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漂流记》（１７１９年）是１８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一方面确立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另一方面又建构了最初的欧洲殖民话语，明确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这部小说给大英帝国的向外扩张披上了美丽的童话外衣，为欧洲资产阶级进击海洋的全球战略开辟了航道。英国学者马丁·格林写道：“在《鲁滨孙漂流记》诞生后的两百多年里，作为消遣来阅读的有关英国人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激发了英帝国主义的神话。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故事都是英国讲述自身的故事。它们以梦想形式赋予英国力量、意志，以便使英国人走出国门，探寻世界、征服世界和统治世界。”
爱德华·Ｗ赛义德认为，欧洲小说的体制性特点与资产阶级社会有着根本的联系。这种小说伴随着而且的确成了“资产阶级征服”西方社会的一部分。“在英国，《鲁滨孙漂流记》为这种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新世界的开创者，他为基督教与英国占领并开拓了这个新世界。的确，鲁滨孙使一种海外扩张的思想得以明晰，——叙事的风格与形式都与１６到１７世纪的探险旅行这种奠定大殖民帝国基础的东西，有直接的联系。”
一、土着他者与父权帝国
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在１６世纪成为世界贸易中心，１７世纪夺取了海上霸权，１８世纪获得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先后在爱尔兰、美洲、加勒比和亚洲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帝国。一时间，这个岛国成了地球灾难的策源地、海洋骑士的乐园。在主宰全球欲望的驱动下，帝国的冒险家们争先恐后地从这里出发去远征世界。与此同时，英国的航海小说浪潮也应运而起。这种称霸海洋的帝国激情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形成了１８世纪英国语言和文化实践结构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呱呱落地的。
根据笛福的描述，小说主人公鲁滨孙于１６３２年出生于约克郡一个“很体面的家族”，但他对父亲给他设计的学习法律的世俗前程不以为然，“脑子里很早就装满了远游的幻想”，“除了航海，其余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于是他在１６５１年１９岁时只身出走伦敦，此后到非洲经商，一下子赚了３００英镑。然而这位几内亚商人第二次出海时，却碰到了萨利海盗，成了摩尔船长的奴隶。两年后，鲁滨孙伺机逃出，漂泊到南美巴西，短短４年就成了一个富有的庄园主。１６５９年，鲁滨孙踏上贩卖黑奴的地狱之旅，流落荒岛。直到２８年后才帮助一位英国船长制服水手的叛乱，于１６８６年１２月１９日离开海岛，搭船回国。然而不久，他又踏上了通往东印度的航途。
在西方殖民史上，鲁滨孙可以说是帝国文化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典型的殖民者。对于这些冒险家，美国人瓦特不无自豪地说：
“那些航海探险家在１６世纪功劳卓着，他们提供贸易扩张所依赖的黄金、奴隶和热带植物，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１７世纪时，他们通过开发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殖民地和国际市场，依然继续这一进程。”
正如瓦特所言，小说主人公鲁滨孙离乡背井是出于经济人传统的原因，此乃改善他的经济条件的必由之路，“在对自然的嗜爱中，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召唤他到海上去冒险，反对他‘安居乐业’于出生的那个生活位置——‘下等生活的上等位置’；这是对他父亲给予那种生活条件的颂辞的蔑视。后来，他把这种缺乏‘对欲望的限制’，这种对‘上帝和大自然把他安置在那里的那种状况’的不满足，看成是他的‘原罪’。……当然，克鲁梭实际上是因‘原罪’而得益，从而变得比他父亲更富有”。
在小说中，驱使主人公五次航海的动力就是一个英国人对于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力的神往，即“疯狂的、不切实际的发横财的欲念”和“追求不切实际的一夜暴富”的幻想。
初出茅庐，鲁滨孙还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商人，依靠欺骗性的商品交换在非洲海岸进行贸易掠夺，他以４０英镑起家，获得了３００英镑的利润，以致他感叹在那里与黑人做生意实在太容易了，“用些小玩艺儿如小珠子、玩具刀、剪刀、小斧子、玻璃碎片，不仅能换到金砂、几内亚谷物、象牙等，还能换到大量黑奴”。
后来，摩尔少年休瑞帮助鲁滨孙从奴隶主的手中逃脱出来，鲁滨孙曾决定“从那以后一直爱他”，并允诺“把他培养成上层大人物”。但他遇到葡萄牙船长出价６０个金币的机会时，就把休瑞卖做了奴隶。尝到了甜头，鲁滨孙就干起了贩卖黑奴的海盗勾当，开始参与书写早期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加拿大批评家戴安娜·布莱顿和澳大利亚批评家海伦·蒂芬在她们合写的论文《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一文中，曾谈到了当时的黑奴贸易。当时美洲产糖的种植园里需要劳动力，因而岛上的人口是根据欧洲人对奢侈物质的需求量决定的。欧洲人起初策划在种植园里大批使用白人苦力（通常采用拐骗的手段），这种计划失败后，他们开始进口被绑架的非洲奴隶。仅在１６８０～１７８６年间，大约有２００万非洲人在他们的家园里遭到绑架。接着他们镣铐加身被扔进船舱，经大西洋送往加勒比。