的成本约束的刚性程度还不够，利率又处于政府的直接管制之下，不能充分反映和调节货币的供求，所以我们也只能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处于向国际惯例转轨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随着我国企业的成本约束刚性的增强和货币供给方式的转轨，我国的货币供给也要通过对货币需求的调节来实现，所以利率也将成为我国调节经济热度和货币需求的重要变量。当然，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开展和大量金融工具的出现，我国的货币边界也在走向模糊，企业的相互拖欠使商业票据具有货币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利率也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甚至可能比货币供给量还要重要。
（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将发生变化
正如弗里德曼对凯恩斯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批评一样，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会面临判断、决策和作用的时滞问题。
除非以不变应万变，采取规则的货币供给量政策，而不逆经济波动的风向行事。
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本身的功能或含义要发生变化，否则就很难实现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的目的。
一般来说，选择利率或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意义在于它们既能反映，又能作用经济运行的状态，然后中央银行根据这两个指标所反映的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变动这两个指标，将经济调节到期望的水平上去。然而，因为中央银行对经济状态作出判断、进行决策，乃至该决策的作用生效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策，很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作用，因为经济本身有其固有的运行周期。也就是说，因为时滞的存在，使得中央银行在繁荣时期做出的紧缩政策，很可能在萧条的时期发生作用，从而给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反过来，有可能给繁荣的经济火上加油。这就使得弗里德曼认为不能采取权变的，而只能采取规则的货币政策。然而各国的经济情况都复杂多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坚持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说，要想保证权变的货币政策取得期望的效果，就必须选择其他发生在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并决定这后两者的变化的变量，才能克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时滞问题。换句话说，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和作用经济运行的指标将发生分离，集此两者于一身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本身将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已经为美联储的实践所证明。
1990年代初，美联储仍然以利率为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其决策反映未免有些滞缓，以至美联储在1992—1993年连续调低利率，一直把利率降至短期名义利率的3%，实际短期利率几乎为零的水平，才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
1994年以后，美联储采取一种被称为预防性的，或者说是先发制人的策略，即在出现通货膨胀迹象之前就采取紧缩政策，或者在出现衰退迹象之前就采取放松政策。因为一旦形成某种不利的经济发展势头，要予以纠正就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不论出现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如此。所以，美联储不是跟在经济发展的趋势后面采取补救措施，而是走在经济发展趋势前面采取预防措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利率为决策依据，很难符合防卫性政策的要求。因为在利率与经济运行的因果关系中，利率的变动滞后于经济的运行，只有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形成，才会拉动利率上升；也只有经济过冷的格局已经出现，利率才呈下降趋势。瞄准利率则必然使货币当局，在某种不良的经济势头已经形成之后，才采取相应的对策。其结果难免是矫枉过正，积重难返。
根据1999年以来，因特网、雅虎、路透社和经济新闻对美国经济走势的描述，对有关美国股市走势的判断与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期密切相关，若美联储可能提高利率，则美国股市相应下挫；反之则掉头上行。市场判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依据不是美国利率已经达到的水平，而是其他的一些变量，如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长期国债的利率走势、汽车家具行业的订单、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零售商品销售趋势、国际收支状况、制造业的形势、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世界石油黄金的价格、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形势等等。市场的这种判断往往与美联储的利率决策相当一致。格林斯潘曾数次列举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零售商品的销售指数和房地产业的形势的看好，暗示或警告美国的通货膨胀有可能卷土重来，美联储将采取提高利率的行动，从而引导股市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市场的利率预期与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之间的高度一致性都是以对这些变量的判断为基础和依据的。
所有这些变量的最大特点是它们的变化决定和先于利率的变化，如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商品销售和制造业订单看好之初，并不表示经济已经过热和利率的开始上升；但是它却预示着经济将要过热和利率的将要上升。美联储瞄准这些目标，就是在经济将热未热之际就提高利率，这就能阻止经济的过热；或者在经济将冷未冷之际，降低利率，使经济冷不下去。这就能将可能的经济过热或过冷，遏制和阻断在萌芽状态，其效果当然要比某种经济势头已经形成再采取行动要好得多。尽管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这些变量的认识、决策和生效没有时滞，但是，如果这种时滞存在的话，因为这些变量的变化领先于利率的变化（其长度有待于经验和数理的证明），所以这种货币政策的生效时间也要领先于以利率为决策依据的货币政策。如果说，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在经济衰退或繁荣的时候发挥作用，那么以决定并先于利率的变量为目标，货币政策至少能在衰退或繁荣之前发挥作用，所以它不仅不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甚至能熨平这种波动。不仅于此，因为经济的波动是与利率波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货币政策打提前量的情况下，利率的稳定甚至能避免经济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可以肯定，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像利率一样，它所反映的经济势头也已经形成，因为经济热了，货币供给才会增加，而经济冷了，货币供给才会减少。以货币供给量为反映经济的目标也无法走在经济走势的前面，取得防卫性的效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国选择决定并领先于货币供给量的指标，我们就有可能在通货膨胀尚未发生的时候，控制货币供给量；而在经济尚未冷下来之前，就增加货币供给量。我国在1996年“软着陆”的成功后面，就可能不是1998—1999年的通货紧缩。
选择什么指标取代货币供应量反映和监测经济的运行状况，这需要作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里只是说明，将中介指标反映经济的功能与调节功能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粗略地讲，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房地产的销售形势、商品库存的趋势和国际收支状况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应该是可行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搞清这些变量与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之间变动的时差，我国的货币政策就能在经济的不良趋势“起于青萍之末”，就采取“对着干”的货币政策，从而取得至少比现在更好的调控效果。所有这些都证明，至今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反映和作用经济的两个功能的合二为一将迟早走向这两者的分离，这将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化的一个趋势。
本章小结
1.本章主要介绍我国货币政策的提出和运用，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对宏观调控的意义，并分析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动趋势。
2.在我国“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没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我国也有扩大和缩小信贷计划的操作，但它只是被动地服从国民经济计划需要的直接干预，所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
3.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于经济的总体控制称为宏观调控，其中包含了金融机构调控货币量或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一词开始流行起来，但最初并未严格区分货币政策与宏观金融政策或金融宏观调控几个概念。1988年左右，货币政策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专指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政策。从1983年9月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起，至1998年我国大体上实施了六次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为标志，我国货币调控模式基本上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4.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是我国货币政策运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明确的目标，货币政策就会成为无的之矢而失去意义。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不仅出于理论的推导，更是出于现实的选择，它们是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5.我国理论界展开了有关货币政策最终和中介目标的讨论。对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讨论中存在三种意见，即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和多重目标论。
单一目标论者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应当是稳定货币或稳定物价；双重目标论者认为，货币政策应兼顾发展经济与稳定货币这两个目标；多重目标论者认为应考虑西方理论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货币政策目标。
6.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一直没有明确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以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为中介目标，后又逐步转变为货币供给量。然而随着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机制的变化，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仍在不断演变之中。
概念与问题
一、名词解释
1.货币政策
2.现金发行
3.流动性陷阱
4.狭义货币
5.广义货币
6.中央银行概览
7.存款货币银行概览
8.特定存款机构概览
9.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10.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思考题
1.我国中央银行为什么要对货币供给进行调控？
2.试评价我国1985年以来的数次货币政策调控。
3.试评论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选择。
4.为什么我国人民银行要将金融机构划分为三类职能部门？
5.确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意义。
6.判断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演变趋势。
7.你认为对货币层次进行划分有什么经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