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以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最具盛名。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全书共120回，前80回由曹雪芹写成，名《石头记》；后40回相传是高鹗和程伟元续成，书名改为《红楼梦》。该书内容丰富，人物形象丰满，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为线，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揭示了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全景式地反映了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
清代还有一部志怪小说也相当出色，就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这是一部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古典短篇小说集，作者在书中托笔幻影，寄意现实，假借妖狐鬼怪故事，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愤慨，反映社会现实，寄托人民的愿望。
另外，在晚清还出现了一批讽刺谴责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等，均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堪，痛陈封建官府和官僚政治的昏愦腐败，从侧面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清代的戏剧创作也令人瞩目。浙江钱塘人洪昇是位杰出的戏曲作家，著有剧本多种，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生殿》。该剧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作品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歌颂了民族气节，鞭挞了在外族入侵面前的无耻投降行径。该剧的抒情色彩极为浓厚，曲词清丽流畅，充满诗意，遣词用韵，非常讲究。山东曲阜人孔尚任所著传奇剧本《桃花扇》，在戏曲史上同样有一定地位。作者以真人实事作为蓝本，加以精心的艺术安排和再创作，以复社文人侯朝宗（名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
中国的书画艺术发展到清朝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在绘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清初“四王”和晚清的“扬州八怪”。所谓“四王”，是指以董其昌为首的“画中九友”中的四位王姓画家，他们是王时敏、王原祁、王监和王翚。他们在董其昌的影响下，将山水画推到了新的高度，其最大的成就，是在运用干笔枯墨的方法上。此种方法董其昌晚年偶尔为之，可是经过“四王”的传播，更加风靡一时，成为清代“院体画”的主流。
乾隆年间，扬州画坛颇为活跃，这些画家当中有金农、高翔、汪士慎、黄慎、罗聘、李鱓、李方膺、郑板桥八人，他们具有共同的社会地位，不是布衣就是遭到过贬官的下场，过着“途穷卖画”或是“和葱和蒜，去卖街头”的贫困生活，一条精神上的艺术纽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生活所采取的态度。
他们的画具有革新精神，另辟蹊径，鞭挞社会丑恶的东西，讽刺当时世态，形象、笔墨、构图，被赋予人的思想感情。这在保守派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将他们视为骚扰画坛的怪物，遂有“怪以八名”之说。但是，“扬州八怪”那种“崭新于一时”
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对中国近百年来花鸟画却有着不可否认的强大影响。
清代画坛真是人才辈出，高手林立。
如前期的石涛、朱耷、华嵒、恽南田、高凤翰、蒋廷锡、柳如是（女）、顾媚（女），等等。他们之中，大多不仅是画家，还是优秀的书法家。他们中的佼佼者如石涛、朱耷、华嵒、恽南田等的艺术风格一直影响至今。
清末的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三大画家相当著名，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吴昌硕，学养深厚，造诣颇高。他的最突出处是将诗、书、画、印融为一炉，理法严密，笔墨酣畅，形神兼备，别具一格，影响深远。
印度文明的繁荣
在公元后的七八个世纪中，印度主要处于“超日王”
和“戒日王”统治时期，其勃然焕发的政治活力，以及艺术和学术的创造力都更上了一层楼。其后，印度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内部纷争与外族入侵的动乱阶段。但与中国一样，这里的社会结构仍然一脉相承，文化科学不但一如继往的源远流长，而且更臻于完美。
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衰落后，南亚次大陆又分裂成为许多小国家。至4世纪初，位于恒河下游的一个小国摩揭陀征服了邻近诸国，建立了笈多王朝（320—450），又逐步驱逐了大月氏人，统一了北印度。其疆域西达印度河，东到恒河下游，西南至纳巴达河下游，北止阿拉伯海岸。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印度最强大的王国不是以印度河—恒河平原为中心，而是以德干高原为中心。公元375年至413年间，在超日王治理下，笈多王朝鼎盛一时，开创了与雅典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的太平盛世。
