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需要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新闻报道也应当是多层次的。
有些新闻事实，只需报道动态，告诉信息；有的则是要配以形象报道，写出视觉新闻；有的则应深入报道，写出理论色彩，以加深受众的理解。三者巧妙运用，相得益彰，才能使新闻报道真正满足受众的需要。
尤其在当前，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水准的提高，受众也随之对新闻作品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大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进行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人们一方面需要松弛一下因工作而绷得太紧的神经，一方面又要抓紧充实、丰满自我，发展个性，完善自我价值。这样，人们对新闻报道的需要，就不满足于单纯地获得信息及其外在形象，而更重视对信息的理解和运用，以便从中带来更多的综合效益，提高空闲时间的利用价值。比如，要求新闻报道给他们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以引导、启迪，要求从新闻报道中得到鼓舞、信心和智慧等。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受众的一个显着特点。重视新闻的理论色彩，熔新闻报道的信息性、形象性、理解性于一炉，便是顺应当今的时代需要，顺应当今新闻受众需要的表现。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写作目的时写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他认为文章之所以有价值，不仅是因为记述了政治的得失，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表彰了好人好事，而且还因为它说明了事物的规律，点明了其道理。新闻报道何尝不是如此。新闻报道由于受其特性所决定，当然得以报道事实为主。但是，这个“为主”，指的是报道的篇幅和材料的比重。问题在于报道新闻事实为了什么？
“如果只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做了什么，新闻只不过是扔在桌子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而已”①。“这种新闻没有论断性的能力，难以发挥新闻向公众提供他们据以作出决定的情报作用”②。因此，也难以受到今天受众的欢迎，取得应有的效果。
综观近几年被评为全国好新闻的优秀新闻报道，无一不是既尊重客观事实，敢于反映事实的真相，又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以其恰到好处的理论色彩，令人回味，令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请看《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５日的一则新闻：
本报讯 因公差花费过多而被解除职务的丹麦前教育大臣丽特·比耶雷戈夫人，在偿还超支的差旅费后，最近又被提名为新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
丽特·比耶雷戈尔夫人去年十月间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时浪费公款，因而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解除职务。在这以后，她向政府偿还了五千三百丹麦克朗（约合一千美元）。这笔钱是在她出差时花费的私人开支，其中包括雇佣一辆小汽车和司机的费用、电话费和邮费。
本来，西方一位政府官员的职务变迁，对我们的新闻传播媒介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的。但是，这条新闻由于揭示了这位官员职务升降的原因，其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读罢新闻，不能不叫人感慨，让人深思：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浪费了约一千美元的公款，尚且受到处分；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些恃权凌法者是否都能受到应有的处理？难道能听任他们随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而不予以惩罚吗？同时，这条新闻还告诉人们，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应该有正确的态度，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应该照样给予信任。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做到这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做得好。由于新闻显示了深沉的理论色彩，新闻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受众的“新闻欲”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可见，新闻作品中有没有理论色彩，其效果是不大一样的。
注重社会效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区别于资本主义新闻传播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新闻的社会效益，指的是新闻的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也就是新闻对受众、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新闻报道是直接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着的，它不像文学作品那样靠艺术力量去感染读者，而主要是靠事实和思想去影响人、感化人，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强调新闻的理论色彩，使新闻报道既以新人新事感人，又以思想服人、影响人，这不但是新闻受众所需要的，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的社会效益所刻意追求的。
新闻的理论色彩既受制于新闻写作原则，又有着自身的特定的表现形式
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一大原则和基本手法。新闻的理论色彩的表现，当然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新闻的理论色彩，并不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讲述多少理论，靠长篇议论来呈现，而是要受到新闻事实的制约，有着自己的特定的表现形式。
融“理论”于新闻事实的叙述之中，是新闻理论色彩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叙述事实来发表某种“意见”，用客观事实本身及其逻辑的力量去感染、影响受众。
