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县事例较多。在歙县，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知县邹大绩要求宗族实行乡约。据汪道昆（1525—1593年）记载，歙县商人吴荣让“尝会诸贾人举蓝田乡约”，他还热心宗族建设，立宗祠，置族田，举家训，设义塾、义仓。歙县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还由“祝令君举行乡约”，吴文林（嘉靖己丑生，享年六十七岁）被“闾里诸孝廉、茂才、三老”推为约首。又据李维桢（1547—1626年）讲，歙县商人许柏经商致富后归里，被“郡大夫署为乡约正”。
前引安徽休宁康熙县志接着说，在隆庆元年（1567年）“于建初寺一再行之，未几懈涣。至万历己卯，吉水曾调令我邑，始申饬举行，隅都立约所者寖盛。己丑德兴祝令嗣之，每月朔宣谕后特书善恶二簿，以昭劝戒。迨法久渐玩，习为具文。甲辰关中李令力为振起，以休西南境节江浙，盗贼靡常，遂议捍卫法，合乡约保甲并行之，申以六谕，附以律章，约以十三条，终以劝罚，纲目明备，风示境内，嗣后复请乡绅主盟”。我们看到休宁的乡约屡兴屡废，万历时期是推行乡约的主要时期。其中，万历七年（1579年）曾县令举行乡约，吴子玉《刻休宁乡约序》？保存下来。休宁人胡子仁在家乡就实行过乡约，据汪道昆记载：“少卿始举贤良，辄白县令就当路置乡约所，岁时读法修睦以为常，久之无所争。”婺源县，万历五年（1577年）赵石梁任婺源令，“举行乡约，壹以身率之，朔望集紫阳书院与士大夫讨论孔孟遗言，己读法为？？汪道昆《：太函集》卷56《胡少卿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117册第666页。
士庶规”。保留至今的一些乡约资料也是当时实行乡约的证明，如婺源人余懋衡于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编著《沱川余氏乡约》三卷。
此外，祁门陈氏于隆庆六年（1572年）刊行《文堂乡约家法》。
南京统府十四、直隶州四，以上资料涉及九府一州，占半数以上。
（3）山东
济南府实行乡约事例较多。分别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和万历十九年刊刻的德州《平原县志》、滨州《蒲台县志》均有专门记载“乡约”的部分，前者说“本县分居民为一百五十五约”，后者言乡约有“一百二十处”。？？这两个县都属于济南府。该府武定州乐陵县也实行过乡约，同府人邢侗（万历二年进士，1551—1612年）写有《乐陵乡约序》，是为明证。
泰安府东阿县也有乡约的事例。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朱应毂任东阿知县，“颁太祖六谕，里社起乡约”。
（4）山西
嘉靖十三年（1534年）吕柟的学生余光（字晦之）巡按山西运城，仿照吕柟的解州乡约在书院蒙养馆立乡约亭。万历时山西。吕坤（1536—1618年）万历二年（1574年）为潞安府襄垣县地方官，其行政受到当地百姓拥护，百姓为之建生祠纪念，吕坤将祠改为乡约所。他又于万历二十至二十二年（1592—1594年）巡抚山西，实行乡约保甲以善风俗、以防奸盗，并将之命名为“乡甲约”，成书五卷，篇幅可观。他在卷一首先阐明了教化以乡约保甲为一体的主张和乡甲约的组织形式，他说乡约保甲：“兹二法者，累朝之所申明，庙堂之所建白，不啻再三矣”，但贯彻不力。认为：“寓教养于乡约保甲之中，则词讼自息，差粮自完，簿书不期省而自省矣。但劝善惩恶法本相因，而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例，谓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于是“议将乡约保甲总为一条编在城在镇以百家为率，孤庄村落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一人，约副一人，选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统一约之人，约讲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充之，以办一约之事，十家内选九家所推者一人为甲长，每一家又以前后左右所居者为四邻”，互相劝善惩恶。