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有的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元代陈栎就比较突出。休宁人程敏政《定宇先生祠堂记》记载本县陈村陈氏族人彦威率族人在祖先故居“建祠其中，每岁正月二日合族人等奠献礼”。该族的陈栎主张：“以八月一日祭始祖鬲山府君，奉以配焉，盖于今三十年矣。”由程敏政生活的时代，推测该祠大约建于成化稍前，但陈氏祭始祖鬲山府君则是元人陈栎的主张。另一事例休宁兖山汪氏，在弘治元年（1488年）重建先祠成，“其中专奉越国公，高曾祖祢左右序列于上，诸旁亲之主左右序列于旁，限以重门，缭以周垣，凡神厨祭器库之类悉以如式”。程敏政向汪氏族人询问“立祠之义”，回答说：“窃闻吾乡之先有陈定宇氏，一时巨儒，其上世本唐鬲山府君之后，陈氏祠寔中祀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闻浙之浦江有义门郑氏累世同居，其先祠并祀伯叔群从男女之主，上之人尝旌其门，下其家范以风四方，吾之所以建祀旁亲者，用郑氏例也。其余一遵朱子《家礼》与国朝颁行之定式，并行而莫敢戾焉。”兖山汪氏祭祀始祖汪华是借鉴陈栎的主张以及陈氏祠堂的做法，可见陈栎的主张至少在休宁的影响是不小的。
三明代徽州宗祠祭祀始迁祖和统宗合族
徽州宗族祠堂祭祀始祖有不少的事例。在休宁，王氏始祖为唐尚书璧，下分县前市北、玉堂里等支，王氏建有大小宗祠。“合诸疏属”的大宗祠“构祠东郭门外，祀始祖而下，合大宗之子若孙，岁时祭、会食有常礼”。小宗祠“祀始迁玉堂祖，迄高祖而下，至父诚庵公，凡五世。帅小宗之子若孙，岁时正月旦、寒食拜祭有常礼，由是近属诸子若孙又知五世之宗矣。君子曰：祀始迁祖不忘本也，祀高祖而下厚所出也，祀止五世宗五世也”。该小宗祠建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是先建大宗祠后建小宗祠的事例，在徽州类似者不少，以至有人强调不要只顾远祖而遗忘近亲。说明祭祀始祖在徽州形成传统，并不是只有先建家祠再演变为宗祠一种祭祖变化形态。万历八年（1580年）修成的汪溪金氏大宗祠堂，规模宏伟，“堂六楹，高三丈，广倍之，扁曰：敦叙堂。翼下为廊，东西各三楹，前庑四楹，为棹楔，扁曰：昭祜，又曰：大宗祠。堂后两旁级而上，中为台，高寻丈。后为堂，广为正堂，奉初祖彦澄公像，台上崇阁五龛室，奉初祖、显祖九祖，扁曰著先楼，不忘本始也。缭以周垣”。这样的大宗祠反映了万历时期宗祠的发展。
婺源金村洪氏祖祠：“正寝以奠四代之时祭，典礼也；又为别祠以致一祖、二公之特祭，义起也。一祖经纶公以始迁也，以德也；二公良三、宜三公以起废也，以功也。中室一始祖也，祀以冬至；左右室二公先祖也，祀以清明礼也。又于祠堂萧墙之前为堂三间，左右两廊如堂之数，会宗族合食于斯，教子弟讲习于斯。”这是比较遵守礼制的事例，虽设立始祖牌位，但祭祀始祖在冬至进行。洪氏的始祖是唐人。婺源桃溪潘氏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祠堂，严嵩《潘氏祠堂记》记载：“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则标祀其有齿德官勋及文学科目者、貤封典者，各以昭穆而咸袝。”潘氏始祖也是唐人，严嵩就该祠发表议论：“古礼之不复久矣，昧者安陋，诎者限财，弗得者限制，故举世行者鲜。天子之卿秩视大国之公，潘氏之法固以得准古五庙之祭矣。
内而兼少宰司马之禄，外而合都宪岳伯郡牧之禄，宜为此无难焉。或者以谓服尽之祖远而不祭，有后之宗疏而不袝。先儒以为祀止高曾固也，然充类析义，疑有未尽。故程氏谓祭先之道，但可知者无远近多寡皆得祀。此溯流而源、推枝而干，所谓报本合萃之道也。”认为祭祀始祖符合宋儒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统宗祠。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所列宗祠中有婺源的萧江统宗祠，万历《祁门县志》卷四《人事志·宫室》所列宗祠中有汪氏统宗祠。另外，徽州“郡中则诸吴甲族，尤著溪南，或统祠或特祠各有当矣”。休宁南城金氏“合族有统宗祠”。统宗祠就是大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明代嘉靖时程氏篁墩世忠庙衰败，程辂设想建立统宗祠，他说：“篁墩我程氏根本地也，庙既不有，不可无祠，须近地择建，颜曰：统宗，而买田为世祀计。上祀始祖太守公，以忠壮公配，凡诸分迁之祖，袝诸两旁，子姓岁会而祭告焉。”？即通过祭祀始祖和分迁之祖统合分迁诸族。为了更具体地了解统宗祠，我们以明代徽州最为宏伟的休宁范氏统宗祠进行考察。文献记载该祠：
