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居鲁士的童年》编造了东方民族的食人之风，那么《聪明的窃贼》则把愚昧强加给埃及。这篇小说叙述古埃及国王拉姆普西尼托司令工匠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藏宝的密室，匠人设置了一个巧妙的机关并在死前告知其子，使之盗窃了大量珍宝。
后一贼为国王陷阱捕获，另一贼为避免牵连全家，遂断其首而逃。国王下令将无头尸体悬城示众。逃贼难违母命，遂用酒灌醉了守尸卫兵，夺兄尸葬之。国王怒极，将公主送往青楼以打探贼踪。窃贼接受了国王的挑战，昂然与公主欢会，招出窃宝盗尸之罪后安然脱逃。最后，国王深为贼之智慧与胆略所折服，遂招为东床之婿。在古代欧洲，还很少有人对这篇小说进行种族主义的阐释。然而，到了１９世纪，德国诗人海涅却在诗集《罗曼采罗》的开篇《拉姆勃赛尼诗》中重解了这个故事。海涅开头就写公主抱着一只死人的臂膀，国王下谕招贼为驸马，这下宫娥、黑奴、宦官、木头人和人面狮都笑破了肚皮，全市都在发笑，就连那些尼罗河中的鳄鱼也从黄色的泥泞中大笑着伸出它们的头颅。在古埃及，最聪明的人居然是一个窃贼，无怪乎文明欧洲要嗤之以鼻了。
《居鲁士的童年》和《聪明的窃贼》虽然产生在公元前６世纪欧洲小说的启蒙时期，但却好像是在为以后的欧洲原始小说立法，以至东方民族经常以异类的形象出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小说中。在欧洲原始小说作家笔下，波斯皇帝薛西斯是一个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男盗女娼的昏君，波斯驻埃及总督奥龙达斯是一个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的小丑，埃塞俄比亚皇帝许达斯普明明不愿杀女献祭，却一再要求将她送上祭坛，这样的做派也给人以虚伪之感。
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全面描写了尼禄时代的骄奢淫逸之风，同时用犀利的笔法刻画了获释奴隶特里马尔基奥的形象。此人从叙利亚来到罗马时，嘴上还未长毛。他在１４岁时就博得了主人的欢心，同时听命于女主人（的情欲），从而成了全家的主宰，得到了自由和主人的遗产，靠着贩卖奴隶、放高利贷和经商成为巨富。他的田产“广袤得连老鹰都飞不到边”，钱财车载斗量，“看门人房间里随便扔的银子比别的人拥有的全部家财还要多”。他的家中仆役成群，宴会豪华绝伦，丰盛至极。
每上一道诸如“野猪戏画眉”、“全猪献整肠”、“母鸡孵孔雀”等罕见菜肴，都有模拟表演相配合。他本人则故作风雅，时而自扮优伶，哼歌唱曲，手舞足蹈；时而“活用”典故，常常把神话、传说、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胡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参加过特洛伊战争，或者说特洛伊的一位终生未婚的公主、女祭司卡珊德拉杀死了她自己的儿女。由此可见，特里马尔基奥所占有的财富和他的人格力量是极不相称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就形成了犀利的讽刺。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个来自东方的暴发户颇不以为然，特别点出这个叙利亚人“以前只是蛤蟆，现在却是国王”。
无独有偶，《金驴记》也将崇拜叙利亚女神的一伙叙利亚艺人描写成江湖骗子，其头目菲赖宝更是一个十足的小丑。此人女声女气，脑门光秃秃的，只有后脑勺上有几撮灰白色的毛。这伙人敲打着铙钹和响板，抬着阿妲女神像四处行乞。每到一处，他们就有失体统地嚎叫起来，“无异于鬼哭狼嗥，像身上附了魔一样横冲直撞”。作者还把他们写成一群同性恋者。女孩穿上五花八门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怪模怪样，脸上涂彩色陶土，眼睛上用黑笔画着圈儿……头戴小圆顶帽，身穿大红袄，蒙着细麻面纱，披着丝绸大围巾；一些人还套着白色祭服，上面镶着东倒西歪的尖角形紫带花边”。后来，菲赖宝一伙领回一个农家少年，“在饭桌面前放浪地干起一种违反人性的猥亵勾当：他们团团围住那少年，将他扒光，强迫他仰面躺在地上，然后用他们令人作呕的嘴巴在他身上寻欢作乐”。
在《达夫尼斯和赫洛亚》中，莱斯博斯岛是一处世外桃源。
然而，当秋意正浓，葡萄成熟之时，却有一伙北非退尔强盗乘坐卡里亚人的海船（以免人们认出他们是野蛮人）来到这里。他们身穿护胸铠甲，手持短剑，打家劫舍，抢劫他们见到的一切东西，不仅将牧牛人多尔孔毒打致死，而且还将达夫尼斯抓走。为此，作者让他们最后葬身海底。
欧洲原始小说中的种族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作家们对于奴隶的态度上。因为当时的奴隶，或是被征服的当地土着人，或是因为战争或奴隶贸易流落欧洲的异乡人。在斯巴达，居民被分为３个等级：全体斯巴达人（约９０００户）既是奴隶主又是公民，享有一切政治权利；皮里阿西人（约３万户）没有公民权，但有人身自由，从事生产劳动；希洛人（约３６０００户）是被征服的当地居民，是斯巴达国家的奴隶。为了保证种族的强大，斯巴达不仅抛弃体弱有病的婴儿，而且每任监察官上任，都要对希洛人进行种族清洗，借此铲除体力和智力秉赋较高的希洛人，防止他们造反。
