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至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人民进一步觉醒，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虽然亚非拉各国的革命运动大部分遭到挫折和失败，但却使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遭到了严重打击，同时也锻炼了各国人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新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1920年4月至1923年10月，历经3年又6个月的浴血奋战，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爱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了民族独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实行了民主改革，冲垮了封建教权的苏丹和哈里发制度，发展民族经济，使“西亚病夫”土耳其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凯末尔因此被大国民会议授予“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称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面对着帝国即将寿终正寝的严酷事实，它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对象。根据协约国强迫土耳其苏丹代表签订的《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它们不仅瓜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还解除了土耳其军队的武装和军械，并策动和利用土耳其境内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来彻底将其肢解。
战争的灾难和军事的占领，激起了土耳其人反帝斗争的强烈怒火。1918年12月，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德米特约尔的人民首先高擎武装反抗大旗，工人、农民、退伍军人也纷纷参加了反侵略斗争。
虽然最终未成大事，但却是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热忱和反抗侵略者决心的一次大演示。1919年5月，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爱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9）领导人民，将土耳其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推向了最高潮。
凯末尔是位军人，大战期间，曾任高加索战线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战线的最高司令官，领将军头衔，因在1916年里指挥作战有功而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在军界有很高声望。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和肢解土耳其的侵略行动，他深恶痛绝，遂高举革命大旗，带领土耳其人民走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他把松散的各个民族斗争组织统一在一起，明确斗争目标，并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会议，宣告不承认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成立以凯末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并由其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
协约国不仅不承认凯末尔政府，反而提供武器装备让希腊军队在1920年6月进攻土耳其。8月10日，协约国又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从而使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丧失了五分之四，成了一个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同时，还沦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
国土沦丧，民族屈辱，土耳其人民怒火中烧，更加激起了反帝浪潮。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苏俄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援助。
1921年3月，苏俄第一个承认凯末尔政府并和其签订了友好亲善条约。西亚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族运动领袖纷纷宣告支持凯尔末政府。印度的穆斯林因反对《色佛尔条约》而开展了“哈里发运动”。印度、埃及和北非的捐款不断地汇到安卡拉。安卡拉成了穆斯林心目中的第二个麦加。
凯末尔政府高举民族独立旗帜，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不仅打败了伊斯坦布尔“哈里发军”的进攻，镇压了反动暴乱，而且英勇奋战，以弱胜强，转危为安，一再击溃希腊侵略军。1921年1月20日，在伊涅纽村战役中，刚刚组建的1.5万名土耳其国民军，打退了6万名希腊军的进攻。3月31日，安卡拉政府又取得了“第二次伊涅纽”战役的胜利。但在英国的全力支持下，希腊军队以10万士兵、5600挺机枪和345门大炮，于1921年8月向安卡拉政府发动了总攻势。希腊国王君士坦丁来到伊斯坦布尔亲自领导军队。希腊侵略军凭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优势，进展迅速。8月初，已抵达萨卡里亚河左岸，距离安卡拉只有40公里。这是关系到安卡拉政府和土耳其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在凯末尔亲自指挥下，土耳其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抗战。国民军以劣势兵力和武器装备，死守阵地，在10多天里打退希军100余次进攻。许多农村妇女身背婴儿，赶着自己的牛车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给养，救护伤员。接近火线时，老牛听着隆隆的枪炮声，吓得止步不前；布满弹坑的道路，牛车也无法通行。这时，妇女们果断地把弹药箱和给养扛在肩上，冒着枪林弹雨，送到阵地前沿。有的妇女勇敢地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经过30多个昼夜惊心动魄的浴血奋战，国民军终于在9月13日打退了希腊军队的进攻。接着，国民军乘胜前进发起了总反攻，至9月18日，把希腊军队完全赶下了爱琴海，还俘虏了希腊军总司令。守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眼看着皇位不保，慌忙带着妻儿，从宫廷后门溜到英国战舰上逃跑了。