博村统宗祠，即范观察宗祠也。以合七族子姓，骏奔祭事，故名统宗。博村为范姓祖居，旧时各门分祭于寝室，未有祠，祠之议自中支孙正己公始，而力不逮。后人继其志，卜筑于南岸，子侄立尚义会，醵金鸠材，首建寝室九间，以中五间奉先灵，颜曰：孝思堂。东西廊坊为神厨、祭器库，前两庑为斋宿所。又倡率族众捐资建正堂，颜曰：彝伦攸叙。左立慈贞庙，右立止善斋，东西两廊各五间，又令子侄立正己会。前创门屋七间，扁曰：致敬。外树华表，以彰祠名。左右竖碑亭二所，将征名笔勒碑石记事，主之者西野公德芳，助之者辛塘公衍芳、枫敬公理芳、小山公联芳、继庵公孝芳、云庵公洪芳、乐静公泽芳，而协赞之者，则各房各族之英彦有同心焉。经始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重葺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而定龛次立木主与慈贞廊阁，仰德、述功二祠之制，皆于是年成。祠之堂申向，大门改庚向。其栋宇宏丽，晕飞云耸，郡中各巨姓各祠未有过之者。但墙垣广袤，瓦植鳞簇，稍一颓坏，修理维艰（如万历十二年大风，西廊坏，费银一百五十余两。万历十九年风，西廊再坏，并坏祠南正墙，费益倍），雀鼠风雨之虞，预为周悉，是在有孙贤裔加之意焉耳。
博村统宗祠，因合七族子姓，故名统宗。该祠有寝室、正堂及其附属设施，其建筑为明代徽州各巨姓宗祠之冠。尽管明代宗祠空前发展，成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主要形式，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地祭祖形式仍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我们以毕氏的祭祖祠庙为例，作一说明。该族族谱记载：
歙县长陔祠堂：在居东一里会胜长丰殿东，奠迁祖经公神主，合族时祭。
家祠：在居西，景泰年间毕子学建，奉五世祖以时祭之。
徽城上北街毕氏先茔祠：在河西中村弘治十四年毕文理等为首倡。
嘉田祠堂：在居左，成化间毕文汉弟侄同建。闵川祠堂：在乡坵南山墓祠：在居西南二里，毕廷美建。午峰墓祠：在居西百余步。
由此可知，歙县长陔“祠堂”实为宗祠，祭祀始迁祖，以合族，择地另建；“家祠”祭祀近亲五世祖，建于居西附近。而且是先有宗祠后建家祠。照此理解，嘉田、闵川（在休宁）的祠堂都应该是宗祠，闵川还有两所墓祠。而毕氏先茔祠建于弘治十四年，是为明中叶仍建祠于墓所的例证。所以我认为，支撑徽州宗祠发展的是民间深厚的各种祭祖与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
小结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的祭祖形式比较多元化。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已带有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特别是婺源大畈汪氏祠堂，大小宗祠堂俱备，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建祠的目的是合族。由于纪念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宋元时期宗族祭祖形式的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祭祖依附或与社祭结合，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三是祭祖依附或与名人祠庙结合，四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纪念性名人祠庙结合而逐渐分离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长足的发展。十分宝贵的是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万历《祁门县志》对徽州宗祠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的十五例祠堂中，既有宋元祠堂的沿袭，也有旧祠的重建，其余则多是明代兴建。