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将明代社制与《吕氏乡约》结合的乡约事例。乡约的具体规定保留在志书所收的《乡约遗法》里，其中还谈到：“又每社仿立保甲法，互相纠察，不容窝藏生面之人。”陈宣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措施全面而严密。另一文件《劝惩标目》记载了具体的善恶条款。为了移风易俗，还将“冠婚丧祭，教人一以文公《家礼》行之”。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郑启范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任知县后，“损益《吕氏乡约》，设长正颁行科条，使知趋避焉。为社学随学建社仓，聚谷赈饥，以约长正司焉。”乡约与社学、社仓有机结合。安徽庐江府六安，正德间李希说任知县举行乡约。正德十二年（1517年）马卿（字敬臣，号柳泉）任山西提学，“教诲生徒讲《大学》、《中庸》，再令行乡约”。这些不同时间和地区实行乡约的事例表明，实行乡约在基层社会成为一种实践活动并渐成趋势。
特别是著名学者、官员王阳明在南赣的乡约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明朝实行乡约。早在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时，便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他针对当地健讼之风，于是“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还“立保甲以弭盗”。采取的是依靠老人与民相“约”的形式维持乡里社会秩序，《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中两次出现“今与吾民约”进行劝谕的用语，最后谕告父老子弟：“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各安尔室家，保尔产业，务为良善，使人爱乐，勿作凶顽，下取怨恶于乡里，上招刑戮于有司。”这里王阳明已经采用洪武《教民榜文》乡治教化措施并结合保甲制度和乡约的思想。南赣，即江西南安、赣州二府的简称，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巡抚南赣，鉴于当地民众反乱频繁，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现实，首先实行十家牌法。即“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此法旨在止息盗贼，为了遇警统帅各甲对付，又在乡村“合立保长督领”，实际上形成保甲制。王阳明为了更有效地管理社区秩序，还兼行教化。他要求各县“务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体貌，特示优崇，使之分投巡防劝谕。或有素习顽梗之区，亦可间行乡约”。这种“年高有德”者，类似明初强调的里老。
继十家牌法之后，王阳明又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推行乡约制。他制定的《南赣乡约》篇首指出：“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长兄，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这段揭明主旨的话，综合了圣谕六言和吕氏乡约四条的内容。《南赣乡约》共计十五条，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增加了仪式的亲近感融洽气氛，更便于人们接受而使乡约得以推行。
王阳明还在正德十三年推行了社学。为了兴举社学，由官府支给选择的教读薪米，礼貌优待；颁行社学教条。社学、老人、乡约、保甲相结合，是王阳明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措施，这在明中期的地方行政实践中取得成功。由于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王学学派的影响，王门学人在各地的讲学与从政，使得其乡约、保甲制度流传各地，对明代中后期的基层社会影响深远。
王阳明乡约法出现不久即有人尝试。正德十五年（1520年）顾应祥（字惟贤）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时，就曾“颁王氏乡约”。
正德末年还有实行乡约的事例。如广东提学副使魏校以社推行乡约，魏校在兴社学以正风俗的《谕民文》中，有“化愚顽以息盗贼”一条，指出对悔过自新者“与尔立社定乡约”，又要求东莞县“立社以行乡约”。万历《上海县志》五《社学》记载：“知县郑洛书以无敕额庵院为之，凡九十六所，讲行乡约”。
嘉靖以后乡约的发展
一嘉靖初年地方上的乡约活动
嘉靖初年地方上继续有乡约的实践活动。前面提到山西潞安仇氏从正德五年（1510年）起实行借鉴《吕氏乡约》并与宗族建设结合的乡约制度。嘉靖初年，学以穷理实践为主的著名程朱学者吕柟（1479—1542年）参照潞安仇氏乡约，在山西解州州判任上推行乡约。吕柟《乡约集成序》记载：
予往年谪解时，过潞州东火村，见仇时茂率乡人举行《蓝田吕氏乡约》，甚爱之。至解州选州之良民善众百余人仿行于解梁书院，而请扆、王二上舍主之，方恨其无定规也，而时茂以其所行《乡约条件》一书见寄，且请校编。于是遂并旧抄略于《会典》中诸礼参附之，而其繁冗，以附仇氏，凡十四篇。若修身、齐家之旨，化民成俗之道，则先提学周秋斋先生序之篇端矣。
吕柟为推广乡约，在仇氏《乡约条件》基础上吸收《大明会典》礼制规定，编成《乡约集成》，实现修身齐家、化民成俗的政治理想。吕柟嘉靖四年（1525年）在任上所推行教化的内容是：“酌取蓝田吕氏之规以行乡约，刊订《朱子家礼》以正习俗，儒生学子群至受业。”《明史·儒林传》说：明中后期，“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吕氏门人余光在山西运城、张良知于河南许州分别推行乡约，使我们看到了北方实行乡约的一个传承系统。
今人每谓明代与社仓等结合的乡约出现于嘉靖八年大规模推行乡约以后，实际上此前已有类似的活动。我发现嘉靖五年（1526年）江南地区曾有过较大规模的推行乡约活动。目前掌握的事例有两个：其一是苏州府长洲县，据《长洲县九都二十图里社碑》记载：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钦总理粮储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督察院右都御史陈仰本县遵照洪武礼制，每里建立里社场一所。就查本处闻寺之必劳民伤财，仍该当年里长。自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二祀，出办（缺九字）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务在诚敬丰洁，用报，祭毕，行会强弱之词成理而退。仍于本里内推选有龄德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约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患，以既。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调童蒙，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是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时告，五谷丰而赋税自充，礼兴行，风俗淳美，而词讼于催科何劳于厅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虑乎。此敦本尚贤之政，良有司者自当（缺六字）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立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文册，各令以查考，实举之有迟速，行之有勤堕，有司文贤否焉，定行分别劝惩，决不示除遵奉外，今将备蒙案内事理刻石，立于社，以为遵守施行。
