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英国文坛，康拉德（１８５７～１９２４年）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文坛奇才。他在２０岁时充其量只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他经过刻苦学习，不仅用英文创作了他所有的作品，而且成为最伟大的英语文体家之一。
他从１７岁时起当海员，由水手到船长，在大洋凌波弄潮２０年，浪游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他在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出版了３１部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其主要创作，可以分为航海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三类，共１５部。正是这些作品，“为最杰出的维多利亚小说与最出色的现代派作家提供了一个过渡”。
然而，康拉德的创作仍然是欧洲文化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他先后完成了《“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１８９８年）、《吉姆老爷》（１９００年）、《黑暗的心脏》（１９０２年）、《诺斯特罗莫》（１９０４年）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对殖民主义强权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描写，露骨地表现普遍和大胆的帝国情感，乃是１９世纪英国小说连续性帝国叙事的重要文化档案。
一、洁白的超人
帝国超人是１９世纪欧洲小说中一类特殊的形象，同时也是康拉德等作家创作的心理原型。康拉德的小说沉醉于种族神话，充满强烈的白人自恋情感。这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黑白世界之中，因而对人种的色彩极为敏感。他在１６岁时第一次看见英国人时，不禁发出了偶像崇拜般的谵语：“他的双腿……像大理石般的光滑，像象牙般洁白……人类豪放高雅满足的笑容……
照耀着他的脸庞……和那双充满胜利、喜悦的眼睛。走过这儿时，他带着善意的好奇心瞟了一眼，露出坚实洁白的牙齿。”
源自青少年时代的文化记忆，在康拉德的创作中逐渐结晶成为一种形象类型。在《吉姆老爷》中，作者把小说主人公初到马来岛国帕图桑的亮相渲染成为不同凡响的历史性场面：“在这群脸膛黝黑的人当中，他那身穿白衣的英武的身材，他那闪亮丛生的金黄色的头发，好像把从那席子围墙、茅草盖顶的幽暗的大厅里关着的窗子缝隙里透进来的阳光全部接住了似的。看上去，他完全是另外一种动物，不仅种类不同，而且本质也相异。要是他们看见他乘一只独木舟前来，他们满以为他是从云端降临到他们中间的。”通过这样的描写，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吉姆这个西方白人与东方他者是两个族类，不仅肤色有别，而且本质迥异，黑白对照，泾渭分明。
《黑暗的心脏》以黑色非洲为背景，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康拉德对于色彩的感觉。作者用黑色对那些戴着镣铐的奴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涂抹，却也不忘忙里偷闲，用赞赏的目光细细打量趾高气扬的公司账务总管：“我遇见一个白人，其衣着打扮出人意料地讲究……只见他高高的浆硬的领子、白色的袖口、一件轻薄的羊驼毛上装、雪白的长裤、整洁的领带，还有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头上没戴帽子，头发向两边分，梳得油亮。一只大白手握着一顶绿条纹的阳伞，耳朵后夹了一枝笔杆。”
这些说明，在康拉德的创作中，白色不仅内蕴着一种视觉美学，而且深藏着能够激活作者创作冲动的精神激情。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原型激动着作者在小说中连续不断地塑造出一个个白色超人形象。