据悉，当时一位中国朝圣者法显，在超日王的国家里住了6年，在他写的简短记述中，保存了这个时期北印度情况的宝贵资料。这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法显和尚冒险旅行就是为了取回“真经”。然而，他的记述并不局限于宗教事务，其考察一般说来是客观的，也是可信的。他步行跋涉穿越了新疆和许多山口，历时6年之久（399—405）才到达印度。在笈多位于恒河上的首都巴特那，他学习梵语，取到经文、绘画和圣物，然后云帆高挂踏浪归国。途中他在锡兰呆了两年，又跨海拜访了爪哇。屈指算来，他此次朝圣历经15载，纵横12800多公里。
据法显《佛国记》记载，当时佛教盛行于笈多帝国，但是印度教的所有宗教仪式也都许可举行，两种不同宗教间的竞争并未引起宗教迫害。显然，佛教的影响和阿育王的传统，促进了慈悲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并付诸实践：公众医院、供人休息的房舍以及其他由国家资助的慈善设施都建立起来了。法显断言，印度人完全禁止饮用酒类，他们的素食主义达到不杀任何活物的地步；当然，这无疑是一种出于虔诚的夸张。
另外，种姓制度还不是那么界限森严而不可逾越，也许这是因为佛教方兴未艾，也因为在世界性的繁华商业中心里，不可能明火执杖地实行种姓隔离。法显把超日王的政府描述成公正处事，广施仁政。他指出，印度境内人民殷乐，无户籍法官，道路妥为保养，匪患极少，捐税相对较轻，死刑从未闻及。他证实，当西欧各国正陷于半野蛮状况时，印度在繁荣、社会安定、知识活力等方面都普遍达到了较高水平。
5世纪中叶，几乎与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同时，来自中亚的混血民族口厌哒人（又称“白匈奴”）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带来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大混乱。到6世纪初，白匈奴人以旁遮普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东起孟加拉、西达阿富汗和古波斯的口厌哒大帝国，其势力一直抵达里海的西南岸。但白匈奴人的统治很不巩固，不久即被北印度各邦联军逐出，567年为突厥和伊朗所灭亡。
7世纪初，今德里西北部的一个小国萨他泥湿伐罗征服了周边诸国，建立了一个名为羯若鞠门者的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定都于恒河西岸的曲女城，其疆域几乎相当于笈多王朝的极盛时期，国君是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史称其为“戒日王”（606—648）。
戒日王是一位强有力的征服者，西方人甚至以古罗马的奥古斯都与之相提并论。即位后，他统率一支拥有步兵5万、骑兵2万、象兵5000人的强大军队，重新统一了整个北印度。他也是一位治国良才、英明审慎的济世之君，还是艺术、文学和宗教的慷慨赞助者。他的都城在恒河河谷中沿河延伸6.5公里，美丽而又壮观。城中装点着数以百计的庙宇和壮丽的公共建筑，欢乐的庆典使它生机勃勃。像在超日王时代一样，一位中国朝圣者玄奘记载并揭示了戒日王统治的情况。
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戒日王的统治遵循超日王的传统，但不那么仁慈。国家岁收主要来自王室领地上的各种税收，相当于各村产量的六分之一，不算苛重。但与过去相比，农民在种姓制度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过去在“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
排序中，农民占居第三个种姓，现在“首陀罗”与“吠舍”掉了个儿，农民降为第四个种姓，商贾和手工业者上升为第三个种姓了。先前的笈多王朝轻刑缓罚，与其相反，戒日王厉行断肢、饿毙之类的严酷刑罚，然而暴力犯罪似乎更多了。官方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虽然戒日王已经皈依了大乘佛教，但他并无强制推行某种宗教正统之意。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一种新的宗教———印度教也随之发展了。这是一种综合性宗教，它既保存了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又吸纳了佛教的不抵抗主义和灵魂轮回的教义，因而很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和支持。而盛行多年的佛教却渐趋衰落。
在随着戒日王之死而来的动乱时期中，这种此衰彼强的趋势更是有目共睹了。
7世纪中期，戒日王死后，政局混乱，群雄割据，印度又陷入严重分裂状态，外敌乘机入侵。711年，阿拉伯人侵入印度并占领信德地区。10世纪中期，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伽色尼王朝的突厥人多次侵入印度西北部。
1186年，伽色尼王朝被阿富汗境内的古尔王朝（1152—1206）所灭。1206年，古尔王朝总督库特布·乌丁·伊巴克自立为苏丹，以德里为首都，统治了300多年，史称德里苏丹国家。
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的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曾先后三次侵入印度西北部。1398年至1399年间，中亚的帖木儿又入侵印度，使印度北部遭到严重破坏，本已分裂的德里苏丹国家更加支离破碎。
到15世纪时，德里苏丹已名存实亡，印度北部再次陷入分裂局面。