1921年10月11日，安卡拉政府与英、法、意签订了《希土停战协定》。在分赃中同英国发生矛盾的法国政府，于10月20日在安卡拉签订《法土条约》，声明停止对土耳其作战，法国在《色佛尔条约》上的签字无效，承认安卡拉政府。法、意等国先后撤军，并把剩余武器装备卖给安卡拉政府。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土耳其阵线瓦解了。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黜叛国投敌的苏丹并推翻其政府，同时授予凯末尔元帅头衔和“胜利者”的称号。
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和安卡拉政府签订了《洛桑条约》，规定土耳其本土为土耳其所有，承认土耳其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取消战争赔款，废除领事裁判权，关税和财政等自主。
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被选为总统。至此，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它结束了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土耳其革命取得胜利后，随即进入民主改革和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时期。凯末尔提出了“现代化、民族化、民主化、世俗化”的四化改革，在政治、经济、法制、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均卓有成效。这是凯末尔主义的全面实践，是在政治独立之后向帝国主义威胁和封建神权专制影响的主动进攻。
总的来说，凯末尔进行了15年改革的总特点在于它是一次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它的成功对此后土耳其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凯末尔于1938年11月10日逝世。1935年1月，大国民会议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意为“现代土耳其之父”）的称号和姓氏。
“圣雄”甘地
从1915年回国到1948年去世，印度“圣雄”甘地多次运用非暴力反抗方式，进行颇有成效的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印度独立的活动，使他的民族和国家最终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形成了甘地主义理论。甘地也因此被称为“过去30年来的向导和哲学家，印度自由的灯塔”。
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印度西部波旁达尔的一个小土邦大臣家里，其父是位印度教徒。甘地是在清心寡欲和素食的环境中长大的，在幼年时就娶了童养媳。18岁时到英国伦敦学习法律，1891年获得律师资格后返回印度。两年后，他到南非去实习法律，在那里生活了22年并形成了在其以后的人生中一直奉行的个人哲学思想，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相关因素，就是非暴力和自律。
在南非，甘地积极为旅居南非的印度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为此，他饱受凶杀的威胁和牢狱之苦。他坚信消极抵抗的道德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奋斗，导致了几项高压法令的废除。当他在1915年回到其祖国时，印度大诗人拉宾德拉那·泰戈尔赋予他“圣雄”（意为“伟大的灵魂”）称号。
甘地其貌不扬，身体瘦小，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像个苦行僧，很难使人能把他和社会活动家联系在一起。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一有空他就纺起纱来。但他却和蔼谦卑，有着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和极旺盛的精力，以其超凡的魅力和才干而为人们所折服。因此，当他回到印度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独立运动的领袖。
回国以后，甘地花了几年时间来研究印度的政治形势。为了体现对最下层民众的同情，他不再穿欧式衣服，而改穿一种称为“都提”的农民土织缠腰布。他回国之初本打算和英国人合作，但1919年4月13日英国殖民军在阿姆利则城镇压群众运动，使3000多人死伤的大屠杀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宣布：“与这个邪恶政府进行的任何合作都是犯罪。”
为了顺应当时民众高涨的反英情绪，与英国公开对抗，甘地确定了两个近期目标，一个是通过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而结成一个统一阵线，再就是说服国大党接受进行广泛非暴力抵抗的政策。第一个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实现了，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国大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别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把他的主义概括成“渐进式的非暴力不合作”，并由国大党穆斯林基拉法运动领导人阿里兄弟制订了“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