《“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是第一部给康拉德带来文学声誉的作品，这部作者航海小说的发轫之作，叙述“白水仙号”从印度的孟买返航英国，而这个为期４个多月的航行是一次地狱之旅：船刚启航，２６个船员之一的神秘的黑人水手韦特就染病躺倒在床，因而在水手中造成了一片恐慌，船在航至好望角时又与飓风搏斗了３０多个小时方脱险。此后，韦特想恢复工作，但船长命令他一直躺到轮船靠岸，以此作为惩罚。此举几乎引发一场叛乱。最后，韦特终于在船与葡萄牙附近的弗洛雷斯岛遥遥相望时死去。一个星期之后，船到达了终点伦敦。
作为一名杰出的海洋作家，康拉德叙说的海洋冒险故事不仅奔腾着惊涛骇浪，而且澎湃着海洋一样的哲理深度。在这次惊心动魄的航行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谱写了老水手辛格尔顿的生命之歌。在小说中，正是辛格尔顿力挽狂澜，才使“白水仙号”得以顺利归航，而当他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则特别写到了他的肤色：他是“船上最年长能干的水手，独自坐在甲板一边的灯下面，光着上半身，像一个吃人族首领一样，健壮的胸脯和大块的肩膀二头肌上刺满了文身。在红蓝花纹之间，他白皙的皮肤像缎子一样熠熠发光。”
接着，康拉德追叙了辛格尔顿的历史：他从１２岁起便在南行的航线上航行，在过去的４５年里，在陆上时间不过４０个月。
为此，作者夸赞这位帝国的海洋骑士“真是一个神秘大海上６０岁”的“永生的孩子”，“他站在那里，依然很强壮，依然无忧无虑；一个豪爽的汉子，有着漫长空虚的过去，又没有将来的前途，有着孩子气的冲动，又有在早已在刺花胸膛里泯灭的成年人的激情”。
辛格尔顿的生命之光不在平凡的航行中显现，而是在风口浪尖上舞蹈。在航行中，“白水仙号”遇到了持续几十个小时的狂风巨浪。作者生动地展示了航船所面临的困境：“白水仙号”驶来驶去，不停地努力想奋斗出一条路，穿过无形的狂暴海风；它一会儿栽到黑暗光滑的浪谷里，一会儿挣扎着攀上滚滚巨浪的雪白浪峰；它不住地左右颠簸，好像正忍受着痛苦。它坚忍而勇敢地听从人们的召唤；她那纤细的桅杆永远摇摆不止，生硬地划着半圆形，仿佛在徒劳地向着狂风暴雨的天空招手求援。
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辛格尔顿屈起腿把膝盖伸到舵轮箱下面，小心地松开舵轮，将它转到空档前进的位置，眼睛紧紧盯着涌来的海浪。海浪近在咫尺冲天直上，好像一座顶着白雪的碧绿玻璃幕墙。船迎浪跃起，像是展翅高飞，一时间又暂息在浪花飞溅的顶峰，宛如一只巨大的海鸟”。
第３２天，在这个越刮越猛的暴风之夜，“白水仙号”已经濒临绝境：“似乎整个宇宙已荡然无存，惟有黑暗、呼啸、狂暴——还有船。船好像是彻底摧毁的天地万物中最后的一片残骸，负载着罪恶人类的受苦受难的余孽，漂浮着去经受正在实行复仇的恐怖所带来的苦恼、喧嚣和痛苦……有时，船一跃而上，仿佛想永远离开这个地球，接着在一个冗长的瞬间掉进了一片真空，使船上所有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直到一阵恐怖的震动，如人所料又来得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使心脏又重新搏动。”在狂风中，船员们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刮进大海。
然而，辛格尔顿坚守着舵轮。他的头发在风中飘飞。狂风似乎抓住了它宿敌的胡子，在摇撼这个老人的头。他紧抓舵轮不放，把膝盖顶在舵轮把柄的间隙里，好像站在大树杈上似的飞上飞下。他沉着地将他花白的胡须塞进了亮闪闪的外衣领扣里。他在喧嚣骚乱的波涛上左右摇摆，用稳健的目光看着遍体鳞伤的船摇摇晃晃地向前冲去。就这样，他一脸聚精会神，直挺挺地静立在那儿，坚持了３０多个小时。
写到这里，作者不禁由衷地赞叹说：“老辛格尔顿！”对于一个同喜怒无常的大海较量了半个世纪的人，他也应该得到这种尊敬。他从来也不考虑他自己的凡胎肉身。他身上没有半点伤痕，好像他尝试过各种诱惑，经受过许多风雨，练就了一身坚不可摧的钢筋铁骨。正是由于他的存在，这次航程才显得格外悲壮苍凉，“白水仙号”才具有勃勃生机。
