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同样也十分注重医生的医学伦理道德，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以誓词形式来要求和规范为医者。在《希波克拉底誓词》中强调，要以纯洁与神圣之精神，尽自己的能力与判断力为病家谋利益，并且要时刻检束自己的行为，不给病人造成伤害。显然，在早期的医学伦理方面，中西方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具体的道德要求也各有侧重，特别是西方很早就出现以戒律的规范形式来对人们的行为予以约束，为以后的制度化、律法化奠定了基础。在生命、疾病、健康等观念上，中西方文化上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生命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生与死视为一体，经常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提出“未知生，焉知死”的疑问，把死亡问题悬置起来，但对生死实际上仍然有深刻的思考。儒家强调重生、乐生，热爱生命与生活，但在生死与仁义道德的选择上，又突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及生命价值。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重视生命这一点上比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将保存生命看成第一要义，而且还创立了养生理论与方法，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在生死关系上，道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出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一体、善生善死的思想，认为生死乃是天地自然的安排，人只要顺应自然即可，重要的是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
在西方，古希腊早期的生命观把灵与肉作出区分，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皆贬低人的肉体而崇尚人的精神与理念，为后世的形神二元论奠定了基础。在死亡观念上基本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死亡并非是坏事，死亡只是肉体的消亡，灵魂、精神才是不灭的，死亡可以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得到升华。晚期的代表人物塞涅卡（L．A．Seneca）对死亡也有很精辟的见解，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认清死亡可以使人们承受生活的痛苦，对生命的评价不是以生命的长短来度量，而是以人的行为的高尚与否为标准，因此人应该过道德高尚的生活。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的生命观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至今依然如此。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是按照神的面貌、形态及意志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的生与死不是由人自身所能掌握，应该按神的旨意来办。人一出生便带有原罪，故人的一生是赎罪的过程，是必须承受苦难的一生。这种观点始终带有悲剧色彩，一直延续到当代，为欧洲一些思想家所承继。
在疾病、健康观念上，中国医学自古以来便对疾病有充分的认识与阐述。中医理论认为，疾病主要表现为人的阴阳、身心和体内外的失衡。疾病有其原因，如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而所谓健康，并不像现代西方对健康有明确的定义：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完好。只是从疾病的反义来映衬，健康就是人的机体内在的平衡，以及与外在环境的和谐，是身心的安宁与愉悦。
在西方，对疾病与健康有明确的概念与定义，似乎也是伴随科学的兴起才出现的。在古希腊以及基督教产生之时，疾病与健康的概念也是模糊的。近代以降，受科学理念与方法的影响，以及科学因素日渐渗透入医学之中，医学运用科学的还原、分析方法，试图寻找出疾病的致病病源，并把疾病视为病菌、病毒等侵入所导致的体征和出现的症状。健康则被看作与疾病相对立的另一端生命状态，健康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疾病。在疾病与健康两端的中间阶段，如果没有疾病体征但自觉身心不适，就是人们目前普遍认为的“第三态”、“亚健康”、“次健康”状态。
这里我们只是就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与生命伦理相关的某些观念作一个简略的比较与陈述，作这样的比较与陈述主要是想表明，虽然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文化的首创并引入了中国，故而在目前的中国，绝大多数关于生命伦理的解说都是舶来品，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历来不存在生命伦理的思想与观念。相反，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挖掘，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相关的思想内容，并且其中不乏珍贵的优秀的思想观念。而从西方传统文化观念来看，在某些方面如身心二元思想、基督教文化的生死观念，在一开始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大相径庭。然而，也毋须否认，在各自传统的医学上，在医学伦理观念上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在谈及中西方文化背景时，可能要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从文化的深层去作一些探究，注意传统文化观念对当今人们普遍的观念与心理有怎样的影响，又有什么异同。例如，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我国老百姓中有一些人，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甚理解，更多的是从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出发，盲目生育；而西方则有不少人是从基督生命观出发，视胎儿为神圣的生命，或以现代生育自主权为理由，反对堕胎和生育控制。安乐死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的赞成者大多数是从恻隐之心出发，希望以安乐死来解除患者的痛苦与苦难，而西方的赞成者，除了强调个人自主的因素外，相当一部分人骨子里还潜隐着“畏壮侮老”的传统观念，反映出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歧视倾向。难怪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JohnA．Rowls）要特别强调，当代的伦理与法律必须十分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关怀。另一方面，我们在作中西方文化比较时，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近现代以来人类文化的重大变革与影响。特别是在西方，伴随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商品、资本市场的经济趋于成熟，而且还促进了宗教、哲学的重大变革。因此，谈到文化与生命伦理的关系，既要注意哲学、宗教的因素，更应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作为当代主流文化对伦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代的科技文化与市场经济关系十分紧密，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已经不是纯粹地探求自然界的本质规律，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科学技术领域，生命科学、医学、生物技术都是如此，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医疗事业上，医院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医疗机构：福利性的还是赢利性的？医患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消费与被消费？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卫生资源分配的捉襟见肘，卫生决策部门与医院管理者们头痛不已。在人工生殖技术、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上，各国政府以及私人资本之所以趋之若鹜，慷慨解囊，纷纷投资，给以支持和扶助，不仅有争夺科技领先的意图，更多的是看重其巨大的经济收益与回报。诱人的高额经济利益是无比强大的力量，它的渗入很可能会使医学生物技术的伦理价值发生畸变，而失却人文关怀的道义方向。
众所周知，医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既有科学的手段，又有人文的关怀。然而，随着高新科技的日益介入，医学科技化倾向也日甚，而人文关怀却日渐丧失。同时，人们对自身的健康、安全也日益关注，自主权利的观念日益增强。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与分歧，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今日医患关系的日渐疏远与隔膜，甚至出现紧张与对立的局面。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探讨生命伦理学时，文化的背景、文化思潮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很多时候，在讨论具体的事例时，不仅要考虑到既定的伦理原则、准则，还要思考此事件的当下环境与百姓的普遍心态，这些心态则是由深厚的文化所影响甚至决定的。同样，对许多重大的伦理难题的研究，更应该提升到哲学文化的层面，从终极的价值意义上去进行思考，以便对争执不休、相互冲突的见解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或协调，并在共同认可的基点上对伦理观念和准则作出必要的调整。
5．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前景
