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届中年的一代中国女性在青春期前后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对性征发育的恐惧与反感，甚至是对于男女恋情的恐惧和反感。这种感觉同以“文革”为巅峰期的近几十年的禁欲主义社会氛围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虽然随着国门的打开，社会风气比过去开放了许多，但对于过去几千年儒教文化和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禁欲氛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不这样看），了解一下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和其他女性所经历过的惶恐，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第二性征发育的恐惧和反感
“我十几岁胸部就开始发育了。我从小上艺校，经常要练功，练功时穿得很少，有人就对我说，你应该戴胸罩了，抖得那么厉害多难看。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我就总习惯含着胸，不敢挺胸，走在大街上都习惯性地含着胸。可是舞蹈又要求打开胸。老师就说我。我不愿戴胸罩，觉得一戴上就是妇女了，不纯洁了似的。我回家和妈妈说：同学都说我了。妈妈就给我做了个胸罩。”
“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女同学们不是比谁的乳房大，而是比谁没有乳房。还记得我那会儿总是使劲用书包带压着乳房，让别人看不出来。当时受的就是那种教育。从来没想到性可以是美的，自然的。现在看到女孩的小乳房发育起来，觉得很美。脸上的青春痘也挺美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胸部高不好，后来才觉得好。”
一位后来在性方面相当活跃的女性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形：“我妈特封建，从没对我们做过性教育。一切女性特征都要掩饰起来。那个时代，无论是来月经，还是结婚生孩子，凡是女人的东西都看得比较下贱。乳房使劲勒着，还驼着背，怕人看出来；夏天我都不穿短袖衣，怕露胳膊。”
有时，性压抑已经转化为民俗的形式，成为不可逾越的规矩，这一点在城乡对比中更容易看出。一位嫁给农村出身的青年的前女知青说：“我们刚开始有点不协调，有一次我回婆家去看他。一下火车，他看见我穿裙子就不高兴了，当地的女人都不穿裙子。我说，怕什么？他说，这是农村啊！我有一个杀手锏，碰到他不听话我就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挽你的胳膊。他马上就依我了。”
性压抑或反性的环境甚至造成了一些女孩的“男性化”，这是它最极端的结果。有一位女性对自己生活中的这个“男性化”过程做了如下的描述：“我不喜欢自己的男性化。记得来月经前我是个典型的女孩，看人总用害羞的眼神。我羡慕那些男性化的女孩，觉得她们不受人欺负。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正好有个转学的机会。我就处心积虑观察别的女孩，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变了个人。我妈那时在国外，回国后见到我的样子说了这么句话：文文静静的女孩怎么就成个野小子了。她还带我去看过一个学心理的，他说，女人的一生有两大关口，一个是来例假，一个是更年期。”这位女性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据她说：“我前夫说没有男人会喜欢我，因为我的性格像男的。只有女人才会喜欢我。”
对恋爱的恐惧和厌恶
“我初中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团支书就老来找我谈话。我俩谈话时总是坐得隔一两尺远，谈话内容都很正经。我当时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想跟我好。直到‘文革’时我们俩在一个组织，他给我写了封信，我才想起来。他给我写信时，我觉得自己有种受侮辱的感觉，把信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不解气，还要在地下踩、踩、踩。那时男女界限很严重，我从心里觉得这事很脏，就经常恶作剧似地骂他。他对我的感情流露很明显，老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同学聚会只要有他在场，我就浑身不自在。也不是怕他做什么，他其实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只是觉得脏，讨厌他。我老当着同学们的面嘲笑他骂他，他也不生气。后来时过境迁，我感到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再也没有机会找他道过歉。我想，当时对他本人的反感和对这类事的反感都有一点。”
“初中有男生给我写信，我觉得脏，觉得不应该，就交给老师了。”
一位女性回忆了她在“文革”中渡过的青春期，讲述了那时一个敏感的女孩所处的环境对她性格的扭曲：“我去兵团的时候是十五岁，在一个过去的劳改农场当车工。我从小学过唱歌、跳舞和画画，所以经常要画板报什么的。那时我很敏感，因为我老被人谣传各种可怕的事情。如果回北京就是去打胎了，好可怕的谣传！所以当时我不和任何男孩说话。有一个男孩，我每次去拉料，他都主动帮我装车。有一次，我在车间画板报，一边画一边唱歌。我不知他一直在偷偷看我。我下来后才发现他，我上了火，觉得不能原谅这个偷看偷听我的人。他对我说：别人说的我都不信。我却大声对他喊：混蛋！后来我有点后悔。那时我挺矛盾的，又想接受他的感情，又怕别人议论。后来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我突然在公共汽车上遇上他，我看他走了过来，就趁开门时一下溜掉了。”一位女性讲起小学时听到人讲结婚的事的反应：“我班上有个学习很坏的男孩，有一次他对我说，长大以后第一个娶我，第二个娶××（我的一个女友），当时气得我直哭，好像受了侮辱似的。”
“我大约是15岁对异性开始有好感的。从那时开始就有男孩追我。有时在街上走，就有人过来说：对不起，我告诉你我是谁，咱们认识认识好吗？我不理他们，要不就说‘讨厌’，‘没必要’。”
有一个女性讲到一个对她单恋的男孩及自己当时的反应：“他去当兵，我下乡当知青。他给我写信，寄明信片。有一次，他送给我一个手绢，让我回家再看。我回家一看，里面尽是血手印，还有他写的诗，都是‘永远不变’这一类的活。我藏东藏西，结果还是让我妈发现了。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觉得就像犯了罪似的，其实我什么也没做。”
“从小我就知道要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我在游泳队学游”泳时，有一个教练对我特别好。有一次我把他推下水去，忘了因为什么。妈妈说了我，说只有举止轻浮的女孩才对男孩动手动脚。我妈老说我轻浮，使我不能不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坏，从此就有意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