卷二为会规，是全书的主体，卷三是和处事情，卷四为纪善内容，卷五为纪恶内容，规定具体而详细。《乡甲约》收入吕坤的《实政录》于万历二十六年刊刻，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从《实政录》卷三《查理乡甲》来看，吕坤的乡甲约在山西有一定的实行。
万历时吴仁度巡抚山西，为革除陋俗，要求：“凡家有逆子傲弟及斁伦伤化之人，必报于乡约，显书于簿籍，俟其改弦更张，如果长恶不悛，则呈之官司，大彰诛讨，以为戒首，家有孝子顺弟及砥躬励行之人，毋隐其名，而必报于约，毋没其善，而悉书于簿，观其末路，如果缮修不倦，则闻之官司，大彰阐扬，以为劝首。”可见当地已经存在乡约。
（5）河南
开州在嘉靖时有乡绅实行过乡约。地方志记载了致仕官王崇庆嘉靖十一年（1532年）所行乡约：“岁壬辰冬十月辛亥之望，王崇庆率里人凡百五十人格于郡庙，矢于众曰：‘呜呼！凡我里中父老豪杰，敢有背圣训，爽誓约，是谓效乱民；敢有沉酗于酒，竞斗于讼，陷身于奸慝，是谓效凶民；敢有略婚丧，攘鸡豚，纵男妇肆毁詈侮善良，是谓效顽民。惟兹诸恶，士农有一身业必败，工商有一于身家必亡。约长或纠而不改，则理于官，其或能善，则众共奖之。呜呼！凡我有邻既誓之后，言归于好，所有条约其审行之。乡约以皇祖《教民榜文》为主。”？该乡约有一百五十人的规模，在郡庙宣誓遵守乡约，乡约以《教民榜文》为主，旨在移风易俗使人为良善之民。
地方官也在推行乡约。张良知是著名学者吕柟的学生，张良知在开封府许州知州任上，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创建许州乡约。他建立乡约所，在诸生中选“同学致政敦德者一员为约正，以帅约士；闲礼者二员为约副，以掌约仪；才识公正者一员为约史，以监约事；乡闾耆民六行克敦者三十人为耆老，免其杂泛差徭，以见优崇之意；仍举生员年长熟于礼仪者八人为礼生；年少生员十人者肄诗歌焉。每月朔望赴乡约所，听约正副宣圣训拜示。以四礼条式举善纠过，又申之告成，明之宪章，凡入约人家冠婚丧祭悉自约所举行”。乡约所之讲学堂北为亭，以奉《教民榜文》，另置有圣训亭，刊圣训于石。该约一道德、同风俗的教化特点突出，要求“入约人家冠婚丧祭悉自约所举行”，可以视为《家礼》思想进一步深入基层社会。万历修开封府《原武县志上》记载乡约所位于县城四门外的四个寺庙，“其余十八处，俱在各地方庙寺内”。原武县的乡约所计有二十二个，是地方官推行乡约的证明。同府万历《项城县志》七《纪事志》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四月“，知县率师生耆老举行乡约于大吉寺”？。
万历修彰德府《磁州志二》说当地乡约会所：“旧无，嘉靖四十三年，知州栗永爵偕同州判蔡蒙创建，在城。”“每铺乡约会所二处，以公馆寺庙为之。”嘉靖末年这里设立了乡约会所，每铺两所，相当普及。
汝宁府地方官也实行过乡约。史桂芳，于隆庆初任汝宁知府，将“圣谕六言演为声歌，使木铎警于途，朔望会公所，举行乡约”，所作《题汝南乡约册》今存。
（6）陕西
与蓝田同属西安府的三原县，作为西北地区的县，在明代出了不少文人，引人注目。王承裕（1465—？），字天宇，号平川山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嘉靖八年（1529年）致仕。据马理记载：“先生自始学好礼，终身由之，故教人以礼为先。凡弟子家有冠婚丧祭之事，必令率礼而行。又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诸书，俾乡人由之。”嘉靖时期陕西在全省推行乡约。