1517年，中亚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1482—1530）率军侵入印度，至1527年结束了德里苏丹国，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至此，印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在位时（1556—1605），以武力征服了整个北印度，他在政治、经济、农业、民族和宗教关系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莫卧儿帝国很快繁荣起来。然而，由于他的后继者沙杰罕背弃了他的政策，所以莫卧儿帝国的兴旺景象并未延续很久。沙杰罕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和政策，不仅破坏了生产与社会的相对安定，而且导致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激化。后来即位的奥朗则布更是变本加厉地继续着沙杰罕的国内外政策，使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从而导致众叛亲离，群雄割据，人民起义，奴隶暴动，严重地动摇了莫卧儿帝国大厦的根基。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整个帝国即分崩离析，分裂成数个大小封建国家，葡、荷、法、英等国也逐鹿东方舞台，印度最终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常常处于内部纷争和外族入侵的动乱阶段，但文化科学却一如继往地源远流长。在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文化科学又取得了相当的进步，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寓言和童话，多在这个时期编写成集，其代表作有《五卷书》和《嘉言集》。诗歌的创作成绩也很显著，迦梨陀娑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其诗歌以长篇抒情诗《云使》最为著名，剧本以《沙恭达罗》最为出色。
德里苏丹时期，梵文渐不流行，方言文学兴起。印地语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波斯语混合成为乌尔都语。宫廷诗人艾密尔·胡斯鲁（1253—1352）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他写了很多诗歌和历史著作。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以各种语言写作的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如马拉特语文学奠基者那爱斯瓦尔、孟加拉语文学家蔡培尼亚等，还有波斯文史学家明哈·乌德·丁弟、沙姆斯·伊·西拉其·阿费富、雅赫雅·宾·阿马德等。
莫卧儿时期，方言文学继续流行并逐渐兴盛。图尔西·达西用印地语写了史诗《罗摩衍那》，苏尔·达斯用西部印地语写成《苏尔诗集》。许多抒情诗人不用宫廷的波斯语，而是用人民的语言创作，传播虔诚教派的反封建思想。
印度的建筑和造型艺术水平也较高。笈多帝国时期，首都巴特那兴建了许多高大而且装饰得富丽豪华的庙宇和宫殿。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省的阿旃陀石窟壁画尤为丰富多彩，共有29窟，开凿于公元前，但大部分开凿于公元6至7世纪，工程浩大。满布于佛殿和僧房两类窟内的壁画，布局和谐，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技巧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那个时期艺术成就的代表。
印度民族传统和中亚及波斯艺术相融合，形成了印度绘画和建筑的特色。工笔画吸取了波斯绘画的技巧，结构严谨，色彩鲜艳，内容涉及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陵园建筑以阿格拉的泰姬陵最为著名，由印度、土耳其和波斯等国的优秀建筑师及工匠协作建成。建筑全部使用大理石，内部有雕镂和镶嵌，是印度民族传统和中亚、波斯艺术相结合的瑰宝。
日本武家与幕府政治
在亚洲的伟大文明中，日本文明发展得最迟，且落后于中国、印度许多世纪。追根溯源，日本文明是从中国移植引进而来的。在公元6世纪和以后的许多世纪中，日本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以为己用。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非凡的机智，且较之亚洲其他民族更具有首创精神。然而武士道、由武士道发展形成的军国主义，则是日本的独创。
日本这个国名并非古时就有，它是在公元7世纪才正式形成的。日本古称“八大洲国”、“苇原中国”等。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将其建国的地方称作“大和”，后来，大和就长期成为日本的国名。
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通过大化革新，完成了日本全境的统一，将国家正式称之为“日本国”，其意为太阳升起处的国家。
在日本的民族中，混合了三种成份。其一为原始的白色种族虾夷族，于新石器时代即从黑龙江一带进入日本；其二为公元7世纪由朝鲜进入的黄色蒙古种族；其三是墨褐色的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种族，由南边的岛屿渗入日本；另外，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开始，不断有中国和朝鲜人移居日本。在日本，曾出现复杂的种族混合，迄今为止，种族混合仍未完成，这可由高、瘦、长头的贵族，与矮壮、宽头的百姓之间明显的对比得到印证。
据中国的《三国志·魏志》中《倭人传》记载，公元1至2世纪，日本岛上有100多个小国。这些小国实际上只是一些独立的部落，大约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他们之间战争频起，战胜的部落势力增强，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到公元3世纪，九州北部出现了一个较强大的邪马台国。这是一个在长期战争中获胜的部落，部落首领卑弥被称做女王。她统辖7万多户国民，下面有官吏，并且还有许多卫兵，光是供她使唤的奴婢就达千人，死后为她殉葬的奴婢也达百余人。这个邪马台国女王曾几次向中国曹魏馈赠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