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通常用于表示不确定性，它几乎在公司和个人生命中的每一步都创造着问题和机会。
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国有经济的改革可以说在整个经济改革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与国有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后者决定了前者。但由于经济的改革与运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风险居高不下。
８．１系统风险
８．１．１经济全球化风险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
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１．国际政治文化风险国际政治，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它不仅是指国家间的政治，同时，也是指存在于国际社会并且作用于这个特殊社会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前者侧重于国家（政府）层面，可说是狭义上的国际政治；后者侧重国际社会（世界共同体）层面，可算作是广义上的国际政治。
随着科技和信息业的迅猛发展，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主体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对外交往能力不断提高，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化和边界作用的降低，各种国际组织活动日益活跃，广义上的国际政治之众多内容在逐渐扩大影响和作用范围。全球化的背景酝酿出了诸多全球化的问题，并逐渐地成为影响国际政治运作的因素。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开发资源能力的急剧膨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组织的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管理行为也越来越复杂。
在诸多与经济相关联的因素中，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联系。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表面是国际金融投机，但其真正根源则是东亚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尽管都在外观上引入了现代的经济、商业、金融体制，在某些方面还利用了传统文化中团体导向的优点，以此来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争夺市场，却没有适时地改造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的根本性的体制因素。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相当一些方面不是依靠市场本身的投入产出规律来运作经济，而是保留了强大的政府干预权力。
与此直接有关的是泡沫经济与官员腐败。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旅游业等。为此，相关部门大量向银行借款，官商勾结使得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和公司获得了贷款。许多建设项目没有取得收益，政府官员、官商大家族通过批条和特殊关系，可以任意地支配银行贷款，而不是让大银行自主地根据市场竞争下的预期收益来组织信贷，从而形成了大量收不回来的坏账。日本和韩国的超大型企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在今天严重地拖了其经济的后腿。
如果说，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那么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东亚文化某些落后的传统。东亚文化是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文化。团体导向的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帮助东亚国家和地区借助团体的力量、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并以数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才实现的经济腾飞。然而，在东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团体导向的文化就表现出明显的负面效应。因为，他不强调个人权利，不重视个人的创造性，尤其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环境方面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因而容易在团体价值的掩盖下滋长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
东亚文化中的团体导向发展成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２．金融风险
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危，是国家经济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活动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的产生是由资金融通自身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创新活动空前活跃，新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不断出现，技术日益复杂，知识越来越专门化，国际游资和虚拟资本急剧扩张，加之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使金融活动中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完备性等更为突出，从而使金融风险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有了更强的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对金融市场安全问题等闲视之。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过８０年代的调整之后，目前正进入成熟期，它们资金充裕，科技发达，经营技术水平高，对于任何可能开放的市场无不虎视眈眈。对我国来说，金融业是经济领域的重要防线，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以后，国内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市场的控制权都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进而出现金融业的殖民地化。
３．贸易风险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有一种要超越一切民族和国家疆界的冲动和欲望。新科技革命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拓展了世界贸易的广阔空间，推动了世界贸易总量、结构、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变革，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贸易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的助推器和“引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强劲势头的带动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１９６０年为１２．２％，１９８９年则上升为１８．２％，２０００年达到２０％。这表明，各国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价值是通过世界市场来实现的。
４．生产风险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是高度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既要求不断增加投入与发展新技术、新工艺，又要求分工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与协作范围的扩大化、广泛化。这样，过去那种以垂直为主的分工变成以水平为主的分工，以往在一个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必然发展为一系列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在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整体，并且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进一步纳入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过程。
现在，随着纵向生产国际化程度的发展和加深，生产的国际分工和协作呈不断升级的态势，由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而发展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以至同一件产品的各种零件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了一个大工厂，各国经济不断融合、互补，形成新的嫁接优势。有人把这种优势形容为“人类已进入组装的世界”。
５．跨国公司并购风险
