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大体上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突破性地发展。这种突破与原来的逻辑体系不同，在理论上表现为巨大的跳跃性。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同时胜利论的重大突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列宁提出的由城市到农村俄国式革命道路的突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突破。
回顾马克思主义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史，这种形式的理论突破，总是面临着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左倾”教条主义。根据我们党的经验，破除这个障碍的最好武器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突破式的发展。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科学地解决了新的社会阶层入党的重大现实问题，这确实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结论不一样。必须承认，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我们党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允许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入党，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我们认为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二种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展开和运用。它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理论体系有较强的继承性，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和深化。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具体化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态；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先后表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国后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形态。
应当说，这两种形态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必需的，都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教条主义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更不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葬送马克思主义。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形态而言，教条主义都是反对的。他们特别强烈地反对第一种形态的发展，即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他们斥之为“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懂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体系的突破、超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扬弃，而不是根本的否定。没有这种形态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与时俱进。
教条主义由于其片面僵化的立场，对什么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搞不清楚的。他们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原封不动地搬用马列的观点、结论和指示，其实，不问历史条件、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只会造成实践的失败，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败坏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实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用发展了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实践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传播，在实践的土壤中深深扎根，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认为，为了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在俄国得到这么广泛深入的传播、扎根。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决不会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教条主义因其僵化的“坚持”观，不能区分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采取的是“对照法”，即把某种新理论、新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相对照，看看是否一样：如果一样的就是坚持，如果走了样就是偏离。其实，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后人有与前人不一样的说法，不仅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向前推进了一步；有的与前人的说法很不一样（甚至相反），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突破性的发展，如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论就是如此。
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会提出新思想、新内容和新范畴，但不是任何新概念、新提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里的关键是看实践，看它能否指导实践并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
实践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列宁指出：“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的概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不断发展的实践出发，就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江泽民反复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围绕“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实际运用，着眼于实践经验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是由实践推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实践作基础，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敢于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国情下产生的全新的实践，马列既没有设想过有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大胆地创造性地领导了中国的这个新式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经过了艰难曲折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对斗争实践进行科学总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由于实践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就必然发展马列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它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党的十五大上他郑重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他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应该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新的理论是否正确，不能单纯去靠逻辑的推演和证明，也不能只靠个别人、个别地区的实践，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反复实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得到千百万革命群众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就在于它是被改革开放所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它真正满足了人民的利益，解决了毛泽东晚年所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的实践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
“三个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标尺。我们认为，能否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在今天，是判断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能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键看能否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即看这些新理论能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而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最高衡量标准”要求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的全部工作都要既符合科学规律和客观实际，又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永远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创新的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以这个“最高衡量标准”来判断、检验。经过创新的理论，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会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反之，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为人民所抛弃，党就会丧失先进性，失去执政地位和领导资格。“三个代表”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做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渗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肩负着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庄严使命，是我们党实现新世纪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树立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