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新思潮进行理论探索的着作还有颜建军博士的《第四产业大崛起》、刘智的《新闻文化论》、孙旭培的《新闻新论》（侧重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等新作。
自１９８５年复旦大学和次年中国人民大学带头，差不多从事新闻理论教学的各院校骨干教师都先后出版了名目繁多的新闻学概论教材。有些教材还吸收传播学的一些知识、原理和方法，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嫁接。这些论着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其共同特征是专注于新闻学基础知识的界定，基本原理的阐述，基本方法的论证。作者们是我国新闻学基本原理研究中最踏实、最刻苦、最用功、有时还会受到一些委屈的一批耕耘者。我国当前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的近６０万工作者，相当多人得益于他们的劳动。
作为新闻学各分支学科集大成者的新闻辞书，已打破“文革”中只有复旦一家着述的局面，有多种版本问世。其中较有影响者，有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冯健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难产多年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也终于在１９９７年出版。
就此打住吧，不管列举多少，以一孔之见，都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一批没有提到的有影响的重要论文及其作者。这主要是受到杂志对本文字数的限制。实际上，上海的魏永征、四川的艾风和何光珽、黑龙江的杨思迅，以及北京、浙江、武汉的好几位研究者，他们的论文常有振聋发聩的影响。本文仅就理论新闻学切入，而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研究者中，“客串”理论新闻学且有影响者如复旦宁树藩教授等，这里请原谅无法一一顾及。以２０年之久，成果之巨，枝枝蔓蔓，足可写就一部大书。
２０年就新闻学基础理论领域进行的研究成就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笔者已在拙作《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一文中有所分析，在此恕不赘言。
恩格斯在１００多年前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２０年新闻学研究的进步看，这迈向新闻学术自由王国的一步具有关键和重要的意义。但从整个新闻学术研究的长河看，从新闻学原理的理论大厦建造的宏大工程看，还有无数个“一步”等待我们去走。我们期待在世纪之交的今后几年里，能有更大的步伐和更多的进取。
论新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真理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权威的产物。
——培根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十几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进步与成果，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其间虽一波三折，顺遂与维艰并存，仍足以“黄金时期”而载入中国新闻学建设的史册。其中尤应称道者，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闻学者思维方式的完善。
人们无法忘记，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告终时，我国新闻学研究跌到低谷。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被描述为“五性一论”（“阶级斗争工具论”和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研究方法偏于实证和演绎，由于“语录新闻学”、斯大林题记：研究方法的不当，是新闻学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新闻改革和新闻教育的改革，包括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调整与改善。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改进研究方法的时代意义和具体操作方法。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２００１年夏季号。
“教科书观点”乃至“十三经注疏”的影响，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泛滥。在当时，一本《毛泽东论新闻》，若干伟人语录，几乎成了某些人阐释任何复杂的新闻现象、评判一切新闻论争的是非、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无所不能的“法宝”。
弹指一挥间，１４年过去。新闻学研究方法在以下各点有所突破、改进和完善，有了明显的进步，从而在方法论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发展。
把改进研究方法放在突出地位
如果说，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伸的话，那么，方法则是人的特殊器官——大脑的延伸。积前３０余年之经验教训，新闻学界许多人看到研究方法的陈旧、落后和悖谬，于“文革”结束后山呼更新和完善研究方法，乃至新闻学者的思维方式。其中呼号最力者，当数王中教授。他在１９８０年发表的《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新闻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他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阐述的１２点研究方法要点，具有拨乱反正、开阔视野、启人心扉的积极意义。
王中教授侧重从新闻学理论研究强调方法论的作用，而方汉奇和宁树藩两位教授则重点论述改进研究方法对于提高新闻史科学水平的紧迫性。他们分析了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现象——不从实际出发，不以史料为根据，任意剪裁史实以适合、附会某一理论模式，他们就传统继承、史论结合、突出报刊史特点、人物评价等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科学研究方法。１０余年来，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前辈开拓着新的研究方法，数以千百计的学界新人更以无畏的理论胆略，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和引进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传播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于新闻学研究有益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学术气氛，优化了研究手段，提高了新闻学的科学水平。经过１０余年努力，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已开始成为新闻学界的一种共识，一种气候。今天仍抱着“语录新闻学”和“教科书观点”不放的人，大概已不多了。
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科学抽象和理论思维
马克思指出，所谓科学，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
以概念为媒介，运用判断、推理手段对客观现实（包括各种新闻现象、新闻学论争、新闻传播作品）进行抽象、概括，揭示其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今天，视科学抽象和理论思维为玄论的观点，可能已不会有市场了。现在的问题是努力加强它们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要牢牢地树立起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研究观念形态，必须联系广泛的物质活动。列宁也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新闻现象是千姿百态的，它们又都以多种层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不同的研究者又总是以自己特有的审视角度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和反映它们。
因此，切忌拿着某些所谓万古不变的“主义”、“性”去为它们贴政治标签，不能用某些僵化的模式去套变动不息的现实生活。
而应以唯物主义态度，舍得下苦功，从大量正确的和错误的，现在的和过去的，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新闻现象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从表及里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思维工作，从中揭示出最一般的特点和规律性的认识。这是指的从广度上加强。
其次，所谓从深度上加强，即指把现实当作一个过程，把新闻现象当作一个过程，把理论思维当作一个过程，科学研究应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列宁谈到真理具体性时指出，具体任务决定于具体的环境，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新闻学研究及其研究结论，应以具体环境、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各国、各政党的国情党性为转移。不应以现今的、我们一国一党的价值观念去苛求前人和外国人，也不应以前人、外国人的价值观念指责国人和当代人。研究者的目光束，应集结于基本规律的探索，他们的兴趣和精力，应该放在新情况、新经验、新观点、新问题的研究和考察上，放在对于研究对象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的探讨和论证上。作为有历史感的新闻学者，既不能割断历史，无分析地一概排斥传统文化，又不能做“遗老遗少”，对任何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全盘否定，一概“看不惯”。
