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批评党的纲领和策略，也只能“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进行。他极其严厉地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和他的《自由》周刊。恩格斯说过：“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教会他这一套的那些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策略一样地蔑视。”恩格斯对企图假借他的威望反对党的领导的“青年派”倍加痛恨，指出他们是一伙野心家，他们“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由此可见，恩格斯始终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既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右翼分子的言行，又毫不留情地抨击任何“左”倾分子、无政府主义的阴谋活动；既反对以“党”的面目出现的压制民主的报刊“国家化”倾向，又反对削弱和排斥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恩格斯正是从这样严肃的辩证唯物论和彻底革命精神出发，来论证党报的重要作用以及党与党报关系，并付诸实践。
今天，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壮大，无产阶级党报之兴旺，远非恩格斯的时代所能比拟。但是，上述恩格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所提供的历史经验，由此而提出和形成的党与党报关系原则，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和新闻事业仍然有着指导意义。正当我们探索新闻工作管理体制，讨论新闻改革、新闻自由诸大问题的时候，重温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是有益的。
“革命时期办日报是一种乐趣”——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编辑工作的论述
在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杰出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出版、编辑过众多的报刊。其中，他们直接主持出版编辑的报刊有《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他们参与编辑的有《前进报》（巴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寄语人民》、《人民报》（宪章派）、《人民报》（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们从编辑方针上给予主要影响的有《革命》、《工人辩护士报》、《共和国报》、《民主周报》、《人民国家报》、《前进报》（莱比锡）、《社会民主党人报》、《新时代》、《前进·柏林人民报》等德、英、法、美数十家工人报刊和党的报刊。
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报刊活动大师，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基人。不仅在新闻理论，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他们都有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论述。本文记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编辑方面的主要论述。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印的《中外报纸编辑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马克思在他编辑的一系列报刊，特别是《新莱茵报》上，充分显露了他作为编辑的宏才大略。恩格斯说：“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着名的报纸。”
也是在这家报纸，恩格斯的编辑才干大放异彩。有人这样记述《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的工作：“他对该报通讯记者的来稿以及编辑部收到的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报刊，迅速而又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加以利用，使其中一些素材为总的革命观点服务。２７岁的恩格斯在这个地方使自己广博的语言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从才能和素质来说，他好像生来就是从事政论新闻日常工作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有丰富的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许多精辟的、见地独到的理论阐述。这些经验和论述，正确指导了１９世纪下半叶工人报刊的胜利发展，对我们当前报刊编辑工作的实践和改革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
作为革命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从事报纸工作的条件。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办报的必要条件是：“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特别是前者：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完全自由地编辑报纸，执行独立自主的出版方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编辑工作顺利开展最重要的前提。早在１８４２年，年仅２４岁的马克思走上《莱茵报》主编岗位２３时就强调了这种独立性。他指出：没有独立性，既不能克服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也不能使高尚、忠诚和值得推崇的思想在报刊上站住脚。他在论证《莱茵报》的编辑方针时说，《莱茵报》不应是枯燥无味的文摘和卑鄙的阿谀奉承拼凑起来的纯粹无原则的东西，而是以具有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自由报刊，是以大无畏的自由人们的语言来说话的一座民族的纪念碑。
正由于这样，当出版自由一旦失去，政府把书报检查的枷锁加到《莱茵报》上，马克思就毫不犹豫地退出这家报纸。他说，既然自由的编辑方针已无法付诸实施，为什么还要呆在那里呢？
他声明：“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独立地提出和不受干扰地执行编辑方针，必须无畏于反动当局的威慑，不屈服于习惯势力的压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辑《新莱茵报》时，就是这样做的。当有些人指责该报不为它所代表的党派涂脂抹粉时，报纸载文回答说：“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新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它的原则或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
金钱更无法收买他们，使他们改变编辑方针。在编辑《新莱茵报》时期，自由派报纸《布勒斯劳报》散布谣言，说《新莱茵报》因为被收买而不再攻击反动的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新莱茵报》为此特郑重刊出《辟谣》声明，严正指出：“《新莱茵报》是２４党的机关报，它已经充分证明是收买不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家报刊的编辑方针应由编辑独立地提出，而在执行过程中丝毫不应受外界——包括撰稿人——的干预。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就恪守这样的原则：“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恩格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曾对德国某些党的报刊容忍一些对理论一窍不通、同无产阶级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左右报纸方针提出过严厉批评。