在作者笔下，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辛格尔顿不仅是一名勇敢无畏的舵手，而且是全船的精神支柱。“白水仙号”经过了长时间的航行后，一些下级船员为船长不准韦特走出舱门所激怒，开始闹事。辛格尔顿绵里藏针的谈话，化解了这场矛盾：
“在灯光之外，辛格尔顿头顶碰着横梁站在烟雾中，模模糊糊，巍然高耸，好像放在阴暗地窖里的一座英雄雕像。
“他们听见在他宽阔的胸腔里隆隆作响的话语声，仿佛这话语是从艰难曲折的过去岁月中朝着他们滚滚而来……他等了一会儿，打了一个轻蔑的手势，——‘你们有些人还没出世以前，我就在船上见过许多乱子’……‘那人就要死了，我告诉你’，贝尔法斯特坐在辛格尔顿的脚边伤心地又说了一遍。——‘还是一个黑家伙’，这位年老的海员接着说，‘我见过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他停了停又陷入沉思，仿佛想回忆那些可怕的事情、各种恐惧的细节和对黑人的屠杀……他那么大的年纪，是能够回忆起那些贩奴船、血腥的暴动，或许还有海盗船；是能够说一说他一生经历过的怎样的残暴和恐怖……他说——‘你们救不了他；他是死定了的。’他又停了一下……他在琢磨语句，在纷乱的白发下念念有词，不可思议而令人兴奋，好像在帐幕后宣示天启。……‘到了岸了——就生病。——要不——就老是带来这顶头风。可怕，大海只会孤行己意。——望见陆地就死了。’
“他身上闪耀着难以表达的智慧、毫不在意的坚强，以及服从命运的冷峻。周围所有的听众发现自己不知怎地从失望之中恍然大悟，他们都一声不响懒洋洋地坐着靠着。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生存中一些无以弥补的缺陷，这时倒觉得无忧无虑心情畅快。”韦特死后，船上余波难平，只有辛格尔顿一个人不足为奇。
“‘他死了——是吗？理所当然。’他说着，指了指横在前面的海岛：因为风平浪静，船像是被符咒镇住了，漂浮不前。弗洛雷斯岛依然遥遥在望。死了——理所当然。他并不感到奇怪。这儿就是陆地——那儿在前舱口上，等候缝帆匠来临的——是那具尸体。这就是因果。出航以后，这位老海员头一回变得那么快乐那么唠叨，他从自己丰富的经历中举例解释说明，对于一个患病的水手，看见一个岛……往往要比望见一片大陆更为致命。”这种宿命论的解释，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种族歧视思想。因为黑人韦特之死，实际上是疾病、饥饿和船长的慢性谋杀所致。
韦特刚上船时，虽略显病态，但声音铿锵沉重，响亮震天。
他曾把头伸进厨房的门，对着里面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庄重的“晚上好，大师傅！”这一声把所有的锅一齐震响了。在长达４个多月的航程中，韦特身染沉疴，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只能得到小孩吃的止痛药。由于进食困难，他把西米和玉米扔进海里，后来管理员也懒得给他端了。
后来，他意识到长期卧床的致命后果，决定出舱做一点事情。尽管此时他活像一个幽灵：“他的颧骨变高了，额头越发斜削；脸颊尽是凹陷和一块块黑影；干枯的脑袋像是从土里挖出来的黑骷髅，眼眶里装着两只不停转动的银白色眼球。”然而，对于韦特的正当要求，船长却断然拒绝：“你整个航行几乎一直在偷懒，现在你倒想出来了。”“你一直在装病……谁都看得出来。你什么病都没有，可你就喜欢躺着自己开心——那你现在就给我去躺着，让我开心。贝克先生，我命令，不准这个人到甲板上去，直到航行结束。”在平息了船员们的骚乱后，船长又说：“至于那个人，假如没有我们允许，他胆敢把他的鼻子朝外面甲板上伸一伸，我就要用铁铐子把他铐起来”。结果，韦特生病后缺乏运动，终于在床上失去了最后的生机，连作者也不无同情地写道，此时的韦特“细长、瘦削、干瘪，仿佛在炉子炽热的烘烤下，肉都干缩得贴在骨头上了；一只手枯槁的手指还在床沿轻轻地动，弹着一只没有终了的曲子”。很显然，这是一种种族谋杀。