为此，那些少数自由民作为高等的种族制定了众多种族歧视的规则。奴隶可以自由买卖（当时买卖自由人即触犯了法律），没有公民权，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择权，没有自由结婚权，尤其不能与自由民通婚。《金驴记》中的一个奴隶，因为与一个自由人相恋，主人竟然剥光他的衣服，将其全身涂上蜂蜜，绑在蚁窝旁的树上，让蚁群将他全身皮肉啃光，只剩下一具白晃晃的骨架挂在树上。
所以，文明欧洲只属于那些少数自由民，而奴隶只不过是社会的渣滓。当波拉泰城的富豪德莫卡雷用于角斗表演的兽群成批倒毙时，作者描写“处在黑暗贫困中的贱民们则蜂拥而至，争着吃那些几乎遍地皆是的肉食”。在莱斯博斯岛，达夫尼斯虽为拉蒙养大，但他长得非常漂亮，“一点儿也不像翘鼻子的老拉蒙和那秃顶的婆娘”。在这里，作者的鄙夷之情跃然纸上。
三、种族扩张
法国学者勒罗伊-波利叶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当一个社会自身已达到高度成熟的状态并且拥有巨大的力量时，它就会走向殖民，就会繁殖后代，就会保护别人，就会赋予其发展以秩序，就会赋予他所产生的新社会以活力，殖民是社会生理学中最复杂、最精致的现象之一……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展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大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作为一个术语，殖民由来已久，但是作为姐妹概念，殖民主义则是一个后起的术语。殖民在原始意义上，仅仅用于描述人们迁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那里展开新的定居生活的现象。
在上古时期，东方文明远远高出于西方文明，如黑格尔所说，当长江、黄河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河、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所以，东方广袤神秘的大陆和神话般的财富一直吸引着欧洲，可以说，此期希腊和罗马向外扩张的重心始终在东方。为此，它们发起了好几次东征运动。
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英雄们远航黑海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事实上是希腊人打通东方商道的一次远征；特洛伊战争更是阿开亚人在迈锡尼王的率领下开辟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历史旅程的体现，是一场披着神话外衣的侵略战争。所谓海伦被劫，现在证明只不过是一个斯巴达婚姻女神的仪式。斯巴达的婚礼必须包括抢亲，海伦的主要任务就是被人抢走。在传说里，她不仅被一个强盗劫到帕尔农山，而且被帕里斯抢到特洛伊或伊顿，被赫尔墨斯劫到埃及，被忒修斯抢到狄塞利亚，或被阿法里泰德劫到别的地方。
强夺者所取走的，只不过是女神的偶像，并不是真正的海伦。
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６世纪，希腊人掀起了新的殖民浪潮。其时商人需要贸易，破产者要去海外谋生，政治斗争的失意者急迫地寻找新的机会。他们随着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外移民，建立起西至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东达小亚细亚、赫勒斯滂和黑海周围一带，南临埃及、利比亚的殖民帝国。
希腊帝国衰落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３３６～前３２３年）于公元前３３４年借口波斯人蹂躏过希腊的圣地，趁波斯帝国内部矛盾深重时对波斯宣战。亚历山大先在波斯首都伊苏大败大流士，旋即进入埃及，最后直驱波斯本土，先后占领巴比伦、苏萨等地。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仅在波斯旧都波利斯，马其顿远征军就掠得１２万他连特金银，需用１０００对骡马和３０００只骆驼来运输这些巨额财富。为了谋求更大的霸权，亚历山大又转战中亚，于公元前３２７年进入印度。经过１０年征战，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对于这些，就连亚历山大的老师并且与他关系十分友好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亚历山大的东征，与任何合理的制度是极不相称的。
