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构建适应未来战争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引发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各种武器装备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现代战争成为武器装备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２１世纪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军情，有我军的特点；必须符合未来可能进行的现代战争的要求，能体现和反映高技术战争的一般规律。因此：（１）构建以“杀手锏”武器为重点的武器装备体系。尽快研制和拥有几手先进的顶用的能制敌的“杀手锏”武器，逐步形成以“杀手锏”为重点，战略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相结合，先进武器与一般武器相结合，高、中、低技术合理搭配的武器装备体系。（２）武器装备体系建设要走适合中国的跨跃式发展道路。武器装备的发展要有战略规划，要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缩短战线，严格质量；要着眼于未来军事斗争需要和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和“跨跃式发展”的方针，在国家有限投入的情况下，尽快建立现代化的有我军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
正确处理应急准备与长远建设的关系，不断实现我军战斗力的巩固和跃升。２１世纪，人民军队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做好统一祖国的军事斗争准备。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实现祖国统一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和主要任务，一定要扎实地做好祖国统一的军事斗争准备，以便一旦有事，能快速反应，力争主动，取得胜利。但是，人民军队建设既要关注现实威胁，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又要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把祖国统一的军事斗争准备融入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去，处理好应急准备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的关系。在仍然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和平的形势下，要按照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把抓紧做好祖国统一的军事斗争准备与有计划按步骤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做到既能迅速形成我军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精锐力量，以应付应急需要，又能有效地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长远发展，不断实现我军战斗力的巩固和跃升。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实现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巩固和跃升，在国家层面要真正解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健全国防投入机制，确保资源分配的协调。在军队层面重点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以“打赢”为目标，不断巩固和强化军队战斗队意识。
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按照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认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确保实现“打赢”的战略目标。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不断巩固和强化军队战斗队意识，使广大官兵进一步提高对军队是为战争而生存，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斗队永远是军队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应该看到的是，在和平时期，由于没有现实战争的直接威胁，军队往往容易淡化战斗队意识。军队战斗队意识的淡化，就意味着军队战斗力的弱化和丧失。２１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树立忧患意识和战争观念，如何以“打赢”为目标，不断强化军队战斗队意识和牺牲精神，是贯彻军事战略方针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大批能够驾驭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群体。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武器装备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在未来“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的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更加突出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我军把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关键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军队官兵的整体素质和现代科技知识水平，都还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打赢高技术战争的需求，特别是能够驾驭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高素质军事指挥人才更是匮乏。因此，２１世纪要切实增强军事人才培养的紧迫感，树立起人才培养要先行的意识，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努力提高广大官兵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和造就大批能够驾驭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群体，才能满足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
三是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建设规律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规律。军事理论来源于军事实践，但又是推动军事实践发展和变革的理论先导。我军在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实践中，正是由于把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以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先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新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促进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
但是，当前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思想，还远远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军事实践，对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等重大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解决，作战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军事理论滞后，是影响甚至阻碍战斗力提高和军事战略方针贯彻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建设规律，把握未来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观念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并以军队建设思想和作战思想的创新，牵动整个军事理论的发展，从而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和军事战略方针的真正落到实处。
认清未来战争形态，把握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和现代战争的战法。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实际上就是战争准备的基点；确立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是以正确认识未来可能进行的战争形态为前提的。