莫如忠，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其在陕西任按察使时，颁布《谕所属各府州县人民檄》，内含乡约议、里社议、社饮读律议、义仓议，并附《大明集礼》中的士庶冠礼、庶人婚仪、丧仪、品官家庙、祠堂制度之文，还说：“以朱文公《家礼》及我朝丘文庄公《家礼仪节》行之以为齐民倡，文公《家礼》昈昭然，闾里童孺之所日诵说而晓其义，丘文庄《家礼仪节》一编士大夫家多有之，不具列。”旨在推行教化。《乡约议》指出：“今国家一新令典，议下诸省，欲行保甲之法。”《义仓议》又说：“近奉朝议行义仓之制。”可见，陕西在推行嘉靖八年义仓令时，接到中央在各省议行保甲的指示，于是付诸实践。嘉靖八年义仓令实际上包含了保甲乡约，加上陕西是宋儒张载、吕氏兄弟的故乡，因此莫如忠认为乡约之善最宜于关中，“行保甲之法而无乡约以连属其间，未有能率者”。于是仿《吕氏乡约》之意，为保甲之法。具体内容是：“大率以十家为甲，甲有长，百家为保，保有正有副。保正一人，就百家之内择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之，保副二人次之，甲长十人又次之，以此三者代约正、约副、约中之名，另外用直月二人于每保甲九名内轮序为之，周而复始。每月两会，或于朔望，或各从便，以定二日为常，而附以读法之仪，别以书善记过之籍如后图开载云云，此乡约中寓保甲之规可行者也。”时人评价他的政绩：“为立社仓、申保甲、订乡约，而秦益治。”万历初年陕西督抚石茂华、侯东莱为治理庄浪土人要求“立乡约建社学”等事，得到了兵部的同意。
（7）四川
营山县在嘉靖到万历时期，不断实行乡约。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该县奉分守川北道王乔龄指示，编乡义、乡直、乡勇以次统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奉提学道胡直指示举行乡约，定约正、约副等名。至隆庆五年（1571年），知县王廷稷“议将保甲、乡约合而一之，每令先乡约次演武，乡约中约正、约副、约巡、约赞、约警、约讲、约东诸人，即以保甲中乡义、乡直、乡勇诸人充之，名虽二而实则一。庶讦奸弭盗之法，善俗安民之方，得以相资为用，而可责其成效也”。其乡约的具体内容有列职司、设处所、定日期、序仪节、纪善恶五项。据说当地“自万历以来保甲、乡约统一举行，民知劝戒，颇端趋向”。
在川南道，嘉靖时地方官“申乡约，严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内地者，人咸称便”。
（8）江西
正德时王阳明在吉安府的庐陵以及南安、赣州二府尝试乡约，嘉靖以后江西的乡约，盛行于吉安府，首先兴起得自于本地学者的努力。泰和罗钦顺（1465—1547年）嘉靖六年（1527年）致仕，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反对王阳明以心学立教。他热心乡族建设，完善了本族的大小宗祠，又与本乡士大夫实行乡约。他在《云亭乡约序》说：“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乡大夫士会于龙福寺中者，凡十有七人，议乡约也。众志素协议，即时以成。夫礼之当由人莫不知，然或为习俗所夺，有不能无悖于礼者。见者闻者既皆以为非，是亦何惮而不改耶。此无他，莫或为之倡焉耳。夫习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让之兴，鲜不自一人一家始。乡约之议，其诸大学之所谓机也。一人倡之，众人辄从而和之；一家行之，一乡辄从而效之，俗之变而归于厚也。”可见，嘉靖十年（1531年）的这一乡约，范围在云亭一乡，罗钦顺等士大夫为改变乡里习俗，决定从家族做起，倡行一乡。明人高度评价罗钦顺的乡族建设说：“家规同柳氏之严，乡约法蓝田之备，深造独得。”泰和县在嘉靖万历时期一直不断有乡约的实践活动。泰和人胡直（1517—1585年），字正甫，号庐山，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曾从欧阳德、罗洪先学，以王守仁为宗，卒于万历十三年。胡直本人重视乡约，致仕后“会乡寇夜獗，先生属乡耆订乡约以行。于楚蜀者增润为册，请于有司行之。岁为社祭二事，会五要以成人才，厚风俗弭盗贼为务”。胡直既委托“乡耆”制订乡约，又将自己在四川、湖北实行乡约的文件加以总结，请求官府推行乡约，显示出乡绅同地域社会和官府的关系。他的笔下还记载了其生活时代的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泰和实行乡约的一些情况：