西印度和加勒比的历史是少数白人精英奴役非洲奴隶的历史。这期间奴隶起义有多次，都被无情地镇压，但是起义的动因、过程和结果在欧洲人“权威性的”记录里都被抹煞了（１８０７年停止了奴隶贸易，大约３０年后又废除了奴隶制）。此后种植园里的苦力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尽管鲁滨孙贩卖黑奴的梦想还未实现就破灭了，然而他的行为却不折不扣地代表着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并导致它建立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的那种精神。所以，在流落荒岛之后，鲁滨孙就转而运用殖民主义者的逻辑，开始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父权帝国。小说作为当时英国前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小说的范式，展示了鲁滨孙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全过程。
鲁滨孙建立海外帝国的前提是要将海上游侠变成实际上的土地占有。他与尤利西斯不同，不是一个试图返回家园、返回故乡的不情愿的航海者，获取利润是他惟一的使命，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领地。因此，当他怀着“君临天下般的神秘力量”踏上一座荒岛之后，就立刻对历史进行了重构。他自封为岛国的主人。置身幽静怡人的山谷，环顾四周，他暗自欣喜：“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是这里无法废除的国王。”此后，他时刻不忘“我是这儿的地主，如果我乐意，我可以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国王或皇帝”。
所以，入侵者鲁滨孙绝不允许海岛的当然主人染指这个独立王国。土人留在海滩上的脚印，以及他们虐杀俘虏的现场，都使鲁滨孙怒不可遏，其根源倒不是因为他们同类相食，而是因为“他们竟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为此，鲁滨孙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必要时大开杀戒，用火枪血洗敢于侵犯他的领地的土人。他多次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让他们二三十个人死在我的剑下”，“恨不得杀他二三十个光着身子的野蛮人才解恨，不管这行为本身多么惨无人道”。
就这样，帝国主义小说中的殖民先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探险英雄的产生，是由于那些编造和鼓吹这种故事的人对土着人的存在熟视无睹而造成的。正如加拿大批评家戴安娜·布莱顿指出的那样：“探险家们从来也没有‘发现’什么土着人在那之前不知道的事……鲁滨孙·克鲁索的‘处女’岛代表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扩张意愿，也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患了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状决意对过去的所有权一笔勾销。”从此，一如《鲁滨孙漂流记》，“探险”成了帝国主义小说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了殖民主义叙述的基本成分。作为殖民地移民创始人的探险英雄成了难以轻易回避的帝国神话。
在小岛立足之后，鲁滨孙建立父权帝国的第一步是通过奴役野人将小岛文明化。在２４年的漫长的岁月中，鲁滨孙已不再满足于在小猫、小狗、小羊和鹦鹉组成的动物王国中称孤道寡，而是梦寐以求地希望驱使一个奴隶，在人类社会中独享帝王的权力：
“我梦见，我像往常一样早晨出门离开城堡，看到海岸上有两个独木舟，共１１个野蛮人已朝内陆走来。他们带来另一个野蛮人，准备杀了吃。突然，那个要被杀的俘虏跳起来逃命。在酣睡中我觉得他跑进我城堡前面的小树林躲藏起来，我看到他是单独一人，其他人没朝这条路追过来，便现了身，朝他微笑，叫他不要害怕。他跪下来，似乎乞求我的帮助。为此我放下梯子让他上来，把他带到山洞做了我的仆人。”
从梦中醒来之后，鲁滨孙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一个野蛮人弄到手”，因为他对统治野蛮人无限神往：“我想像自己掌管一名或两三名野蛮人，把他们训练成为奴隶，对我惟命是从。随时制止他们有任何伤害我的倾向。好长时间里，我津津乐道于这些幻想。”
一年半后，鲁滨孙的幻想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而且其掳掠一个野人的过程与梦中情景重合得丝丝入扣。救出了星期五，鲁滨孙“强烈地、不可抗拒地感到，这下子能弄到一个仆人”。而被枪声和火光吓得呆若木鸡的星期五也心甘情愿地匍匐在鲁滨孙面前，认同了后者的权力，“他一点一点地往我这边靠，每走一两步就跪下来，对我的救命大德表示感激。最后，他来到我身边，又跪下来吻着地面，把头垂到地上，握住我的脚，把我的脚搁在他头上，这似乎表示他情愿成为我的终生奴隶”。稍事休息之后，“他一眼瞥见我，跑过来，又匍匐在地，打出各种虔诚、感激的手势，作出各种古怪、滑稽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后来，他又把头垂在我脚下，像他以前做过的那样，把我的另一只脚放在他头上，表示臣服和归顺。让我明白他会为我效劳一辈子”。就这样，通过设置星期五这个人物，笛福将鲁滨孙的殖民狂想，转化成一种虚拟的存在。他们共同享受着没有女性恩泽的田园牧歌，主与仆的宗法关系构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初形式。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自由”神话和父权制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被书写出来的。
