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被李鸿章聘为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升总办（校长），在该校工作20年。他在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十年中，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前后4次，但均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原强续篇》等5篇政论文章，抨击封建的专制政体，宣传民权思想，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变法自强。
严复除传播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加与创办新式学校。1896年，他担任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攻西学，培养维新人才。1897年10月，他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集资创办《国闻报》，任主笔。在该报先后发表《国闻报缘起》、《国闻报馆启》、《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拟上皇帝书》等23篇论说文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运动。他在创刊辞《国闻报缘起》中提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办报宗旨。1897年12月，又创办并主编该报的附出旬刊《国闻汇编》，最早连载所译赫胥黎著的《天演论》，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急于选拔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儒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顺天府尹胡燏芬、詹事府詹事王锡蕃先后推荐严复，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的《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谋国救时之道”。他认为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乎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严复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提出的“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心”；（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在鼓吹维新的同时，还从事西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从1894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西方学术文化和政治学说的代表作11部，约170多万字，其中以《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著名，时称严译八大名著。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避居上海，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被举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摆脱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1901年严复被委任为开平矿务局总办，1902年又担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编译书局的总办，1904年辞职回沪，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曾短期任该校第二任校长（1906年）。1907年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晚清“新政”期间，还先后担任过外务部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福建省顾问官、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衔、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1910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63～77页年1月17日，清廷还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辞职后，又被聘为总统府顾问。曾为《庸言》等报刊撰稿，政治态度趋于保守。1913年列名发起孔教会，1915年参加过筹安会。晚年，更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厌倦科学，诋毁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10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愈野堂诗集》等，译作有《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名学浅说》、《法意》、《社会通诠》等。后商务印书馆辑印为《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二、严复的政治传播思想
（一）从中西对比看世变之亟
西学东渐，门户开放，“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严复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认为“中之人好古而息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人信奉历史循环论，西方人则信奉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自下而上。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人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在经济管理方面，“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西文化不同，西优于中，严复主张向西方学习。“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二）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
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甲午一战，却败于日本，原因何在？严复总结经验，认为“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严复认为，“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洋务运动三十年，为什么不能实收其效？严复认为缺乏民力、民智、民德所致。“是故苟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强国富民，从何着手？严复提出了他的“及今而图自强”的治标治本两套方案。他的治标方案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中，以“开民智”为最急。他在《原强续篇》还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舍战固无可言”，“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
（三）倡民权，反对君主专制
《辟韩》一文，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解释了君主的起源，驳斥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和唐代韩愈《原道》一文中的忠君思想，极其勇敢地攻击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
严复认为，上古时期，黎民种粟米、作器皿、通货财，诸事后，“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专力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昔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但是“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为蝎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
严复向往西方的民权，提倡民权。他说：“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争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民众无权，为奴为马，外患面前，焉得不败。
（四）救亡之道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中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中国面临瓜分危险。为了救亡图存，严复大声疾呼：“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念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严复认为，“八股”有三大害，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图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团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不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中国地大民众。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亡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救亡之道，在于废八股而大讲西学。“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早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本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入勿持寸铁；见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
三、严复的新闻传播思想
严复的新闻传播思想，集中反映于1897年10月26日天津《国闻报》发刊词《〈国闻报〉缘起》一文中。
（一）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
为什么要办《国闻报》？严复认为“将以求通焉耳”。去塞求通，其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
（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
严复认为，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因此，“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
欧美传教士，足迹遍天下，“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此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视其劝善之书，则以为收买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药，则以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谓教也”。
西方来华游历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咱；地学之家，或搜古迹，考物产，以求其所谓博物穷理之学，此亦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睹其筹笔之记载，则以为侦探矣；见其测量之仪器，则以为魔术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谓学也。尤其甚者，见其男女之交际，而或疑为淫乱；见其贵贱之杂坐，而或讥为野蛮，此不通西人之礼俗也”。
由于不同外情，“于是平居无事，则互相猜忌，积不相能，仓促之间，毫毛之事，群然而哗，激为事变。数十年来，如闹教案，杀游士，不一而足。上烦九重之虑，下竭举国之力，仅而后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于此，可胜痛哉！可胜悼哉！”（三）知外情不能不“译各国之报”
怎样才能通外情，让国人了解世界？严复认为，“俗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以继诸家而起也。”《国闻报》取报之例，一翻译，一采访。翻译之报，有俄、德、英、法、美、日各国之报百余种，延聘通晓各国文字之士几十余人进行翻译。采访之报，天津、北京、保定、河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新疆、东北三省、前后藏，内外蒙古以及外国的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纽约、华盛顿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聘用访事之人数十位。
国闻报馆出报两种，日报即《国闻报》，旬报为《国闻汇编》。“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两种：“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严复认为，“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
四、严复的翻译传播思想
在晚清社会中的翻译界中，严复与林纾齐名，但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以懂外文的人口述，林用中文笔记之而成，内容都是外国小说，著名的译作有法国《巴黎茶花女遗事》与美国的《黑奴吁天录》。严复是留英学生，精通外文，博学多才，中文水平高，所译内容，均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品。他先后翻译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其中以《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思想影响最大。
严复的翻译理论植根于他的翻译实践。在《译天演论例言》中，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