1998年10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主要议题是探讨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可能。在会上，倡导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人所持的基调是，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特别是将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原则推而广之，其中“人本主义”“基本人权”的观念被作为整个生命伦理学大厦的基石。然而，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数百名代表，在整个会议期间于大大小小的不同场所却表达了异彩纷呈的见解与反响，不仅议论所及之范围极广，而且还传递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信息，其中的一些见解是大相径庭的。在存在不存在普世的生命伦理原理、原则，以及全球生命伦理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上，一般持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坚持民族或地域的传统文化价值，以此来取代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奢望。日本代表在这方面有强烈的意向，大会主席、日本大学的坂本百大教授就认为，要用亚洲精神来代替“人本主义”和“人权”等观念，建立起“地区生命伦理学”。
第二种态度是超越全球生命伦理学。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H．T．Engellarolt）认为，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人们作出的道德评价总是存在深刻的持久的争论，因此企图依靠理性支撑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实质性的具体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了“超越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观点，寓意是既要承认道德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又不否定已有的原则，但要使之虚化，以便容纳、充实更多的道德内容。
第三种态度是提倡兼收并蓄、交流互动的体系与机制。这就是说，既不排除多元化的道德内容，也不摈弃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相反，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全球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关注情感价值的必要性基础上，更应该加强全球各类各层次社会文化价值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进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断审视和推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这次关于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讨论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正是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建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讨论在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的反响与呼应，也可以说是意图建立普世伦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一种呼声与反应预示着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趋向。毫无疑问，建立全球伦理、普世伦理的设想是根植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经济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日盛，交通、信息的便利，既有利于各个国家、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又引发出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宗教、文化价值上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反映在伦理上便是人类的道德危机感。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向，意味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牵扯，命运攸关，人类又不可能走回头路，再回到画地为牢、闭关自守、不相往来的昔日。人类要继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全球秩序，而新的全球秩序的前提便是具备起码的全球伦理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显然，这样的必要性为探讨“普世伦理”提供了可能性。
返观生命伦理学也是如此，在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当今的人类普遍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问题，从人工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基因组研究到老龄化、临终关怀、安乐死；从医患关系、器官移植到护理伦理、心理健康；从人口控制、医药卫生管理与政策到人权观念、生态伦理，不一而足。这种种问题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人类怎样更好地生存、生活与发展为纽带，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与信仰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进行探讨与交流。美国学者图尔明曾说过，是医学挽救了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同样可以说，如同经济伦理学一样，生命伦理学也为全球伦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点，甚至可以说，生命伦理学的走向全球化比之经济伦理学更为根本，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就此意义而言，生命伦理学是整个人类伦理学的最基础的层面。生命伦理学的定义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是探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各种人际关系及活动的伦理问题；广义的理解则是与人类乃至旁涉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维持生存的生命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这并不是说生命伦理学可以取代其他的伦理学分支，而是说，对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理念的思考与研究往往是带有终极性的，任何的伦理思考都会与之相关，都会直接间接地追溯到这些原理与理念上。我们认为，这正是生命伦理学极富挑战性的发展前景。
生命伦理学的另一发展趋向，是它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因此，除了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外，还必须就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具体行为与事件作出伦理评价与规范引导。这不仅指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所导致的伦理之争，而且还指日常发生在医疗实践活动和人体实验，以及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中层出不穷的具体事件与行为。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案例的讨论、分析与积累，去作出伦理评价，调整不合时宜的原有准则，制订新的条例，提出新的观念与见解。然后，到一定的阶段，再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总结，进一步丰富和推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总之，理论研究与实际的应对两者应该是互动、互补，而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
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我们并不拒绝或排除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良好愿望，但一方面这还需要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参与与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别是认识到中国自身的深厚文化中的精华，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既不盲从或无条件地贩运西方既有的伦理原则、观念，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无视人家的长处与优点；既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社会心态出发，又要高度重视历史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及其潜在的影响。唯有将历史、现实、未来，将本土与国际等因素充分咀嚼，了然于心，才有可能提出我们自己的卓然见识，才有可能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推进作出有效、有益的实质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