记者的立场、观点、倾向、感情等，在新闻报道中不是直接陈述、抒发的，而是渗透对事实的挑选、安排和叙述中。“学会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①。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实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蕴含着一定的观点、意见，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叙述中的观点与意见。不少优秀记者都是精于此道的。比如，新闻名篇《上海严寒》（新华社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２日上海电）中写道：这几天，上海“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８０多年来罕见的严寒”，“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而１９４７年２月气温比这要高，却是“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现在竟“没有发现冻死的人”。记者在这里并没有发一句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议论，但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却成了每个读到这条新闻的人的共同结论。新闻理论色彩的这种表现形式，符合人们一般易于相信客观事实，而不愿意轻信他人空洞说教的心理状态，因此，也易为受众所接受，是值得写新闻报道所提倡的。
运用新闻理论色彩的这一表现形式，要求记者十分注意精心选择事实。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应该是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完美统一，它既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又有着鲜明的倾向性，有利于阐明某种观点和思想。同时，还要求记者对事实的叙述和表达要“工于心计”，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以及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组织和安排，从中体现出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这样，受众在接受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新鲜事实的同时，也就难免要受到隐藏其间的无形意见的影响。
新闻理论色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对新闻事实的解释和分析，来显示一定的“意见”。有些新闻事实比较复杂，光靠记者选择、安排事实的倾向性，还不足以表现其理论色彩，这就得要求记者对所报道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与相关事物的联系，加以必要的说明和介绍，以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事实的内在意义。
解释和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提供新闻背景。新闻背景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凡是有助于人们理解新闻事实的各种材料和知识等，都应该看作是背景材料。借背景材料的交代，以显示新闻的理论色彩，是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一着。毛泽东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华社郑州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５日电）这条新闻，便是运用这一表现形式的典范。此稿导语是：“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部于４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导语之后，紧接着写道：“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的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一段由古及今的背景材料，说明了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又着意经营，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但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放弃南阳。这就从大的背景上，把蒋军弃城南逃的原因，以及我军解放南阳的重大意义揭示出来了；新闻报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也由此得以完成。
在新闻报道的实践中，运用解释、分析显现新闻的理论色彩时，既要注意背景材料的交代，应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意义，突出和深化新闻主题；又要注意背景材料穿插、安排得得当和贴切，使之与新闻事实纵横交织，浑然一体，切忌两者脱节，以致出现“各走各的道，各吹各的号”的现象，让人不得要领。
通过对新闻事实作必要的议论、评价，直截了当地表达某种“意见”，是新闻理论色彩的再一种表现形式。有些新闻，通过事实的叙述和解释，可以达到“说话”之目的；而有些新闻却无法达到，或者说是显示不出应有的理论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借议论和评价，把“话”说明，帮助受众正确理解新闻事实，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新闻报道中的议论和评价，既可以是直接披露的，即由记者直接发议论、讲道理，表明对事物的态度和看法；也可以是间接披露的，即用新闻报道中的人物或他人之口，对所报道的事物进行评议。比如，被评为１９８２年全国好新闻的《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者》这则报道，在导语中，记者针对天津色织三厂青年工人陈志强的前后不同认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他积极参加了全厂‘宣扬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让共产主义思想在心灵中扎根’的群众活动之后的思想变化。”这便是直接的议论和评价。而报道的主体部分，记者在叙述了这个厂一系列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生动事迹后，写道：
“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大量事实，许多职工的思想豁然开朗了。
青年女工孙玉芬说：‘是呀，这些同志的行为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什么呢？看来，在我们身边确实每天都在生长着共产主义因素。’”这便是借报道对象之口的间接的议论和评价。这些议论和评价，不但使新闻生辉，而且道理昭然，以致报道一发表，便犹如投石击水一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
新闻的理论色彩不同于写理论文章，它不能用原理去搞演绎推理。因此，新闻报道中要十分注意叙述事实和议论、评价事实的自然融洽、水乳交融，不露痕迹。议论和评价一定要是从具体事实中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离开了事实的空洞说教。此外，还要注意，议论和评价应该是综合、升华新闻事实的精髓之言，是所报道事实的本质表现，必须言简意赅，力求精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胡乔木同志在１９８３年首都新闻界新春茶话会上提出：“无论写社论、新闻、文章，都应有理论色彩。”新闻要有理论色彩，是今天时代赋予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勇于探索，锲而不舍，富有理论色彩的好新闻，一定能在我们的新闻百花园里竞相争艳。
（１９８６年９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