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各方面的条件，以及舆论上的准备。但是直接推动工业革命，推动各个工业部门广泛采用和发展大机器生产的，则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和“自由”雇佣劳动大军的出现。
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经过半个世纪曲折的斗争，最终确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统治，并通过国家机器，采取暴力，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在国内，圈地运动得到国会批准和法律的保护，农民遭受比革命前更为狂暴的剥夺。17世纪末年，英国全部耕地约有一半还在农民手里。1685年自耕农有16万至18万户，约占全国总人数的七分之一。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被消灭。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得加入“自由”雇佣大军的队伍。大规模剥夺农民的结果，促使地产的集中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末期，英国地主地产的平均面积是70英亩，1780年扩大到300英亩。这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建立和发展，并雇佣农业工人，采用新农艺和新农具提供了条件。
在国外，英国经过长期的海盗式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战胜了西班牙、荷兰、法国后，到了18世纪中期，终于夺取了世界殖民地霸权，控制着广阔的海外市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的50多年中，英国仅从南亚次大陆掠取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英国建立北美殖民地后，垄断性奴隶贸易就成了殖民者发财致富的源泉之一。例如，1783年至1793年间，利物浦的运奴船，从非洲装载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有30万人，仅此就赚了1500万英镑。英国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公开地掠夺和残酷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积累了巨额资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
英国工业革命肇始于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最快的呢绒业。在16世纪，呢绒的生产和加工中，有的采取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也有的发展到集中的手工工场阶段。有些集中的手工工场的规模发展得已经相当大了，一个工场里甚至雇佣了数千名工人，其产品还行销于国外。此外，国内还兴起了采煤、冶金、造船、造纸等行业。到17世纪初，已经出现了50多个集中的手工工场，在古老的行会手工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要素。行会里富有的作坊主通过残酷地剥削工人而致富，并随之扩大规模。因此，这样的作坊既是工业革命的先导，更是实验科学发展的温床。
在英国，自17世纪初期以来，发达的手工工场向自然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手段，也出现了可供观察和提炼的新资料、新事实。例如，水泵的运用提出了力的概念、惯性和加速度等问题。摆钟的出现使科学家有可能精确研究物理过程的速度。在过去实验科学进展的基础上，一些科学家开始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伊萨克·牛顿（1642—1727）出生于英国林肯郡沃尔斯索普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各种工具感兴趣，上小学时就显露出数学才能，在少年时期居然就能造出计时的水钟和太阳钟。他18岁时考入剑桥大学，读书期间，他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非凡的理解力得到他的老师、著名的数学权威巴罗教授的青睐，是他将牛顿引向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光学，使牛顿在大学期间就在数学、光学和力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牛顿在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等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树上掉落的苹果下坠现象，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得出了“宇宙间质量和质量之间是相互吸引的”牛顿运动定律，并指出这个定律适用于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宇宙。后来，他从行星按椭圆形的轨道运行却难以找到数学上的论证这个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最终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该书中，他对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作了详细的阐述。马克思评价该书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并指出，理论力学的创立，是工业革命的条件之一。
蒸汽机和各种工具机的研制，不但依靠着数学的精密的计量，而且离不开力学。18世纪中，数学与力学，物理与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有助于向工业革命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例如，早在1733年，钟表匠凯伊就发明了飞梭，大大地提高了织布效率，这样又出现了“纱荒”现象，于是接着就有了“珍妮纺纱机”的发明。1769年，理发匠阿克莱特又发明了比用人工摇动的纺纱机先进的以水力推动的纺纱机。工人克隆普顿综合了上述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又创造了骡机，仍以水力推动，一次就可转动三四百个纱锭。接着，牧师卡特赖特又发明了能使织布效率提高40倍的水力织布机。后来，瓦特又在布莱克（1728—1799，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热力学理论的基础上，于1796年发明了第一台单动式蒸汽机，又进一步改良成旋转运动的联动式蒸汽机。这一发明创造，是生产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冶金、采矿业的技术创新。同时，交通运输业也因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蒸汽轮船、蒸汽机车也相继诞生等。
英国在1825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从而进入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新时代。
