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在国内外站稳了脚跟，但是在转向和平建设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危机。当时的俄国实际上已经濒临崩溃。国家满目疮痍，城镇空了一半，农业生产直线下降，工厂都接近停产，铁路中断，饥饿景象随处可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连面包、肥皂等最起码的物品都十分匮乏。由于商品数量严重不足，加上政府无休止地印发货币，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由于货币贬值，以物易物成了基本交易形式。商品和食品甚至一些诸如乘车等服务项目都用来作为支付部分工资的手段。对于这些极糟的情况，一些布尔什维克却很欢迎，他们将这称为战时共产主义，认为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地位的。然而，人民可不吃他们这一套，他们的不满情绪像瘟疫一样在蔓延。1920年秋到1921年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抗议示威游行。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的饥饿农民被政府强行征粮所激怒，愤然进行武装反抗。甚至在1921年3月，喀朗斯塔德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也发动了兵变。难以控制情绪的政府虽然派兵去镇压这些叛乱分子，但是列宁却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避免更大的动乱，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政权机构就得采取措施对经济进行更多的调整。这些认识后来都变成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成为人所共知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10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决议，决定废止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工农业生产快速增长起来，国民经济较快地得以恢复，使得苏维埃国家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
新经济政策的采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放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意味着他们将从俄国国情出发，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尽可能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联合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两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实践还表明，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物质和财富来源，没有在经济方面计划的协同一致，单独一个共和国要更合理和更有效地来利用这些财力和物力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些共识，因此，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尔明尼亚等一些独立的苏维埃国家于1922年12月30日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5年，又有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加入苏联。截至1925年底，加入苏联的共有6个加盟共和国、15个自治共和国和16个自治州。
“联盟”的成立，是苏维埃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它不仅具有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也是各共和国巩固它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防力量，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政策的有效手段，因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它的建立，还在军事上加强了国家实力，在外交上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它还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顺利地前进着。
“斯大林模式”
什么是“斯大林模式”？欧洲人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独裁，也许就是杀人。盖棺定论，斯大林当然也有光明的一面，但光明与黑暗之比，恐怕只有三七开，最多四六开。以至于许多后来人不喜欢他。但也有人把他奉若神明，继承他的衣钵，并得其真传，于是也独裁，于是也杀人，于是也造神。
由于过去几年的忧虑和沉重负担，列宁积劳成疾，身体健康状况愈发欠佳，在他51岁时患上了中风，更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列宁还是顽强地工作着，承担着政府的繁重公务。或许是预测到列宁已是来日无多，党内其他几位显要人物这时就开始阴谋篡权了。
在列宁的继承人问题上，两个主要竞争者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托洛茨基和相对迟钝呆板的斯大林。
斯大林有“官僚政治家”和“卡片索引同志”等绰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对斯大林并不信任，但他却最终击败了托洛茨基，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
斯大林的势力与日俱增，他被选进三人临时执政小组，在列宁生病期间执掌苏联政权。在此期间，中央集权化进程快速增长。随着斯大林把自己势力的触角通过党的机器延伸开来，官僚主义因而得以日益盛行。
列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连书写能力也失去了。然而，从1922年冬至1923年，他口授了他的最后几篇文章：《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他在这些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还表达了他对党的安全问题的担心。他看出了国家已经变得官僚化且软弱无能，同时还指出了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剥夺了地方和代表性团体的权力。他还对斯大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断定斯大林在领导革命进入未来的过程中会过于鲁莽，因此，他力劝党组织把斯大林从其职位上剔除出去。只是这个愿望像他的其他许多计划一样还未及实施，他就于1924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了。
列宁去世后，险些被清除出最高权力机构的斯大林就开始彻底清除他的潜在对手。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党的各个部门，成了专制统治者。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俄国。新经济政策被摒弃，代之以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化农业的体制。他还要来一场大清洗，把所有反对派或疑是反对派的团体或个人大量地清除出党，或革去职位，或驱逐出境，或被剥夺生命权利，在他的一生中写下了灰暗的一笔。
1925年1月，在一场根本无法弥合的新的党内争论中，托洛茨基首先落马。他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被斯大林下令暗杀于墨西哥。
在打击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为斯大林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位苏共早期领导人在斯大林策划的大清洗中于1936年分别被安上组织“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团”罪和“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罪而被处决。
1927年底，苏共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农业问题，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以及政治局委员李可夫、托姆斯基因为不同意斯大林关于农村和农业政策的观点，经批判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被撤销职务。布哈林和李可夫在1938年还以叛国罪被处决。
布哈林等遭批判后，斯大林决定用行政手段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全盘集体化运动兴起后，就开展了消灭富农的斗争，对富农采取没收财产、逮捕镇压、苦力惩罚、迁移到贫苦边缘地带等强硬政策。这样一来，绝大部分富农户被暴力消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错划的中农户。