《萧子峰处士墓志铭》说：
先是邑令祝大夫暨令唐大夫廉公笃行为乡里推服，相继署乡约长。公曰：此古三老职也，敢不尽心。而乡人前已信从，自是争讼为衰。泰和两任县令推行乡约，泰和凤冈的处士萧子峰均为乡约长。
《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记载：
丙辰公既解水部归，割己业均诸从子，卷卷睦宗辑谱，改建宗祠，改厝先宗祧及其长兄，上逮曾祖、显祖凡四垄。其为贫族举火者几，为侄孙、从孙举聘者几。期而后倡行乡约，近耋尤力。盖公力艰拯危，维风变俗。张玉屏曾经从邹守益、罗洪先学，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致仕后热心宗族建设和推行乡约。
《亡友月塘曾君墓志铭》说：
君讳于乾，字思健，先世居邑文溪，徙月冈尝谓古道不复，卷卷（当为“惓惓”）以正风俗成人材自任。从臾、从叔松山封君、双溪少参二公申订罗文庄公《云亭乡约》，乡人遵行数十年。以故云亭视他俗稍美，群从有文者，乡有识者，莫不师事，过失不愿闻。君及门凡百余徒，多不远千里来。月塘曾于乾在乡推行罗钦顺《云亭乡约》，乡人数十年实行不辍。胡直以后的泰和继续实行乡约，他的学生郭子章（1542—1618年），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记载张应泰（字大来，号东山，万历二十年进士）万历年间在泰和任知县六年期间：“行乡约，与父老叮咛，举不遗葑菲，惩不贳强御。至桀奴悍婢凌轹主人者，尽绳以三尺。”张知县讲乡约，康祥卿曾为约长。
以上泰和实行乡约的事例告诉我们，嘉靖至万历时期当地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存在着“争讼”、“桀奴悍婢凌轹主人”等现象，乡约的实行是为了移风易俗。泰和的乡约，既有乡绅自发组织，也有地方官府的推行，而且双方互相依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
不过乡约在吉安的盛行更得力于王门学者的实践。光绪《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风土》节录邓元锡《方域志》说：“正嘉之际，新建伯王守仁倡明理学，一时游其门者数十余人，王氏之学独传于吉安，至今为盛。”吉安府乡约的流行与王门学者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在本族行乡约者有安福人邹守益（1491—1526年），他说：“益始见阳明先师以乡约和南赣之民，归而慕之，以约于族，于邻亦肃肃然和也。顾无官法督之，故不能普且久，心恒疚焉。”邹守益在本族尝试了乡约，其《立里社乡厉及乡约》反映了他的乡约实践：“谨以告于宗族乡闾，于庙前修理里社之坛，春秋二社敬行祈报，以安其神；于水口立乡厉之坛，清明、中元仿俗致祭，以安其鬼。祭毕会饮读誓文，参以牌谕乡约，章善纠恶，以安其人。”是以王阳明的“牌谕乡约”为核心的。
事实上吉安乡约的盛行，确如邹守益所言，是以“官法督之”，而以县规模展开的。长洲人陆粲（1494—1551年，嘉靖五年进士）嘉靖十二至十五年（1533—1536年）任永新知县，在征求当地士大夫意见后，立乡约、演圣谕，内容是：“凡为孝顺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训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为之目十有四。”是以宣讲圣谕六言为核心的乡约，旨在追求“长治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