工业革命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同时又推动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776年，他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他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出发，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工农业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为了增加商品生产，必须实行劳动分工，自由竞争。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是永恒不变的法则，适合于经济的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通过自由竞争可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和谐。因此，他坚决反对行会制度和垄断公司妨碍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带头攻击东印度公司。他强调国家不要干涉工商业的活动，不要干涉劳资之间的关系；他也反对工人建立任何组织，因为这些都是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相违背的。亚当·斯密的学说，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自由竞争、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
亚当·斯密还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但他又认为只在原始状态之下，劳动决定了价值，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而是由收入来决定，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社会基本收入来决定的。这样，斯密的价值论，以及他对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看法，都同样具有两重性，即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又包含着不少庸俗的成分。他从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出发，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对于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说明了剩余价值的一些具体形式。他从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收入出发，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生产费用的构成部分。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利润是资本的职能，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这样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亚当·斯密的充满着严重矛盾的劳动价值论，到了工业革命深入，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大卫·李嘉图（1772—1823）把它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也是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卫者，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及转移到生产物上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从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但他同亚当·斯密一样，都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是为工业革命进而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发澳大利亚
不列颠帝国虽然较早占有着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开发和繁荣不是这些自命高贵者所为，而是他们在1788年和这以后将不列颠监狱中容不下的卑贱的犯人发配到这块偏远的区域，作为一个刑罚的营地，而不是作为殖民地来开发的。这些最先的苦命的外来定居者，既没有改造环境的先进技术，也没有他们祖国大量财富的投资以供他们开发冒险，他们仅凭自己的智慧、耐力和勇敢，在这块荒芜的不毛之地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印度尼西亚南部，有一个倒过来看大概像中国地形图的地方，这就是开发得较晚的澳大利亚。这里没有特别古老的记录，没有古典建筑，没有文学，没有地方的风俗传统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历史。
1606年，荷兰航海家威莱姆·詹斯宗最先踏上了澳大利亚这块当时还令世人相当陌生的地方，直到两个世纪后，这块新大陆才在欧洲地图上被命名为“新荷兰”。但是这块荒凉的大陆并未能够激起荷兰人开发的兴趣，倒是另一位眼光独具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于1770年正式宣布他对东部海岸的占有，并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把这个地区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那贪婪的眼光看好的不是这片荒寂的土地，而是那里的海域拥有巨大数量的鲸和海豹可以作为商业开发的资源。他还相信这一地区将为不列颠与远东地区的贸易提供有效的海上基地。同时，这里还有丰富的木材、亚麻、大麻、沥青等对于帝国海军是非常必要的资源。
惟利是图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有利可图，不列颠当然闻腥即逐。于是，他们便派总督去对澳大利亚进行管理和盘剥。到1792年，总督菲利普因病回国时，新南威尔士移民区的生活就几乎可以自给了。1802至1803年，海军军官马休·弗林德斯环航澳大利亚一周，他特别对那些孤立的海岸地带做了标记。接着，新的定居点在菲利普港口和塔斯马尼亚岛上建立起来。1813年，又为日益发展的养羊业在悉尼西部开辟了一个新的牧场，这种羊的羊毛与捕鲸业和海豹捕猎业一起，很快构成这一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柱。
殖民者的每个英镑都充满着殖民地民众的辛酸血泪。当时，残杀土著居民的暴行时常发生。1838年，那个恶名昭著的马雅尔·克利克就残杀了28名男女和儿童。总的来说，先后约有两万土著人死在白人殖民者的屠刀之下。此外，许多土著人由于缺少自然的免疫力而死于随移民传入的疾病。随着土著居民的迅速减少和失去他们的土地，出生率也随之骤然下降。
光是1788至1900年间，他们的人数就从75万骤减至10万。到1847年，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移居到霍巴特附近的奥伊斯特湾时，人口数量已从19世纪初的700人锐减到47人，而他们中间最后的血统纯正的女性幸存者特鲁甘尼尼也于1876年死去。
由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自由移民的到来，澳大利亚保持了持续发展状态。1829年和1836年，有两次私人的殖民冒险活动，建立了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殖民区。这些自由定居者要求成立立法团，不列颠政府同意他们的要求。1842年，新南威尔士选出第一个殖民地议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于1850年、昆士兰于1859年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在所有这六个殖民定居地，新的移民数量激增，他们驱赶着自己的羊群来到无人圈占的处女地，那些已经购买了地产的人们讥称这些牧羊人为“牧羊场主”。但是，这些牧羊人的成功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9世纪中期以后，殖民者们的收入已经相当稳定。其中很多人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已经不认为欧洲还是他们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