大明嘉靖五年二月日立长洲县立石约正：袁、范、汪约副：何福、叶年，葛振、朱会其二为徽州府歙县推行乡约，《建立社坛示碑》记载：
直隶徽州府歙县孟，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抄蒙巡差总理粮储兼巡按应天等处地方、督察院右都御史陈案验，备仰县遵照洪武礼制，每里建立里社坛场一所，就查本处淫祠寺观毁改为之，不必劳民伤财，仍行令各乡图遵行。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二社，出力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行五献。设礼生冠带几人，务在诚敬，丰洁用，谦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礼而退。仍于本里内推选年高衿式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兼优者二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阳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兴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简，何待于催科，何劳于听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虑乎！此敦本尚实之政，良由此（当为“有司”）者自当加意举行，不劳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立过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文册，各令径自申报，以凭查核。其兴之有迟速，行之有勤堕，而有司之贤否于此见焉。定于分别劝惩，决不虚示。等因。奉此除遵奉外，今将备蒙案验内事理刻石，立于本社，以为遵守施行。
大明嘉靖五年四月日歙县知县孟镇，县丞刘逊，主簿梁永昌，典史沈云，耆旧江乾助、江思绍、江廷珍、江璀、江璨、程克文等立。这两篇文字的内容除个别字句外，基本相同。均是地方上执行巡抚的指示，据《明史·职官二·督察院附总督巡抚》说，明设“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一员”，遣都御史担任。其所辖当是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地区的南直隶。从徽州府和苏州府所立碑文共同的格式来看，当时南直隶地区普遍执行了巡抚的政令。
嘉靖五年这次南直隶推行的乡约是“遵照洪武礼制”的广义乡约，即在里社基础上，并结合实行社学、社仓，形成综合性的乡里社会制度。这个在里社制度基础上推行乡约的事例，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从碑文结尾处的内容看，两个事例都是由县政府和乡约所立。不过长洲署了约正、约副，而歙县则是署耆旧。两通碑文都说是“立于本社”，说明当时普遍设立了乡约。各乡约按要求立碑宣示县里的乡约令，这样的碑文每社都有。这通碑也反映出当时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是词讼、逃赋与水旱、盗贼。社学与社仓的实行，旨在以教养结合，维护社会秩序。
嘉靖八年以前，已有地方官将宣讲圣谕六言与《吕氏乡约》结合设立乡约以移风易俗的典型事例。浙江萧山人黄怿在福建泉州府安溪县知县任上，于嘉靖六年（1527年）“申明圣谕及仿蓝田吕氏、古灵陈氏作乡约一篇，颁示居民”。其读约法，首读圣谕，次读《蓝田吕氏乡约》，次又读《古灵陈氏教词》，终读本县禁约。《圣谕六言》与《蓝田吕氏乡约》我们已多次提到，而《古灵陈氏教词》并不多见，录其内容如下：“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丧葬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该“教词”旨在加强家庭与社区的道德规范要求。至于“禁约”，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其内容是：“一禁火葬，二禁赌博，三禁教唆词讼，四禁投献田地，五禁男女混杂，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开炉冶，八禁盗宰耕牛，九禁伪造假银，十禁扮演杂剧，十一禁社保受状，十二禁教读乡谈，十三禁元宵观灯，十四禁端午竞渡。”以上“皆责之约正，用以督劝”。姚文炤为之作《乡约撮要序》，说黄怿：“又立为长、副、直月以董之，善有纪，恶有书，官则时考其成焉。”安溪地方官推行乡约是为了移风易俗和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此外，汀州府连城知县方进在嘉靖四年至六年间举行乡约。
以上的事例遍及南方、北方，而且规模比较大。
二明廷乡约令新考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朝廷在全国推行乡约。洪武之后再一次要求全国性宣讲圣谕六言，是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根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1474—1544年）的奏议作出的。以往对此的研究，根据的史料有两条，一条是《明世宗实录》卷九九嘉靖八年三月甲辰条：
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迩来各省岁饥，民且相食，皇上命虚郡国仓以赈之，犹不能足。所以然者，以备之不豫故也。备之之政，莫过于故之义仓。臣尝仿其遗意参校之，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下壤，百里就粮，旬日待毙，非政之善者。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荒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繁，亦无奔走道路之苦。乃是可寓保甲以弭盗，寓乡约以敦俗。一法立而三善具矣。下户部覆如其言。上曰：此备荒要务，其如议行。
另一条为万历《大明会典》卷二十《户部·读法》的记载：
嘉靖八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则告官，轻则罚米入义仓，以备赈济。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指出，这是以乡约推行六谕的事例，以王廷相的上奏为契机，形成了嘉靖八年的户部题准，根据王廷相如上所说，社仓、义仓、保甲、乡约的方法互相结合，推行于地方乡村。并推测社会捧读的《教民榜文》不是全文，而是指圣谕六言。不过我们依据这两条史料对该事的全貌与细节仍缺乏了解，比如明实录说行义仓“寓乡约以敦俗”，明会典记载会中“捧读圣祖《教民榜文》”，二者的关系并不清楚。我以为《明世宗实录》的记载说明王廷相的建议已经获准，《大明会典》的题准只是编纂者从“读法”的角度所选取的重要内容，不是“题准”的全部，应当根据王廷相的原奏认识“题准”的内容。非常幸运，笔者在以王廷相别号命名的《浚川奏议集》卷三，看到了王氏奏议的原文《乞行义仓疏》。该文篇幅很长，与实录的记载比较，可以看出实录的记载是高度浓缩，详细程度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