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它分为三步走，即所谓的“渐进”：一、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二、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三、逐步走上抗税阶段。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热烈响应。
选民抵制选举，进口布被当众烧毁，许多职员和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业，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运动正在按甘地的设想一步步深入下去。
但是，仍然令甘地感到忧虑的是，许多群众的游行示威还是缺乏自律精神。1921年11月至1922年间发生的多次著名的群众运动中，就不乏违背了甘地设立的“非暴力”方式而导致的流血事件。
比如1921年11月，在孟买发生了持续5天的群众暴动，有53人丧命；12月，孟买的民众又举行了游行示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镇压，结果有22名警察遭到攻击并被杀。
如此一来，英殖民当局实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并实施大逮捕，有3万多人被判刑，国大党的若干领袖也难逃牢狱之灾。
印度民众并未被英殖民者的大肆镇压所吓倒，他们不顾甘地划定的“非暴力”界限，斗争仍不屈不挠地坚持着。1922年2月4日，在联合省哥拉克浦尔县曹里曹拉村发生了农民武装和警察的冲突。愤怒的农民捣毁了警察局，并将其付之一炬，20多名警察成了火海之鬼。当地居民在英国当局镇压的血雨腥风之中，有44人被杀，数百人遭流放。3月3日，国大党首脑甘地也被捕入狱，以煽动叛乱罪被判6年监禁。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告失败。
1928年2月末，来自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中央锡克教联盟和其它政治团体的代表举行集会，并成立一个由摩提拉尔·尼赫鲁领导的委员会，决定为印度起草他们自己的宪法。8月份，该委员会将他们对印度未来的设想形成文字报告：建议组建一个由各邦组成的民主联盟，成立一个两院议会；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印度暂不谋求完全独立，可由英国女王任命一位总督来统治印度。
这个“建议”虽然为国大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却遭到一些年轻激进成员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强烈反对。后者担心此建议不能保证穆斯林的权利，而前者却坚决主张除了印度完全独立，别无他途。
国大党内有两位最强大的激进派领导人，其中一位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摩拉提尔·尼赫鲁的儿子，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回国后他于1916年和甘地相识，甘地的少言多行的作风以及向非正义挑战的意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本人也积极投身于为自己祖国独立的斗争洪流中去，也因此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作了研究，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出狱后的1929年12月，他被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8年12月，当国大党为“建议”的事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时，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意见依然相左得厉害，陷于无休止的扯皮之中。甘地只得作和事佬，但也不乏他自己的主见：他说服国大党的大多数成员，说只要英国人能在一年内制订新宪法，就接受英国的统治；如果英国人拒绝，他保证将发起一场新的不合作运动。
英国驻印殖民总督欧文勋爵很快将国大党的“最后通牒”知会伦敦国会，却因故未能及时通过。一晃就过去了一年，还是不见动静。国大党不客气了，他们不再无限期地等下去。1929年12月31日深夜，党的新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着大队人马，举行了一次向拉维河岸进军的运动，队伍在“革命万岁”的响亮欢呼中升起国旗。不久，甘地起草了一份宣言，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印度完全独立。此宣言对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甘地又一次擎起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大旗，并宣布他将向海洋进军，他要利用海岸上的沉积物作盐饼。这可是一着很大胆而又很具影响的险棋。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曾制定和颁布了食盐专营法律，将整个食盐生产和销售加以垄断。
此时的甘地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本就单薄得很，然而他却仍身体力行。1930年3月12日，他带领近百名追随者，手拿竹竿，从印度北部阿默达巴德城修道院出发，向着相距400公里之遥的西海岸的丹地村走去。他每到一处，周围村庄的居民都热烈欢迎。经过24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4月6日抵达目的地。此时，他的队伍已壮大到上千人。
在海边，他们每天清晨先祈祷，接着就是艰苦的劳动。打来海水，然后经过蒸煮、分馏、过滤、沉淀等繁复的工序，盐就制好了。自始至终，甘地都是拖着孱弱之身，和他的追随者们一起辛苦劳作，从不间断。
甘地这次“向海洋进军”的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兴趣和关注。这场运动很快从城市传到乡村，人们纷纷响应甘地的号召，涌到海边去自制食盐。同时，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扩展到全国。
他们遵奉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进行和平抗议，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数百名抗议者又一次越过了“非暴力”的红线，动起武来。他们袭击兵工厂，炸毁建筑物，暗杀英国高级官员，闹得殖民者十分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