船长在慢性谋杀了韦特，假惺惺地主持了他的海葬仪式之后，就心安理得地“打扮得又漂亮又利落”，和夫人——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位真正的贵妇人回家了。因为他知道韦特病死了，什么文件都找不到，没有亲戚，毫无线索，他的工钱“只好保留在局里”。而一向对韦特怀有恶感的辛格尔顿，则在小说中扮演了一个杀人帮凶的角色。这，就是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出来的文化超人。
康拉德长年浪迹海外，其小说亦对大海情有独钟。这种对于海洋的激情，也正是西方文化帝国的叙事策略所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是在中古后期走向海洋的。在西方小说史上，从《鲁滨孙漂流记》开始，大海就成了殖民扩张的象征，一条通向全球帝国的海上高速公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认为，“大海这个非地点也是传奇和白日梦、叙事商品和‘轻松文学’纯粹娱乐的堕落语言的空间。……大海是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地点之间的空旷空间，但它本身也无疑是一个工作地点。也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借以将其分散的立足点和前哨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通过这些立足点和前哨，它能慢慢地实现有时狂暴有时安静而恶毒地向地球上前资本主义外围地带的渗透”。
事实上，“白水仙号”的东方之旅是一次“不体面的、目的隐晦的奋斗”。不过，康拉德的小说对此讳莫如深，一开始便视欧洲的殖民主义掠夺为一项英勇豪迈的事业。在《吉姆老爷》最后，马洛对自己祖先的东方冒险神往不已：从１７世纪开始的东方贸易造就了冒险家们的伟大，“使他们成了英雄豪杰”，“他们在异国他乡扔下了白骨，为的是让财富流向家乡的活人。对于我们这些磨难较少的后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显得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贸易的代表，而是因为他们是一种有记录的命运的工具，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屈服于一腔热血的鼓动和对未来的憧憬，从而闯进了未知的世界。他们真了不起；而且也必须承认他们时刻准备着干了不起的事业。他们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的苦难里、在大海的形容上、在异国的风俗上、在显赫的统治者的辉煌中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在《黑暗的心脏》中，马洛回到了帝国的中心，站在巡洋艇上眺望泰晤士河，一股扩张激情不禁油然而生：“这条宽阔的古老大河，世世代代为沿河两岸的人们辛勤造福。在这白日将尽的时刻，静静地流淌着，向着四面伸展开去，显示出通往世界极点的一条大河的沉静威严。面对着这条令人崇敬的大河，我们看到的决不是短短一天中稍纵即逝的流光溢彩，而是那永不磨灭的光辉记忆。凡是带着崇敬和热诚心情的、所谓‘追随过海洋’的人，最容易激发起泰晤士河下游所历尽的伟大精神……我们整个民族为之骄傲的所有英雄……那些伟大的海上游侠骑士，它都熟识，并为他们竭尽全力……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事物，不曾随着这条河的退潮，向着一个未知世界的神秘中漂流而去啊！……人们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萌芽”。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马洛紧接着又追述了１９００年前罗马人饮马泰晤士河的情景，赞誉那些古典骑士“都是些敢于面对黑暗的堂堂男子汉”，他们兵临英伦三岛，就像是“云层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他们决不是殖民主义者……他们是一帮征服者，要进行征服，只需要暴力就行了”，而征服背后的一种意念，则是“一种能够加以树立，对它顶礼膜拜，并向它做出牺牲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