在党的号召下，农村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30年1月，加入集体农庄的就有300万户，仅到2月，又猛增了700万户。在惊人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都发生过火行为和严重错误，在上级严令督促和警告下，大批农民在命令和威胁手段下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不少地区还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农业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都收归公有，以致许多农民在加入农庄前纷纷屠杀家禽家畜。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反苏维埃暴乱。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斯大林决定纠偏，于1930年3月2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批评违背自愿原则，强制跳到农业公社等错误行为。文章发表后，大约有1000万农户退出了集体农庄。可是到了秋天，集体化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到了1933年1月，苏共中央就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的施政纲领是把苏联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国，这个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用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这种成果，却表现出他急功近利的过激。苏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前的1928年10月起就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到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被迫中断。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民经济有了很大提高。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也有了很大变化，兴建了钢铁基地、煤炭基地、石油基地等。到1940年工业总产值就跃居世界第二位。可见斯大林对工业的改革是成功的。
同时，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改善，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科学技术事业亦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火箭理论研究更是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领域，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在文学领域，发表了许多反映苏联数十年巨变的作品，如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的《毁灭》等，都是世界知名之作。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使苏联在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于1936年1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斯大林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他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大会讨论了新宪法，并于12月5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这样，业已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被以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同时，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体制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再也不能真正发挥人民政权的作用，变成徒具虚名的权力机构。联盟制也变得有名无实，少数民族的权益并无可靠保障，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里。民主法制亦被忽视。干部由上级委派，惟上是从。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不受群众监督。权力愈来愈集中于个人手里，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制度。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建成了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它实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份统统消灭掉。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生活改善的办法实行高积累多投资，发展粗放型经济。它片面发展重工业，建立准军事型的经济，并以此提高国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虽然通过这个模式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运行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仍将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把文化经济建设当作工作重心的指示。这个模式也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也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集约化和一体化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正因为斯大林创立的体制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他像封建帝王一样终身居于高位，监督机制等于零，各层官僚只对他而不是对人民负责，吹捧阿谀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他战胜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反对派后，领袖地位得以牢固确立，现在又有他亲手创立的新宪法保护的政治体制作护身符，斯大林更是威风八面，因此于1929年12月21日举国上下为其庆祝50大寿。
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用八个大版刊载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寿文章，肉麻当有趣地称颂斯大林是列宁的惟一主要助手，是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另外还有许多党政领导人，甚至从前的反对派人物都在文章中一味地对斯大林歌功颂德，掀起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而斯大林却安之若素，受之当然。
恶劣的先例一开，从30年代始，苏联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就像中国过去的八股文。这股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每个代表发言时几乎都要有大段赞颂斯大林的套话。
正是由于斯大林将自己置身于党的监督和批评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才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也使国家保安机关畸形发展，形成特殊地位。保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成了斯大林日后排除异己、清洗对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事实上他也一直在暗中筹划着这项计划，只是没有借口而已。
机会终于来了。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遭暗杀，凶手尼古拉耶夫（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被当场抓获。斯大林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政府先是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将104名白卫分子处决。但半个月后，报纸又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托洛茨基早在1929年就已被驱逐出苏联，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成了替罪羔羊。1935年1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虽然没什么可靠证据，仍判处他们10年和5年有期徒刑。但他们在劫难逃，1936年，再次对他们和他们的“同党”进行审讯，用严刑拷打和欺骗引诱的办法，强迫他们承认更大的罪行。最后，还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这年的8月19日，苏维埃最高军事法庭就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16人以“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和组织刺杀基洛夫并多次企图组织暗杀斯大林”罪判处死刑，剥夺了他们的上诉权，很快予以处决。
斯大林决不因此而罢休。基洛夫之死成了他拉开大肃反大清洗序幕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