此后，罗马以其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通过长达１１９年的“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６４～前１４６年），以及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公元前１９２～前１８８年），战胜了北非强敌迦太基，兼并了小亚细亚的西部和中部，最后建立起一个东起西亚幼发拉底河，西达不列颠，北临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南到尼罗河畔的奴隶制帝国。罗马的拓疆，带有后世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诚如贝尼塔·帕里所说：“分析帝国主义的文本就是面对歌颂古罗马争斗技术的一种胜利者话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帝国的恶性膨胀，事实上是在自掘坟墓。殖民开拓事业与现代世界的关系相当于古罗马的帝国主义与古代世界的关系，这是灾难的前奏，突变的先兆。埃德加·奎奈特写道：“为什么野蛮突然出现于古代文明中。……古代文明的系统是由许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尽管他们看起来是敌人或者甚至互不了解，却在相互保护着、支持着、守卫着。当扩张的罗马帝国对那些国家进行征服、摧毁的时候，被搞得眼花缭乱的智者们认为他们看到这条路的尽头将是罗马人的人的属性观念的胜利。他们谈论起人类精神的统一，那只不过是一种梦想。那些民族恰恰是古罗马本身的许多防护屏障……这样，当罗马在向着单一文明的所谓胜利进军中，一个又一个地毁灭了那么多的国家——迦太基、埃及、希腊、朱迪亚、波斯、达锡亚，还有希萨尔平和特兰萨尔平高卢，结果到了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堤坝都吞噬的局面，这些堤坝曾挡住人类的海洋，而罗马最终在这个人类的海洋中消亡。气吞山河的凯撒扫平了两个高卢，仅只是为条顿人铺平了道路。那么多的社会个体、那么多的语言灭绝了，那么多的城邦、秩序、家园遭湮灭，它们曾是罗马周围的壁垒；那些未被这些野蛮者入侵的地方，野蛮性便自然地滋生起来。被征服的高卢人变为巴高德人。于是这种剧烈的变动以及城邦的渐渐衰败造成了古代文明的瓦解。那个社会大厦是由各种各样的民族支撑起来的，它们就像许多由大理石或斑岩构成的不同的立柱……当一个个这样的立柱如当时的智者所称道的那样被拆毁，那座大厦便倒塌了。”
欧洲文明中的这种扩张倾向，源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尚武意识和海盗精神。在古希腊，海盗非但不会受到社会谴责，反倒与商人一起受到社会的尊敬。斯巴达人将全国变成了军营，男孩长到了７岁时必须离家集中住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年满２０岁的公民必须服兵役，６０岁以下的斯巴达人必须在军队食堂用餐。这种社会机制将斯巴达造就成为着名的武士之邦。在罗马，角斗乃是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人们从中宣泄自己好战的野性。所以，欧洲原始小说中鲜有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而盛行一种战神爱神式的叙事模式，其中的男主人公不是东方人通常欣赏的学富五车的才子，而是攻城掠地的骑士，如凯勒阿斯、忒亚根等。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们热衷于战争，是因为可以通过战争掠夺资源，也可以获取名声，提升自己在社会集团中的威望。按照这种理念，一个人的生命如同白驹过隙，修短无常，但是名声却可以使人不朽。因此，原始的印欧武士们无不渴望在有生之年积攒一些赫赫武功，以感动诗人们永远歌唱他们。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使之产生了相当可怕的军事力量，推动他们从故乡出发，向东一直扩张到恒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南扩张到尼罗河。
事实上，凯勒阿斯的东方之旅，就是一次披着爱情外衣的海盗式的远征与抢劫。一种强烈的掠夺欲望使凯勒阿斯对阿拉德岛进行了地毯式的洗劫，在他最后带回来的战利品中，除了一支舰队和大量的贵重金属外，竟然还有皇帝的眠床、餐桌和宦官。他还不无得意地说，他的儿子将来会继承狄奥尼西的财产，成为锡拉库萨的一个富裕公民。凯勒阿斯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希腊人那能在海外掠夺的过程中暴富的幻想，所以，《凯勒阿斯和卡利罗亚的爱情故事》问世之后，继作蜂起，如阿基琉斯·塔提奥斯的《琉基佩和克勒托丰》，就明显地模仿了卡里同。
在欧洲原始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踌躇满志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幅员广阔的欧洲帝国尽情地利用东方的人文资源，随心所欲地描绘那里的自然风光。在他们笔下，地中海只不过是文明欧洲的内湖，亚细亚是古希腊的前庭，非洲则是罗马的后院。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利益，自己热衷于社交与政治活动，而将从东方大陆掠夺来的人力资源据为己有，大肆挥霍东方奴隶创造的物质财富。可以说，没有东方人的苦难、东方人的创造、东方人的智慧，古代希腊和罗马是不可能从野森林时代跨越式地跃升到文明的高峰，跻身于古代世界文学之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