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是战争肆虐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给人类带来了无比惨重的灾难。２０世纪又是谋求发展的世纪。科技革命的涌现，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遏止，使发展成为硬道理。
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风暴过后，世界终于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然而，人们还不习惯用和平的理性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矛盾与争端，特别是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主导世界的风云变幻，使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
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也是２０世纪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他综观国际风云变幻，洞察内外形势发展，把握时代特征，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战略。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改革开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新办法。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经受了２０世纪后半叶历史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属于２１世纪的。
一、从求同存异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是对国际斗争和外交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又指导国际斗争和外交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完善与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求同存异、“一国两制”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发展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冷战局面，后来两大阵营的对立发展为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斗争。为争雄世界，美苏两国疯狂进行军备竞赛，世界长期处于核恐怖之中。同时，它们还利用地区冲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矛盾，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与扩张。或挑起代理人战争，或进行幕后操纵，或直接出兵入侵，局部战争从未停息，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国际局势进一步紧张。１９７９年１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对我西南边境进行袭扰，１２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１９８０年９月，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争。１９８２年４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南大西洋上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展开了厮杀。非洲的苏丹、乍得等国的内战愈演愈烈，整个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给刚刚步入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带来了十分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周边压力。环视周边形势，苏联自６０年代起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从北部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南下战略，从西边对中国实行战略迂回包围；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但使柬埔寨人民再遭劫难，而且对中国南部和西南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此外，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冲突，有可能将中国卷入其中；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议又呈激化之势；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争端依旧存在；南沙群岛纠纷也日益凸现。所有这一切，对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透视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
“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同时，也看到借助于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争端效果有限，甚至影响国际局势的稳定与世界和平。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又必须妥善解决好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的各种争端。这是邓小平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现实需求，更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提出，首先是从如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起步的。进入７０年代，美苏争霸全球呈现苏攻美守之势。美苏相比，苏联在整个７０年代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对中国的威胁也最大。因此，反对霸权主义，首先必须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从当时国际战略形势出发，中美两国开始改善关系以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达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当时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如何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邓小平思考外交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整个７０年代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而中美之间如何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是走向正常化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在上述谈话中已经提出了用求同存异的方法来解决矛盾的思想。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４日，在与美国总统福特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加强往来，增进了解，求同存异，为解决彼此争端创造必要条件的主张。他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沿着求同存异的思路，在思考如何妥善解决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的各种争端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搁置争议、待后解决、以合情合理方式来解决争端的设想。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谈到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指出：“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
同年１０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又重申了将钓鱼岛争议挂起来、留待后人解决的看法。他说：“我们双方的环境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钓鱼岛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相同的问题，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处理不同，说法也不同，这是不奇怪的。”对于一些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以大局为重，搁置争议、留待后人解决的主张，是求同存异思想的继续和深化。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印之间存在的争端时讲：“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在邓小平看来，中印两国人民具有传统友谊，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两个大国，与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南南合作的大局相比，两国间存在的边界争端不是主要问题。因此，邓小平针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用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的主张。即使一时解决不了，采取先放一放的办法，在贸易、经济或文化等领域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合作，为最终解决边界争端创造条件。
邓小平从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初期的谈话表明：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现实需要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加强往来，增进了解，扩大合作，求同存异，为解决国际争端创造必要条件的主张，标志着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已经提出。但是求同存异并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只是以“存异”的方式存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关键是要解决问题。邓小平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通过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才进一步确立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以“一国两制”为思想中介，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成功实践为依据，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１月提出了中国在８０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因此，在国内，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正在集中全力，扎扎实实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１９８４年４月，中国开放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在国际上，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国家安全形势日趋好转。其中，中美高层互访不断，各种交流与合作关系稳步向前发展。１９８４年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同年４月美国总统里根回访中国。
台湾、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７０年代末，随着香港租期将至，香港总督麦理浩、英国首相卡拉汉、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卡灵顿等人先后访华，探询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如何解决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争端，避免争端酿成武力冲突，不仅关系到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邓小平创造性地把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首先用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以“一国两制”为思想中介，以中英、中葡签署关于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成功实践为依据，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其标志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１９８４年２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思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同时，他还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是邓小平多年思考后形成的战略思想。
１９８４年７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随着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即将成功，邓小平对于运用“一国两制”等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一国两制”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它考虑到争端各方的利益，因而能够被各方所接受。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２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举行草签仪式后的一个月，邓小平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中英联合声明举行草签仪式后，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功，这给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认识动力，“一国两制”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思路由此延伸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在１９８４年前后得以形成，是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的。在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进一步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进行了总结。１９８５年里根连任美国总统。随着美国实力与自信心的恢复和苏联急于结束自勃列日涅夫以来的停滞状态，美国“里根主义”与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相继出台，美国苏联都在进行新的外交政策调整，以求打破在里根第一届任期内，重新陷入紧张与对抗局面的两国关系。双方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分别在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和纽约举行了五次首脑会晤；１９８７年美苏中导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开始了实质性的裁军行动。这使得世界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缓和代替紧张的新局面，两极主导下的国际局势在不安中趋向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