“直到20岁，我和男孩之间都是特别纯洁的。一个眼神啊，拉拉手啊，说说话啊，就特别满足。如果我见到一个男孩特别聪明，和他聊聊天就觉得特别满足。我男朋友有一次忍不住，想让我看看他那个东西，我就使劲闭着眼不看，当时觉得一看我就是另一个人了。我从没见到过男性生殖器，一看之下，觉得丑死了，很恐怖的，跟王小波小说里写的陈清扬的感觉一样。我都快晕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有恶心的感觉，连晚饭都不想吃了。我哭了，觉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闷闷不乐，我认定他做错事了，不到结婚时就提前让我接受这个，没有美感。我对他说，你做错了，我得惩罚你。他说，怎么惩罚？我说，你把眼镜摘下来。他把眼镜摘下后，我‘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很惭愧，一直说：我错了，我错了。等他走了以后，我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后来是他主动找了我，我和他尽释前嫌，从此人人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他多才多艺，长得特别秀气。我喜欢的男孩都是比较清秀文静的，有点书生气的，一看就特别男人气的反而勾不起我的兴趣。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男朋友那么棒。我常常和他一起吃饭，正里八经地讨论学业。有时也互相抚摸一下，但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我和男孩接触，一个是感觉迟钝，一个是自尊心特强。我不愿取悦男人。中学时有很多男孩给我写信。有宣传队的男孩追我，给我写信，我觉得他们粘乎，不理他们。‘文革’中邻居有一个男孩，性情忧郁。他提出想和我一起去插队，还流了眼泪。他比我小两岁，我觉得我俩像是姐弟的关系，要提这种男女关系，我就决不能接受。我当时特别不愿意接受这种事（恋爱关系），觉得是耻辱。我到山西后，每次接到他的信都很不安，跑到厕所去看。他写信说：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到了，我被分到陕北，可是我想跟你去山西。他还寄来照片。我当时气得要命，把他的照片撕了。我想，要是不快刀斩乱麻，以后就没完了。我就回信告诉他，完全不可能。他又来信说，我们还可以作姐弟吧。我就不回信了。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我处理得太粗暴了。我老想找个机会向他道歉，可又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来知道他的生活还比较正常，我才不内疚了。”
这位女性还分析了自己感情压抑的原因，她对于男性自然流露的好感、好意总是不仅毫无好感，反而有反感：“记得插队时，有一个知青对我的好感表现得非常露骨。我家里托他给我带了些东西，他一路上就一直抱着不让别人碰。我从别人口里听到这件事之后，不但没有对他产生好感，反而很反感。我想这和我从小没有父亲有关。我没有在男人面前邀宠的习惯。”
禁欲主义环境的影响
有的女孩对与异性关系的反感明显受到禁欲环境的影响：“初中我喜欢的那个男孩上了中专，因为出身不好，他自知上不了大学。我上了高中。我们每周通一封信。他家有一大幢房子，他自己有一间小屋，我们俩有时在他的小屋里听唱片。有个女友对我说，你多危险哪，出了事都没人知道。其实我们俩连手都没拉过。他写来的信我以为没什么就给别人看了。后来团委干部找我谈话，问得很仔细：他的信抬头是怎么写的？怎么落的款？我怎么称呼他？他们让我少跟他交往，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后来我觉得这事真的不大好，确实不该和他来往了。他再来信我就推说学习太忙，信也写得冷冰冰的。那时我真以为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事。”
“那时我在一个三线工厂，我因为表现好被选上当护士，去×市的医院实习。当时我和另一个女孩老去找一个医大的大学生，和他关系处得比较近。他是麻醉师，我俩是手术室护士，所以跟他接触比较多。当时有规定，不许我们谈恋爱。我们只是关系比较近一点，领导就对我说：不要谈恋爱。因为那个女孩是高干子女，人家对她很宽容，对我就不宽容了。后来就因为这件事，领导竟然不让我当护士了，把我调回工厂，让我去烧砖，还要让我干翻砂工。我找他们去分辩，结果在全厂传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是十九岁，厂里的正经人都不理我了，只有二流子来找我纠缠。有整整三年时间，我谁都不理。后来通过我爸的关系换了工种，可别人还都拿我当坏人。”
“我是从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对异性有感觉的。小学时我看不起男孩，因为老师宠女孩，女孩学习大都比男孩好。我那时就不愿和男孩相处。到初三时，我们学雷锋，排节目。我突然觉得男女同学一起排节目挺有意思的，蛮好的感觉。有次我病倒在家，同学们来看我，先是女孩，后是男孩。我听男孩聊天，多是谈的国内外大事，觉得有新鲜感。一个男孩引导我看哲学书，给我介绍了不少好书看。书店买不到他就借给我看。后来听别人说，有一次他问过老师有关谈恋爱的事，他懂得这些事特别早。老师劝我别理他，说，他爸是资本家，母亲是外国人，他能教给你什么好思想呢？我们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男同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禁欲主义的气氛中，肉体的接触被看得非常严重：“有一次我们去看电影，他第一次握了我的手，那时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有两年了。”
有时无知会使人变得残酷；而孩子们之间的残酷有时会比成人之间的残酷更强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当事人有一种陷入绝境的感觉。一位女性讲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历程：“中学时我们学校实行男女分班。我发现有一个男孩老注意我，我心里朦朦胧胧地能感觉到，所以就多看了他两眼。他虽然个矮，可挺能打动我的，我那时心里就蠢蠢欲动。后来‘文革’开始了，我们去支农，回来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接到过信，很好奇，就当众拆开了信，见上面写着：支农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特别放不下，我心里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总注视着你……总之，都是这一类的话。落款是个假名字。我当时也不懂这有什么严重的，就跟一个女同学说了，大家就都传着看了。结果一个‘革军’（注：革命军人）子弟就说我是流氓。从那以后，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课桌上吐唾沫，用粉笔写上‘大流氓’，还拔我自行车的气门芯。我把信交给了学校的军训排长，让他为我作主。同学们都说我招惹男孩。我当时觉得委屈极了，因为那时候我纯朴极了，根本不懂什么。后来学校呆不住了，我就跨学校和一个我妈同事的孩子去插队了。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我好像全靠他了。他比我大几岁，很照顾我。我们走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十八岁时我就和他好了。”