在这一点上，他们曾经同机会主义头目拉萨尔发生过激烈斗争。拉萨尔曾经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议合作办一份报纸，但他提出其先决条件是：在拟定编辑方针等权力上，他本人必须拥有马克思同恩格斯两个人加起来的权力，即他的一票相当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票。马克思愤然退出谈判，他对恩格斯说，拉萨尔是一个野心家，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马克思和恩格斯衷心地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对报刊的领导，在他们的一生中，倾其所有，为党报的健康发展贡献出一切。但是他们同时又坚持不懈地尊重和维护党报编辑的独立工作权利。当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指导思想严重偏差、指导方针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一方面千方百计帮助党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扶持党报编辑避免由此而带来的干扰和损失，支持编辑抵制错误领导，开展有原则的斗争。而当机会主义思潮猖獗，机会主义势力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旗帜鲜明地站在党报编辑部一边，同机会主义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党报编辑部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针对性地提出过许多特殊的编辑方针。如他们建议报纸编辑部保持“党在政治方面所允许的相当大的距离”，主张如果党报只具有非正式机关报的性质，那么，“报纸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２５意见可以少得多”。恩格斯甚至还提出出版“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在机会主义者控制下，编辑根本无法执行真正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因此恩格斯还表示：“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和主张，不应也不能被理解为他们不愿为党的报刊工作，实际上他们一生都是党报工作的指导者和战斗不息的战士。这些论述和主张，对保障党报编辑在右翼势力猖獗情况下排除干扰，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无产阶级方针，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编辑制定与执行独立的编辑方针的客观社会条件，同时又处处强调，要使这个方针能够付诸实践，还必须有一个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政治上坚定的、知识结构全面的、由天才总编领导的编辑部。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编辑工作，对自己报纸所肩负的使命，有着明确和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拟定《德法年鉴》的编辑方针时就清楚地提出：这家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刊物的任务是论述目前大众所注意的政治问题，以鞭挞奴颜婢膝和卑鄙下流的报刊，引导人们关注那些致力于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的报刊，他要求把杂志办成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的一个新的集合地点，指出杂志应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的使命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报刊应当成为社会的扞卫者，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应当成为人民群众无处不在的耳目，千呼万应的喉舌。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报刊负有特殊光荣的使命，这就是努力充当党的旗帜。党报应以自己的存在和工作表明党的存在和党在战斗，党报应成为政党“立足的阵地”。
为人民而战斗，为党而工作，这两句话可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报刊、无产阶级报刊和党的报刊全部使命的认识。这是他们制定报纸编辑方针的根本出发点。
就编辑的人品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严肃、刚毅、政治上坚定的人才能实现报刊的使命，才能毫不动摇地贯彻独立的编辑方针。恩格斯曾经告诫从事党报编辑工作的同志，“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刊编辑应有丰富广博的知识。恩格斯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他在评论一家法国工人报刊时指出，这家报纸之所以办得这样枯燥无味，原因之一是它的编辑自己一窍不通，又想教训世人。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知识了解不多，他在就此问题参加论战时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共产主义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问题，还需要加以全面的研究。他最初撰写有关经济问题的政论时情况也是如此。后来他对恩格斯多次提到，正是在编辑这个岗位上，逼着他对林木盗窃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使他详细考２７察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而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到研究经济政治关系，转到研究社会主义。
《新莱茵报》编辑部，是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编辑部的典范。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毋需多言，编辑部其他成员，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编辑部秘书威廉·沃尔弗擅长政论文写作，是土地和农民问题专家。编辑格奥尔格·维尔特具有诗人的才能和异常丰富的幽默感，他的小品文是最具特色的。恩斯特·德朗克是报道议会活动的行家。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和斐迪南·沃尔弗在外交问题方面有着足够知识和很强的活动能力。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着名的革命诗人，他的作品使报纸增添了战斗力和光彩。校对卡尔·沙佩尔既是坚定的同盟成员，又是一位修养有素的语言学家。由这样一些优秀分子组成的编辑部，使《新莱茵报》成了革命年代“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谈到报刊主编的特殊重要的作用。他们了解一家报刊的编辑方针，往往先打听这家报刊主编的经历、倾向和才干。恩格斯曾经几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新莱茵报》的成功，同它拥有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主编是直接有关的。
马克思主张，主编对编辑部应当有绝对的决定权。他说：
“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恩格斯对此有过分析。他说：“由整个委员会进行编辑工作的虚假民主，常常造成事实上没有任何编辑部。”作为一个主编，“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因为报纸工作要求对一切问题“迅速作出决定”，而“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攻的立场出发”。由于报刊必须迅速编排出版这一特点，必须要求主编果断、坚定，也就必须要求赋予主编绝对的行动权力。
这一点也决定了作为主编，其本人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具有正确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干，并有崇高的威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的理想的报刊领导人。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领导《新莱茵报》编辑部时深情地说，马克思的决定，“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多年的办报经验，把编辑工作分为两部分：组织工作和编辑业务。恩格斯在指导一家党报主编如何着手编辑工作时告诉他：“编辑工作你用不着太操心。头几个星期你更需要做一个组织者，而不是做一个本来意义上的编辑。”
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编辑实践，这里所指的“组织者”的工作大致包括：拟定编辑方针，组成编辑部，确定出版计划，建立同其他报刊的联系，建立一套经营管理制度，此外还要明晰地了解周围的斗争环境和自己的宣传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