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是战争与革命风暴席卷全球、风云激荡的世纪，也是科技革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纪。回眸整个２０世纪惊心动魄的世界历史进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舞台上展开的，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民族精神的竞赛和较量，而且也是政治家、战略家才识、胆略、智慧、魅力的竞赛和较量。在国际舞台上，许多政治家、战略家认清世界大势和时代主题，把握历史机遇和战略主动权，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纵横捭阖，扬长避短，或调整改革，和平竞争，不仅引领人民战胜法西斯、殖民主义等反动势力，而且把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２０世纪是历史伟人和大战略家尽显风采和魅力的世纪，是政治智慧、战略思想和斗争韬略异彩纷呈的世纪。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又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战略家。作为世界级的政治家、战略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辉煌业绩举世公认，雄才大略令人钦佩。美国着名评论家塔德·舒尔茨在评价邓小平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获得的国际影响与地位远远高于其物质经济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邓小平的战略艺术为国际关系中的命题提供了新的解析方程。”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独具风采和魅力的当代中国掌舵人。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维敏捷，气派很大，是能够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对付现实的人，是真正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着名国际政治家和２０世纪的伟人。
邓小平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设计中。邓小平战略思想是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世界公民、中华民族一员、中国人民儿子的价值取向；沉稳坚毅、刚柔相济、举重若轻的性格特征；深谋远虑、求真务实、简洁明快的辩证思维；把握方向、抓住关键、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这些既是邓小平战略思想形成的主体条件，又反映了其战略思想的特点。
江泽民在１９９４年就指出，邓小平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十五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这一科学论断，完全适用于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战略思想。邓小平战略思想同样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指引我们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历史考验，而且是我们制定和抉择２１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思想武器。
一、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他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基础和突出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思想僵化、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的错误，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邓小平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始终贯彻和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战略思想建立在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之上。
第一，认真研究中国实际，不要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邓小平战略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深切了解和把握之上的，所作的战略决策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坚决反对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的“左”的做法。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搞清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
（１）中国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够格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３）中国有着深厚的封建传统，又遭受过极左路线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４）中国是中、美、苏三国构成的战略大三角之一角，是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一极，但是我们这一极力量还很单薄。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有的战略决策、政策方针和具体方案都是从中国这些实际情况出发的，都是在不断深化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的过程中，充实、调整和完善起来的。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果断地调整了对外关系的政策和做法。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对外交往和国际政治斗争中，注重于意识形态的异同、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和树立大国地位及形象，而把国内的建设和发展放在次要位置。并且把这种外交指导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善良、大度、正义感和同情心相糅合，结果出现宁愿损害自己的建设，也要把机器设备支援别人，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也要用大米布匹去支援别人革命的情形。这种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做法和气派一时传为佳话。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当着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面对叶海亚·汗说，“中国人是小气鬼”，一下就把原来商谈好的２亿美元的贷款加到５亿美元。后来，毛泽东对来访的外宾又讲，这笔贷款应再加一个零，也就是把贷款增加到１０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已是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访问非洲时，对于一应要求援助的请求，只好是连连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此，邓小平并不是一概否定毛泽东的做法，而是处理对外援助与发展自己的关系上，他主张把发展自己摆在首位。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再不发展自己，就要被开除球籍，也没有能力援助其他国家，只有自己得到了充分发展，自己的事情办好，才有力量援助别人，说话才有分量，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才能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深入研究世界问题，不要自我孤立，闭关自守。邓小平认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们也想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交流，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没有开放的条件。６０年代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不了解世界，不知道世界的变化，或者只是按自己的认识和模式去了解世界，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也就不能搞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了了解世界，制定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改革开放战略，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５月，派谷牧率国家级经济代表团出访欧洲。出访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专门听取汇报，要求出访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回来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听汇报后，又单独找谷牧进一步听取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邓小平正是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在深入了解世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作出战略决策。邓小平认为，（１）当今世界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和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根本问题，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２）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市场机制不仅在国内起资源配置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起配置作用，从而使国内的社会化生产转变为生产的国际化，使消费和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３）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经济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和日益密切联系时期，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使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４）社会主义将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这些对世界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判断，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展开和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与前提。
第三，实事求是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于本身的复杂性，使我们在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时有许多疏漏之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以意识形态划线，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
这种“一边倒”是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的，就中苏关系而言是独立自主的，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进入６０年代，苏联逼迫中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全面服从它的战略利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领域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禁运政策，并营造反华军事包围圈。在这种国际态势下，我把国家安全和主权等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民族尊严，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斗争。从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视角分析，当时我们已经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实际上是以对付美苏的态度来建立“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实际上我们在团结并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与美、苏以及蒋介石进行斗争。
进入７０年代，一方面是美国在苏联战略攻势面前处于守势，采取收缩战略，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与中国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另一方面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中国。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成为对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联合抗苏战略，这就决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联合世界上所有力量抵抗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当然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认为苏联已背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国家；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力图从意识形态上论证我外交战略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认识和处理与世界关系问题的疏漏之处主要在经济方面。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的关系，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而不太顾及国家的经济利益，是闭关自守、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我体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既无外资又无外企，既不了解世界经济状况又不参加世界经济组织，是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的真实情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上的误解。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本矛盾的，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自行建设和发展，或者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竞争中可以消灭或取代它，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关系，那客观上就是“帮助”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非经济方式获得经济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这是苏联时代各种间谍盛行的“理论”根据）。中国一方面不愿参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另一方面又不能参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最终成为独立于世界之外的自给自足的自成体系的经济运行模式。造成这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前，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参与世界各种经济组织和活动。凡是蒋介石政权参加的，我们一概不参与，这就使中国经济体系更易孤立于世界之外。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调整了对外战略和政策，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认为：（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好的外部环境。（２）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也不当头，更不称霸；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３）对外经济开放，而且是全方位开放，长期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在邓小平看来，闭关自守是愚昧无知，必将导致贫穷落后，中国关起门搞建设是根本不行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必须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和世界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竞争和合作中发展自己。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正确解决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确定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使中国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有了根本的理论和政策指导。
实事求是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第一个特点。
二、宽广的世界视野，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