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报章的兴办与副刊的定位，并依托江浙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吸纳大量文士、名流，上海遂成为近代“通俗文化热”的发祥地，尤其是民国期间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或曰礼拜六）派”的大本营。其代表人物个个身手不凡，时名颇重，如人称“五虎将”之包天笑、周瘦鹃、“十八罗汉”之孙玉声、严独鹤等人，大都能写、能编、能译，还能改编剧本，电影、新剧、戏曲都曾争相上演。民国初年至“五四”以前，上海的文艺杂志、大报副刊、各种小报，几乎是鸳鸯蝴蝶派的一统天下。诸如周瘦鹃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十余年，严独鹤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长达三十余年，两人几乎成了上海两份最大报纸的代表人物，在报界及文化界影响极大。1930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新闻报》连载，一时轰动上海，老少妇孺皆知。为了赢利，编辑们临时登记注册了“三友书社”优先获得单行本《啼笑因缘》的版权，果然一路畅销，钵满盆盈。上海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号称全国四大书局）都出版过大量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和小说，此外还有许多中小型书店专出此类读物。“五四”之后新文学在上海兴起，鸳鸯蝴蝶派从此被视为文学史之“逆流”，备受轻视、蔑视和忽视，但因其始终盘根错节而能自成体系、自立门户，加以根基深厚，影响广泛，拥有庞大读者群和发表出版的园地，故而能相安共存，井水不犯河水。
作为公认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代表刊物，小说周刊《礼拜六》深受市民欢迎。据周瘦鹃回忆：“民初刊物不多，《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此处，看似信笔拈来的这一比喻，恰恰描摹出鸳鸯蝴蝶派或曰礼拜六派“通俗文士们”及其创作在当时的人缘之好，人气之旺，由此也可见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化与市民生活之间是何等的水乳交融，生息相通：一如沪上之日常点心，须臾不可或缺。再如周瘦鹃所编《紫兰花片》月刊，1922至1924年间刊行（1925年改版为《紫罗兰》杂志），有着英文“紫罗兰”（TheViolet）和中文“紫兰花片”的双语标题，其版本装帧极有情致：衣袋大小（64开），内容丰富，文章皆出周氏手笔，并以“周瘦鹃个人之小杂志”为题，广而告之。当时的报业繁盛与文士风雅，且将文化、商业、娱乐与日常生活融于一体的娱情氛围，亦可见一斑。
较之出版业的繁荣更令人惊喜的，则是广播电台的兴起，世界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所赐予上海的福音。1920年10月，美国匹兹堡市的私营KDKA广播电台开播，成为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正式广播的私营商业广播电台。1922年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开办广播，同年12月，美商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奥斯邦（E.G.Osborn）将一套无线广播电台发射机设备悄悄运抵上海，租用外滩广东路大来洋行的顶楼办公室秘密筹备，并与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大陆报》合作，于翌年初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新闻简报、音乐、演说和其他特别娱乐节目”。1923年1月间，《大陆报》在预告广播节目的同时，对此奇迹跟踪报道，宣称此举的宗旨，“为将上海带入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消息一经报道便引起轰动，“商人们一致认为，这一发明无论是从教育观点来说还是从娱乐观点来说都证明会带来不寻常的好处”。一时间各路祝贺纷至沓来，开洛电话材料供应公司远东分公司经理迪莱（RoyE.Delay）对此极表满意：
“它标志着中国在通讯进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我认为，中国人民将欢迎广播，因为它不仅证明是一种娱乐的源泉，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中国青年的手段——是科学贡献给世界的最新通讯手段。”1月23日晚，电台首播成功，租界内500多架接收机共同收听，“数百人聆听了时代的奇迹”。据时人记载：“一时上海居民耳目为之一新。声气所届，宁、杭、甬各地亦有购去私装者。”对于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在上海的诞生，孙中山也异常兴奋，《大陆报》1月27日就此作了报道，题为《南方领袖为此发明而欢欣——预言将有极大教育价值》：“孙逸仙博士为重新开始对为立宪事业的积极领导而离沪赴粤。昨临行前夕，他祝贺《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把广播引进中国，并对广播在各方面的成功以及大大有助于在中国传播光明表示极大的信心。孙逸仙博士说：余着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宣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收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为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