对禁欲主义环境的理性批判
有些女性对禁欲环境采取了理性批判的态度。一位单身女性讲到过自己的压抑感：“我有压抑感，小环境（指家）大环境（指社会）都一样。想不在家呆着、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人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压抑感是一阵一阵的，中国人总按别人的反应来改变自己，别人怎么说很重要。我相对来讲不太在意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脱。”
一位爱好文学的知识女性说：“我在性方面始终是压抑的，这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直到三十一二岁看到一本书，叫作《光荣与梦想》，里面说性解放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觉得性不是脏的、坏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性压抑和性罪恶感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撤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撤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这既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是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僵硬。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但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有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甚至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的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
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搞同性恋，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
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弗洛伊德曾这样讲到禁欲的后果：“禁欲不可能造就粗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造就‘善良’的弱者……一个人若能对其爱欲对象锲而不舍，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东西时，也一样能成功。反过来说，不管为了什么，一个人若禁绝其性本能的满足，他的人生态度便难免和易谦让，不能积极地去获龋思考能力之所以会不发达，一方面固然与性好奇的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又因为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能够自由思考，不敢打破禁忌，背叛某些信仰，而益趋严重。摩比士（Moebius）相信，两性间不管是性冲动或心智活动皆有差别，可见女性智力之所以低下原有其生理学的背景，这种说法已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也同样地不赞成。相反，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所以会比较差，乃是因为思考能力的发展，被性压抑所牵连，而不能充分……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有害的精神动力，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吃人的礼教带来了心理症的增加，在个人的牺牲里，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确没有任何好处可得。”针对“性压抑”这一状况，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升华”（sub-limation）的理论，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然而有人却认为，“升华的概念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富于清教主义气息的信仰。”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美英这些国家，有史家以本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我们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
福柯的观点与上述感觉大不相同，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压抑到反压抑，至少这种人人言必称性的情况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性史》里反复言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性压抑。性被人们在忏悔中、在传媒中、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言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而且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从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论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渡过青春期的中国女性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女性的经历；也不同于“文革”后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的生长环境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环境；后者则近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城市女性的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因此，她们的经历对理解和研究这三十年的社会氛围极具启发性。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二十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