为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抽象的严肃性。科学抽象和理论思维的任务，是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剔除非本质的东西。而能够获得这样成果的条件，是研究者的独立地位和权利。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必须排除外来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各种形式的压力。真理不是权威的产物，指的正是这个意思。在科学抽象的过程中，还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把新闻学视作政治宣传学的附属物，满足于图解政策，以经验性描述取代真正的科学抽象，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规律性的认识到处宣扬，错误地指导实践。一种是科学抽象半途中止，以“不完全的理论”代替真正的理论，这种不深不透的“理论”对于目前理论思维尚不普遍的新闻学界危害甚深，不少人易于接受并由此加入“简单的低层次的重复”，文一篇又一篇抛出，书一本又一本出版，它们不是提高、而是再一次降低了新闻学研究的科学水平。
因此，现在重温恩格斯的下述论述是尤为必要的。他说，科学研究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了解事实，研究事实，立足于事实，以事实立论，是科学研究的最经常的工作。尊重事实，是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这一点本不必多说，但目前有些人不以实实在在的、取之不竭的新闻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以解决和回答实际工作的问题为目的，在那里望文生义、鲁鱼亥豕地捉笔撰文，在那里先验地论述、阐释，论之无物，言之乏据，实在令人担心。
总的说来，科学抽象和理论思维已成为我国新闻学界的主要方法，且已取得一定成果，这是十几年来的主流，目前出现的某些现象，不足以掩遮这一主流的光辉。
运用定性定量方法规范新闻传播质量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分析化学的两个分支，在社会学界也有广泛的运用。定性分析在新闻学研究中使用较早，而定量分析的使用主要还是近１０年的事。目前，由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广泛使用，新闻传播的量（度）和质有了一定的科学规范，受众的需求有了较好的满足，传播者的传播指向有了较为明确的把握，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效益有所改善，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保障了新闻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
定性分析是判断测试各类事物性质属性的分析方法。就新闻学研究而言，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实的价值，传播者的倾向，新闻和意见的种种性质，都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加以判定。一般说来，这种方法对于复杂事物的分析，对于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属性，是经常使用的较有效的方法。实践表明，使用这种方法要防止简单化。简单“对号”，轻易“划线”，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会伤害同志和把新闻学研究导入死胡同。作定性分析，总是以已有的对于基本规律、内在本质的认识为条件，这一“参照物”必须正确和稳定，要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千锤百炼和反复检验，不能是主观臆想，也不能游移不定，更不能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产物。相反，分析的对象却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和不断变动的。作为研究者，不应以不变的规则去硬套它们，贴上各种标签，定上各种已知的属性，把色彩纷呈的大千世界、千奇百怪的新闻现象简单地划为“两个世界”；把见解各异的新闻论争一刀两截为“两大家”，而应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性”的分析。
定量分析不仅要测试对象本身数量的多少，而且要考察其在同类事物及全局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定量对象必须具有可比性，必须找到这种对比性素质及其信息，才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被测物作更广泛的分析。近年来所进行的新闻受众调查和新闻舆论调查，较多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其着眼点就是从一个社会总体的成员（也可是某一层次）中取得标准化的信息（或意见，即政治意见、阅读视听意见），这些信息在个体或成员中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这种方法可使我们清晰地观察到全部变项，确定这些变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被测对象并进而对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政策作出总体评价。这种方法，对于新闻事业的变迁、布局，新闻体制的优劣及改革，新闻和新闻事业的功能的考察与研究，较为适用和有效。经验表明，分析中要注意被测对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心理等背景，要注意对象的广泛程度，注意审慎地研究各种变项之间的数据关系。有时候，抽样的局限使分析注定停留于现象表面，因此，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在新闻学研究中，将定性分析置于优先地位或将定量分析置于优先地位都是不可取的。否定数理统计在新闻学中的作用或以数理统计取代其他研究方法都是荒谬的。尽管目前定量分析越来越受到新闻学者重视，但我们千万不能冷落了定性分析。
长期以来只强调定性分析而视定量分析为资产阶级方法的教训，同样是不应该忘却的。
重视新闻-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必须紧紧地联系经济和政治背景开展新闻学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对于观念形态，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应从观念形态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点着手研究。恩格斯谈到科学认识的有限性时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论述思想观念的特点时，经典作家还强调了经济政治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心理条件的影响，指出每一个观念，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观念的人的内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当然，作为文化思潮之一的新闻观念和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新闻学，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己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新闻学理论，有着不同于其他观念形态的科学体系；新闻史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科学；而应用新闻学，又有不同于写作学、出版学等学科的独特的操作手段和方式。不考虑个性，不尊重这些特点，是不应该的，我们曾经因此而吃过大亏，这是新闻学研究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的一个原因。
但是当前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脱离经济和政治背景孤立地研究新闻学，看待各种新闻现象，就新闻论新闻，片面夸大新闻传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把新闻发展史等同于阶级斗争史、政治斗争史固然不对，但有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提出要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新闻学，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新闻学研究；有人片面地肯定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对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积极作用，无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本质；有人仅仅从传播技术手段高低评价两种新闻事业的优劣，模糊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人离开经济基础和政权性质抽象地谈论新闻自由和新闻法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