此后直至三四十年代，上海私营电台发展迅猛，最多时竟达百余家。由于电台拥挤，“电浪弄得干扰不堪，且有许多电台所播的节目完全仰合低级的趣味”，而“广播电台本来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工具”，这样一来“几乎是要变作破坏教育的一件东西了”，因此交通部在1933年初“决意实施整顿”。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时常借助电台向社会施加影响，进行组织、动员，开展宣传教化工作。1935年9月30日，《申报》刊布“市办广播电台今日起播音”的消息，并声明“所有教育节目，已定双十节开始，市教育局业于日前通令全市市立中小学各购置收音机一架，收听教育节目”。然而电台的所谓教育功能其实极为有限，除交通部（1935年3月）及市政府（1935年9月）所办电台之外，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是私有的，主要用于广告、娱乐以营利。从有案可查的“上海各广播电台播音节目时间表”（1934年2月）来看，内容涉猎极广，如时事新闻、股市行情、商品介绍、中西音乐、话剧、戏曲、电影介绍、国语或英语教授、儿童故事、法律、医学卫生等生活常识，学术、福音以及有关妇女、家庭、道德等社会问题的各类演讲等等。出于商业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或受其限制，电台的播音时间长短不一，有全天、半天甚至通宵的，而且常有节目在周六及周日休息停办（如交易行情类）。其中大多为节目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电台，也有较为专门的，例如专播西乐的“华美西人广播电台”，专为传教的“福音广播电台”，专放戏曲唱片的“华泰广播电台”、“新新公司广播电台”等。与此相关的便是汇集上海、辐射全国的中外唱片公司，如百代（Pathe）、胜利（Victor）、歌林（Columbia）、高亭（Odeon）、孔雀（Peacock）、蓓开（Beka）、开明（BrownSwicck）、得胜、大中华、长城等都发行过大量的戏曲和音乐唱片，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唱片产地。如同唱片公司等商家通过电台播音推销产品一样，更多公司开办电台苦心经营也为的是推广其无线电的销售业务。如美商开洛公司就曾在推销广告中宣称：“无线电话乃最高尚最雅致最经济的娱乐品。本公司现在增加播送时间……其余特别节目，如剧曲、演说等，亦已从事布置，务使全部节目尽使中西人士满意惬心而后已。然本公司之所以如此苦心经营、劳神伤财者，不过欲使惠顾诸君，加以赞许，源源采购，借答雅意耳。开洛收音机种类甚多，本埠装置一具，不过数十元，一次买定以后永不收费，而按日有五六小时之娱乐。……”
在紧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商家眼中，广播电台的出现首先是中国在通讯进步方面迈出的一大步，由此必将产生无法估量的丰厚利润，同时又兼得了“将上海带入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的美誉，可谓名利双收。而事实也已表明，以广播电台为代表的现代新兴传媒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影响远不止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这一端，对中国、特别是对上海这个城市和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书刊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意义更是显得非同寻常：这将使人们跨出原本狭小单调的、自在自为的、本土性的日常生活空间，而从精神视野和感知体验上，径直迈向那个超越有限时空的所谓“世界”，及其“想象的共同体”。
……
一言以蔽之，正是在上述文化生活景观汇聚而成的都市化语境中，在近代上海所造就的这种大众文化的“共同体”中，海派戏曲可谓是得天独厚，应运而生且应时而盛。
二、从茶园到剧场：戏曲娱乐空间的竞争与演变
倘若要为流逝的时代和人群写一本“娱乐史”，从娱乐活动这一视角来展现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并能真正透露出先民生存的意趣、气息与灵光，那么，听戏唱曲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
中国戏曲的发展进程，历来都是由官方和民间相辅（反）相成（承）的合力所推动。自古以来的俳优倡伶，原都属于“以伎（技）事上者”。从唐代沿至明季的教坊乐户，清朝的南府与生平署，便专门服务于宫廷娱乐。历代统治者也多表现出对演戏遣乐之事的浓厚兴趣，如元人进兵中原后，曾有令“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元史》）。上行而下效，当时不仅教坊等正式机构演出杂剧、传奇，民间艺人也竞相搬演，其中的演技出众者往往能出入宫廷，使得民间与官方的戏曲交流日益频繁，并延至后世。明清两代的王府戏曲及官宦家班也对民间影响极大。明太祖朱元璋曾分赐给藩王大量的乐户伶人和曲本（据说是意在削藩夺志），各地王府的戏曲活动空前繁盛。皇室内廷蓄养优伶，越发鼓荡了官宦世家对戏曲的嗜好。转至清乾嘉年间发生“花雅之争”后，雅部颓弱而花部上升，宫廷受民间戏曲的影响，变雅乐为乱弹，促使皮簧戏（京剧前身）迅速地成熟起来，进而带动了各种地方戏曲的兴盛。
