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之洞的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1978年前史学界多持贬斥态度。如胡滨在1963年第5期《文史哲》上发表的《张之洞与洋务运动》一文中认为，张办洋务一般离不开买办，甲午战争前，他千方百计企图垄断新式的经营管理权，即使需要招募商股时，也不允许商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甲午战争后，他宁肯把自创办的企业转让给官僚买办，也不愿意交给民族资产阶级去经营。1979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与洋务思想。严仲义认为，张的洋务措施，“更多的项目立足于发展生产、增殖财富，是符合当时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对帝国主义侵略，如遇一个外敌入侵，他力主抵抗；如遇众多列强群力时，则幻想利用诸夷均势，以解危局。皮明庥认为，张之洞兴办洋务有其客观历史作用：
（1）对湖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所推进。
（2）兴革文教，培育人才。
（3）有利于挽回利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
（4）助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贝斯说张并不是西方外交家可以随意支使的人，更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认为张是一个文明士大夫政治家，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张的旺盛精力，对王朝毫不动摇的忠诚，广泛的兴趣和才能，表明他具有儒家公仆的优秀品质。然而他又愿意跟上潮流，他一贯是温和改良派的代言人。他既具有现代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也具有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洋务运动背景下的新闻传播
一、甲午战败带来的三大后果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洋务运动告终、维新运动早产、斥洋排外兴起的三大后果。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由于财政上的原因，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洋务企业由于管理不善，多数效益不佳，连年亏损。战后清廷已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拍卖给中外商人。洋务作为一项运动，结束于1895年。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也就是维新运动兴起之时。凭借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进行了戊戌变法。康有为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权贵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完成变法任务。但是顽固势力不甘心坐冷板凳，集结在西太后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
从理论上讲，洋务运动仅是政策创新，停留在物质器械层面上向西方学习阶段；维新运动已进入体制创新阶段，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洋务运动前前后后35年之久，维新运动前前后后3年多，高潮仅103天。为什么维新运动的生命力远逊于洋务运动？原因何在？
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成了早产，既缺乏阶级基础，思想理论、组织上也不够成熟。虽然1859～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其中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员，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
1895～1898年间的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为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繁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家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派变法的护身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繁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
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社会尚无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革命的言行，在当时，却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维新变法虽未成功，但维新派通过报刊、学会、学堂“三位一体”，传播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与启蒙思想的社会影响，却不可忽视。1895年为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1300人“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
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与办法。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间，各省设立的学堂、学会、报刊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9所，报社8所。李提摩太著的《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1895年到1897年，仅报刊一项即从19种增加到70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到来。
二、维新前后国内的主要报刊简介
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过许多报刊，早期代表性的有香港《循环日报》；维新变法时期有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天津《国闻报》、长沙《湘学报》与《湘报》。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变成保皇派，其代表性的报刊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
1.《循环日报》
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刊，王韬、黄胜、温清溪等人集资开办，王韬主编（任该报主笔10年），中华印务总局发行。钱昕伯、洪干甫、胡礼垣参与编务，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大型日报，也是一份全由华人主办的报纸。除星期日外，每天出版四开两张共四个版，用铅活字白报纸平版印刷机两面印刷。
该报版面安排：第一版为行情版，有报头、船期，版侧题“香港目下棉花纱疋头杂货行情、各公司股市行情”。第二版为新闻版，主要刊登新闻与评论，设有“京报全录”（后改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三个专栏。第三、四版除少量“宪示”和私人告白、启示外，全部为各类广告。
《循环日报》以广告、商情、船期之类经济信息为主要内容；时政新闻所占篇幅弱于1／4；重视政论，在第2版“中外新闻”栏中，几乎每天刊出一两千字的论说文一篇，鼓吹学习西方，宣传变法自强，多由王韬执笔撰述。王韬用笔名在该报发表的政论有《变法》、《重民》、《洋务》、《变法自强》、《论禁鸦片宜行之以渐》、《论亚洲已半属欧人》、《论出使》等文章。因王韬的推荐，郑观应也在该报发表了《学校》、《商务》、《议院》等文章。这些政论文章，经常为内地报刊所转载，在我国近代报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创刊的第二年中，该报曾选择重要时事，每月汇编成月报一册，全年售价1元。后以销路不畅，未及一年便停。1878年起，该报为争取时效以加强竞争力，曾将每天报纸提前于前一天晚上派送，成为香港第一家在傍晚发行的报纸，也是国内中文报纸中最早的晚刊之一。4年后仍恢复为早报。1884年4月，王韬告别香港重返上海，该报宣传转趋保守，影响渐落。1904年，该报增加篇幅，并分为庄、谐二部，其中谐部有歌谣、曲本等。1912年后，该报由何冰甫、何雅选主编。抗战后，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该报与《大光明报》合并为《东亚晚报》出版；胜利后，又恢复原名出版。1947年中辍，1959年10月再次复刊，未几又停。
2.《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书本式维新派旬刊，连史纸石印，每期32页，约3万字，设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域外报译”占全册1／2篇幅。该报是在康有为影响下，由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5人发起创办，总经理汪康年，总主笔梁启超，英文翻译张刊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庶务理事黄春芳，编撰人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等。以“变法图存”为办刊宗旨，卷首必有政论一二篇，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创刊号发表梁启超两篇政论。第一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认为办报能“去塞求通”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第二篇《变法通议》约7万字，分期连载21期，是其最早宣传变法维新的名作。在纵论变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后，结尾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该报还发表严复的《辟韩》、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等重要文章，传播废科举、伸民权、开议院。该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被誉为“时务文体”，风靡一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开办初期，曾得到一些洋务官员的支持，后因宣传民权，触犯洋务派利益，遭到张之洞的多方干预。1897年11月梁启超离沪赴湘，虽仍遥领《时务报》的编务，实际由汪康年乘机独揽大权。
1898年3月22日，《时务报》出版第55期以后改弦易辙，不再刊登梁启超的文章。7月26日，光绪帝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8月8日，该报出至第69期后停刊。8月17日，汪康年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出版第一期。
3.《知新报》
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康有为、何穗田主办。梁启超曾亲往拟订编辑体例和筹划出版事宜。总理何穗田、康广仁；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刘祯麟、王觉任、陈继伊。翻译有英文周民生、葡文宋次生、德文沙士、法文罗渣、日文唐振起（30期后为康有为之女康同薇）等。
在筹办期间，梁启超撰写《叙例》，并初拟报名为《广时务报》，含二义：一谓推广之义；二谓广东之《时务报》。说明该报的创办，受到上海《时务报》直接影响。后因《广时务报》这个名称已为新加坡报商捷足先登，正式出版时乃更名为《知新报》。发刊辞《知新报缘起》公布办报宗旨为：“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
设有论说、上谕恭录、京外近事、各国情况、农事、工事、商事、矿事、路透电言、西著摘译、东方商埠述要等栏目。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第20期起改为旬刊，1900年2月14日第112期起改为半月刊。1901年1月20日出至第133期后自动停刊。
该报利用澳门这一特殊条件，多载《时务报》“所不敢言”的京师各省近事，言论上比较大胆开放。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该报自10月25日第69期起取消《上谕恭录》一栏，并连续刊登《北京要事汇闻》，成为最早揭露政变性质及内幕的中文报刊。自12月4日出版的第73期刊载《论中国政变并无过激》的长篇论说，是戊戌政变后，国内敢于公开站在维新派立场上指斥后党搞反动政变并与之坚决斗争的唯一中文刊物。
4.《国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