２０世纪我国面临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可能有三种类型：统一祖国的军事斗争；维护周边地区稳定的自卫作战；保持社会稳定应付带有恐怖性质的突发群体暴力行为的军事行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战略考虑。２１世纪要以强有力的军事斗争准备维护祖国统一，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战略要与政治、经济、外交相协调，做战略预置，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做好统一祖国的军事斗争准备既是军事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也是要认真对待和准备的军事斗争类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以睦邻友好的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行动相结合，有力地保证了周边的稳定和安全。当前，我国周边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应继续推行睦邻友好政策，把周边的稳定发展为周边地区的稳定；稳定的内涵由据边防守军事意义上的稳定，拓展为整个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我关系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渐增强，对周边地区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周边地区的稳定对我经济发展以及抵御针对我的战略布势具有重要意义。军事战略应把保证周边地区的稳定作为战略目标细加筹划，根据不同的战略方向、不同的可能对象，特别对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建立应付和处理各种纷争的机制，使可能发生的纷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同时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以保证稳定和安全。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国这样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大国，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国家武装力量在保证稳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进行建设和发展，国内问题总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系的。
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国内的稳定既要着力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又要着眼于国际背景，把国内的动乱和外来的干涉，国家的稳定、主权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联系起来考虑，一定要牢记邓小平所说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保证国内稳定要从多方面考虑和运筹。既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考虑，如出现政治动乱、金融危机；又要从自然因素方面考虑，如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疫情；还要从民族、宗教方面把握，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保证国内稳定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也要建立应付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机制，使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置和控制，以免导致大的社会动乱。
这三种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军事行动，其高科技含量和要求是不一样的。要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根本要求出发，逐步地有针对性地加快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统一祖国的军事行动信息化程度最高。军事斗争准备不能墨守火力准备、航渡、登岛、岛上作战的模式，而可能是超越防御地带和自然地理屏障的非接触、非线性的高强度的震慑作战。
这样可以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外，必须看到高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战争越来越鲜明的特点，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中远程打击已成为重要的作战样式，战区导弹攻防对抗将成为作战中新的重要内容，信息化战争将是主要的战争形态。从最困难最严重局面进行军事斗争准备，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和传统，因此军事斗争准备要以打赢信息化战争为基点。
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还必须研究进行信息战争的战法。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是相互联系的两个范畴，作战方针是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化，军事战略方针应有相应的作战方针相配套。在我军历史上，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的区分与联系更为明确。“全民抗战、持久胜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配合是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作战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的区分与联系也是明确的。
如１９６０年提出的“积极防御，北顶南放”，１９７７年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都体现了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的统一。
“北顶南放”、“诱敌深入”实际上是作战方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同时，又提出了“前沿要点坚守防御阵地战和纵深机动歼敌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作战理论。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为我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但是，与其相配套的新时期作战方针没有明确表述，作战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滞后于战略理论的发展和成熟。这是造成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不够具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２１世纪贯彻落实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应重视作战和作战方针的研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特别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积极防御中的有效反击问题。一方面要做好重要城市及战略目标的防卫准备，做好主要方向和其他方向兼顾的战略预置。另一方面要研究有效反击的战略行动。这种反击是指战争一开始就以战略外线反击粉碎敌作战企图，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以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反击达成战略防御之目的，也不同于敌人打进来后，在战争后期实施的战略反攻。积极防御、有效反击的核心是在战争初期就以战略外线反击达成战略防御之目的。
还要研究战略威慑问题。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包含了遏制战争的思想，军队不仅要打赢战争，还要充分发挥战略遏制作用，以战略遏制延缓战争爆发、制止战争发生或控制战争升级，这就需要在战略指导下提出和研究战略威慑问题。充分发挥战略威慑对于遏制战争的作用，是２１世纪国家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客观要求，也是２１世纪战略和战法研究需要解决的军事政治问题。
战略威慑是通过遏制战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制止战争；延缓战争爆发；控制战争升级。其基本方法是建立可靠可信的战略威慑体系和正确实施威慑战略。
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一样，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综合起作用，但核心是建立以人民战争为基础、多种手段配合的中国特色的战略威慑体系，关键是正确地实施战略威慑。
战略威慑是在战争未爆发前的一系列政治、外交行动和武力示形，是通过遏制战争的爆发来实现政治目的。遏制战争是对手慑于我的军事力量和可能出现的严重战争后果而不敢动武，从这个意义上讲遏制战争比打赢战争更具积极意义。对于我国这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来加快发展的大国，更要进一步明确提出战略威慑和遏制战争的问题。遏制战争建立在可信的战略威慑体系之上，虽与打赢战争体系有联系，但并不完全重合。战略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不同于直接的战而胜之。战略威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是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综合运用的结果。因此，反映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要着眼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即增强由社会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科技创造力和军事力量所形成的整个社会所蕴涵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这也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着的作用。”最后必须指出，战略威慑和遏制战争，都属于战略范畴，军事力量只是战略威慑的工具，军队更重要的是要打赢战争，并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