商路的开通，城市的繁荣，由此而引发的声色欲望的膨胀，娱乐需求的热切，也大大刺激了地方戏曲的应时滋长和广为流布。如北宋的京城汴梁与唐都长安相比，其城市结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城市的“夜生活”从无到有，逐渐延长，内容越来越丰富。到仁宗庆历、皇祐年间，城市的“坊巷制”彻底瓦解，夜市已经通宵达旦，于是不论昼夜都呈现出一派欢场盛况。而唐宋以后出现的“散乐”、“路歧”、特别是宋代起更为商业化的“瓦舍”、“勾栏”，更使得民间戏曲长势兴旺。越来越多的江湖艺人以演戏作为游世谋生的手段，立集场，做买卖，嬉笑怒骂，自娱娱人。他们或为“坐贾”，在城市搭棚卖艺，招商引众；或为“行商”，在乡镇流动演出，露天作场，无意中便将各种奇巧技艺播散于民间。尽管民间戏曲鄙俚朴质，为官家仕族及其精雅艺事所不齿，但它仍在不断地扩大影响，逐渐为四方商贾百姓所熟知与喜好。而明清之际各地兴建寺庙、戏楼成风，贸易往来日益繁荣，商行会馆遍布要津，徽商、晋商等财力雄厚，呼风唤雨……乃至现代城市的踊跃兴起，娱乐业的激烈竞争，观众的喜新厌旧，茶园、戏园、剧院等演出场所的更替和完善……这一切都为地方戏曲的充分（或曰“畸形”）发展提供了种种优势条件。
正是凭借着官路、商路以及多方势力的带动，引领通融，逐渐开出了民间的戏路。地方戏曲，遂由乡间阡陌走向都市通衢，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平民百姓，一有机会便巧立名目搬演戏文：逢年过节要唱应节戏，祈神赛社则唱酬神戏；逢婚丧寿诞、新屋落成、喜庆聚会，大户人家唱堂会戏，平民百姓也会请个草台班子来助兴……但九九归一，要说戏曲活动对于日常生活的作用，那还是集祀神驱祟、风情礼俗、人际交流等社会功能为一体的民间狂欢式的“娱乐”二字。民间的日常生活，除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无非就是消遣取乐，即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也会设法苦中作乐。哪怕是最简单的情节套路，最拙劣的表演技巧，最粗俗的插科打诨，最露骨的声色调笑，照样能使人乐而忘忧，乐而忘形，随时随地享受到活着的乐趣。戏曲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能使人人尽兴忘情，全不惜奢侈糜费、游惰丧志，而这正是地方戏曲产生、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条件。
明清以来，上海深受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的滋养，开埠前一直追随着当时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扬州，并遵循自己的文化轨迹，逐步走向商业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开埠之后，特别是租界的设立，使上海呈现出五方杂处、万商云集、百货交汇的繁荣景象，城市氛围愈益浮华奢靡。戏园更成为豪富巨绅、达官贵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娱乐天地，所谓“不夜之芳城，销金之巨窟”。
天时地利人和，遂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戏曲活动的中心，与京城南北对峙，遥相呼应。
（一）从简易戏棚到中式茶园到西式剧场
清代上海民间的戏曲演出活动，除在筑有戏台的神庙和会馆演出外，一些营业性戏班大都沿袭宋元以来江南一带评话、弹词艺人以茶楼为场地的成规，于茶楼客堂内搁板为台进行表演。咸丰时期，外省地方戏艺人随各地移民大批迁居上海，营业性的演剧活动随之增多，外来的戏班艺人有的租赁市屋，划地为台，有的则随处以竹木芦扉搭建戏场或戏棚，开场串戏，聊以谋生。
上海最早的旧式戏院，人称“茶园”，以其不售戏票而只收茶资也。营业性茶园的兴盛，是上海戏曲活动走向商业化的一大标志。开埠之初，上海的戏曲活动仍以昆曲为主，名班荟萃，但尚无专门演戏的公共场所，演出主要还在私家花园中进行，如豫园、西园等。1851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戏园“三雅园”在县署西首（今南市四牌楼附近）顾姓巨族家中开张。戏台建于大厅中，上午卖花，下午晚上兼作戏园。当时城北租界没有戏园，故有“梨园新演《春灯谜》，城外人向城内跑”之说（胡寿田《海上竹枝词》）。1853年，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占领县城，“三雅园虽邻近县署，并无影响，小刀会并且保护着戏院，照常开锣”（赫马《上海旧话》），但翌年起义军撤退时毁于战火。此后六十多年间，租界逐渐繁荣，为商业利益所驱使，茶园迅速从上海老城内走向租界，由简陋变得齐备，不论在戏园构造、舞台置景、赠物取彩、邀请名角、服务质量、装潢设施等方面都竞争激烈，又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到1867年，时载“夷场”（即租界）便有“大小戏园30余所”（王懋材《沪游记胜》），到辛亥革命前后全市已发展到100多家。