约瑟夫·德·梅斯特勒说：“欧洲人……在哥伦布的时代却拒绝承认新大陆上的那些落魄的居民为自己的同类……看着那些野人而不诅咒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这样说不仅仅指他们的灵魂，还包括他们的身体外在形式。”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鲁滨孙能够接受星期五的原因，是因为后者在很多方面接近于欧洲人。作者写道：“他是个标致、帅气的小伙子，四肢修长而结实，身材颀长匀称，年龄约２６岁。他面容端正，没有一点乖戾、凶残的样子，眉眼间透出一股男子汉的英气。同时，在他身上还能看到欧洲人的温柔、甜美的气质，特别是他微笑的时候，他的头发长而乌黑，不是那种羊毛卷，额头高而宽阔，眼睛炯炯有神，充满朝气。他的皮肤不黑，带竭色，不是巴西、弗吉尼亚等其他美洲土着人那种丑陋的黄，而是一种灿烂的橄榄色，说不出的赏心悦目。他的脸盘圆润、饱满，鼻子小巧玲珑，不是黑人那种塌鼻子。生就一张漂亮的嘴，嘴唇薄薄的，一排整齐的牙，象牙般的洁白。”
笛福在荒岛推行欧洲文明的策略是首先将古老的美洲文明——语言、文字、宗教一笔抹杀，然后用自己的文明去重新统一历史。在作者笔下，他者文明统统患了失语症，处于不在场的地位。在小说中，鲁滨孙甚至不屑于询问土人的名字，便将他重新命名为星期五。“我开始跟他说话，并教他跟我说话。首先，我让他明白他的名字叫‘星期五’，这是我救他性命的那一天，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便于自己记住这个日子。随后，我教他叫‘主人’，让他知道这是我的名字。我又教他说‘是的’、‘不是’，并理解其意思。”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这段话有两个要点：一是让星期五记住自己的得救，永远对鲁滨孙感恩戴德；二是确定两人的主仆关系，即星期五对鲁滨孙的臣服。
在成功地颠覆了他者的语言之后，鲁滨孙便进而彻底摧毁美洲文明。他从星期五的思想中清除了关于美洲造物主贝纳莫柯的信仰，然后用基督教文明来填充他的头脑。“我指指天空，告诉他万物的创造者就住在那儿。他用能够创造万物的神力统治世界。他是具有无上威力的，能为我们办到一切，能给予我们一切，也能从我们这儿收回一切。我逐步地打开了他的双眼。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喜欢听到耶稣基督被送到世间拯救世人这一段，还喜欢我们向上帝祈祷的方式，喜欢听到上帝在天国也能听到我们的祈祷。”“我把上帝的威力、上帝的先知先觉、上帝对罪恶的厌恶、上帝焚烧恶人的烈火向星期五娓娓道来。”经过了３年时间的教化，鲁滨孙终于把星期五改造成了一个出色的基督教徒。对此，他志得意满地说：“我从上帝的语言中轻而易举地理解了上帝和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意义。仅仅读一下《圣经》，我就能明白自己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担起赎罪这一伟大任务。”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无疑为欧洲殖民主义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于那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方面都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欧洲人来说，土着的造物主只不过是魔鬼的代名词，意在诱骗人类走向毁灭。在历史上，正是这种“异教徒礼拜”的神话促进了种族主义的泛滥。因为加勒比人拒绝信奉基督教，欧洲人就有理由在加勒比地区实施宗教大屠杀。
鲁滨孙在岛上稳固地建立了基督教文明之后，便开始加速自己王国的殖民化，对小岛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深度开发。在救出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之后，他在岛上初步建立了殖民统治：“现在我的岛上热闹起来了，我看上去像个国王，手下臣民不少，我时常回味这段快乐时光。首先，整块地方都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具有无懈可击的领土权。其次，我的臣民对我俯首帖耳，我绝对是他们的君主和立法者，因为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搭救的，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都愿意为我牺牲。叫人啧啧称奇的是，我的三个臣民属于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亲是异教徒和吃人生番，那个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在这个基础上，鲁滨孙开始描绘小岛的帝国蓝图：命令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的父亲到大陆去说服在海难中流落他乡的１６名白人，让他们对着《圣经》和《福音书》进行忠诚宣誓，并在服从鲁滨孙的统治的契约上亲笔签名，然后上岛共谋殖民大计。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这种契约观念，正是欧洲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西方文化源流之一的《圣经》，就是以两个契约为前提和核心的。《旧约》是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订的约，而后耶稣作为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又与其门徒订了《新约》。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和欧洲的殖民扩张，各种条约就成了殖民主义打开各个古老帝国门户的一块遮羞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