这些新建祠堂多祭祀五代以上的远祖，甚至是得姓之祖，按照古代礼制应该是宗庙，而名称除庵、亭各一例外，其余十三例皆以堂或祠堂命名。祠堂的名与实不符，反映了建祠者对礼的理解，即祭祀远祖出于人之感情，命名则要符合礼制。嘉靖《徽州府志》比起弘治《徽州府志》对宫室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宗族祠堂的名称变为“宗祠”，而且宗祠占据了宫室内容的绝大部分，总计六县为二百零四例（有的宗祠下还有分祠，计九例。如将两项相加，一共是二百一十三例）。比起弘治《徽州府志》来，嘉靖志所载宗祠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一是修志者对宗祠的记载重视，各县均提供了有关宗祠的统计资料，特别是祁门县（弘治志缺载）不仅提供了宗祠数量，而且详载宗祠所在地，比另外五县做得认真。二是成化以来特别是嘉靖年间新建了众多的宗祠。徽州祖父以上的墓祠不太普遍，而择地另建的宗祠较为普及，宗祠是主祭始祖之祠，祠堂建筑则是依据朱熹《家礼》。万历《祁门县志》罗列四十二个宗祠（有的宗族还有分祠，计十四个，全部加起来为五十六个），比起嘉靖《徽州府志》中的二十九例祁门宗祠，增加了十三例，宗祠的设立更加普及。明朝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祁门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乃至全国宗祠发展的动力。“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徽州地方志对祀先之所的记载，由弘治时的祠堂变为嘉靖、万历时的宗祠，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凸显和宗族的制度化与组织化。
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宗祠作为明代徽州的文化景观，在全国引人注目。徽州宗祠在嘉靖十五年以后的发展以及宗祠的特点，可以歙县岩镇为例。依据清雍正时所修《岩镇志草》列出的“各族宗祠”分析，岩镇宗族在嘉靖十五年以前只有个别宗祠，此后兴建（少数是改建）了一批宗祠，祭祀始迁祖，这些始迁祖多追溯到唐宋时期。《岩镇志草》的作者佘华瑞面对岩镇宗祠事例，也分析了宗祠兴起的原因及其特点。他认为明代宗祠的兴起在于嘉靖皇帝采纳礼部尚书夏言建议，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和先祖造成的。由于规定“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宗族“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名之为“宗祠”，缘情宜义，起义合礼。他的看法与我们研究的结果符合。明代徽州的“宗祠”，强调的是“宗”，即以始迁祖为“宗”的宗族祠堂，不同于朱熹《家礼》设计的祭祀四代近祖的祠堂，也不同于以《家礼》祠堂之制为蓝图的家庙。
徽州宗族始祖宗祠的普遍性，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的示范和演变有关系。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元代陈栎就比较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统宗祠。统宗祠就是大宗祠，特别强调统合诸支族人，即通过祭祀始祖和分迁之祖统合分迁诸族。统宗祠的增加，说明了明代徽州宗族规模的扩大和组织化。尽管明代宗祠空前发展，成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主要形式，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地祭祖形式仍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支撑徽州宗祠发展的是民间深厚的各种祭祖与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