跨国公司，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中诸推动因素如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４０％。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贸易”和各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６０％，控制着７５％的技术转让、９０％的生产技术、８０％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和９０％以上的民用科技研究和开发以及科技发展转让。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市场进入方式可分为三种：一是新建企业，二是兼并企业，三是收购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中了中国一些经济效益不佳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以购买产权方式并购。然而，从某种程度来说，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可能会损害我国公有制经济，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布局，而且大量外资进入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并冲击我国民族工业体系。
６．服务业的风险
服务领域的开放一向被认为是一国对外开放的最后一道闸门。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国的服务贸易如银行业、保险业、旅游业、商贸业、运输业、专业服务、电信服务业也纷纷涌向中国。
外国服务行业以其规范的运作模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优势恰恰就是对中国服务行业的冲击。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虽然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资金、网点和工作人员数量等方面处于劣势，但由于运作规范，服务周到，仍得到顾客较高的评价。”
７．信息技术产业风险
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并形成了一个由６９个国家签署的包括基础电话服务在内的协议框架，称为《全球基础电信服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成员国向国外公司开放电信市场并结束垄断行为。也就是说，成员国必须取消对信息服务贸易的限制，在全面平等的基础上运作。
对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先进的国家，因此低收入国家对电子技术十分关注，因为技术转让并没有使东道国的国内部门的经济得到增长。
甚至连世界贸易组织也将为服务贸易创立一个多边规则框架，这个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对数据库和传输通道实行寡头占有和控制，从事实上迫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世界中成为被动接受者。
８．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与游资风险
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影响下，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急速扩张，金融活动已经从贸易活动的附属物变成基础。资本流动自由化制度安排与选择，成为促进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世界上存在诸多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机制，但其中许多机制的效用非常有限，只有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才是当今国际直接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发达国家既是对外投资的母国，也是接受投资的东道国。作为投资母国，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扩张是由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决定，政府不仅很少干预企业活动，而且采取各种方式支持跨国公司对外扩张行为。作为东道国的发达国家，对外国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一般也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并没有专门的法制或机构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加以限制。
资本流出的目的是出于安全动机或其他目的而发生的，而资本外逃是相对于正常资本流动而言的资本流出。资本外逃的内在动机是经济预期与风险预期。国外不断有研究表明，从中国大陆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十分活跃。
８．１．２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风险
１．原有体制风险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风险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主要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动力或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二是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我国，不论从时间序列的纵向来看还是从现有体制的横向关系来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从而加大了风险。从纵向来看：
（１）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经济几乎控制所有行业和领域，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都由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下达，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本身并不存在风险，如果说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风险则是直接体现为财政风险。
（２）始于１９７８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为重点，这２０年来，无论思维观念、经济理论，还是具体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国民经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历次改革措施仍存在激励与约束不配套、风险与责任不对等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放权让利阶段的“利润分成”、“利改税”等措施在当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国家给予了企业一定的投资与收益权的同时却缺乏对企业明确经济责任和严格财务监督，同时国家宏观上未能在资源配置上进行引导，使经济结构趋向不合理，并为以后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隐患；承包制阶段以合同形式调整和确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向企业注入了责任、竞争与风险意识，突出了经营者和生产者的权利与义务，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国有企业并非真正具有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与防范风险的动力，承包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只包盈不包亏，实行承包制以后，国有资产管理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与转换经营机制的阶段，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转变思想观念、探索新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思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实际运行的结果除部分企业经营效益有所提高外，国有资产的总体营运效果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如国有企业亏损面仍旧没有缩小，亏损金额在增多，国有企业负债率高居不下，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的越来越多，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增量的贡献越来越少等。
从横向来看，１９８８年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以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不利于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国资局成立１０年来这个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级政府、体改、经贸、财政、税务、银行、计划及各专业局等都能名正言顺地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就使年轻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能望“资”兴叹。国资局“三定”方案中的“职能”只是空泛地规定了依法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与资产处置权，但其他部门职能未作相应调整，从而形成与其他部门的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实际上“四权”中一权也没有到位，最终还是国有资产大家都在管理但都无法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